康有为屡次进京，除了寓居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和上斜街番禺会馆之外，最主要的寓所就是“金顶庙”了。《康南海年谱》曾屡次提到这座“金顶庙”：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三十七岁。“二月十二日与卓如（梁启超）同入京会试，……既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寓。”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二月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与梁小山寓金顶庙。”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5年），“四月，……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

这个曾与维新运动发生过如此密切关系的“金顶庙”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跟着当年维新派的足迹，来寻找这座“金顶庙”吧。

首先，必须确定“金顶庙”是在内城还是外城。《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9月）记：“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世凯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当时是八月初三夜，康有为尚在外城，因此，要等到午夜内城门开时方能入城到“金顶庙”。这就表明，“金顶庙”必在内城无疑。

那么，“金顶庙”在内城哪个方向呢？据张伯祯《南海康先生传》记载：“乙未，先师再入都会试，寓东城三条胡同金顶庙。”

现在，问题似乎很简单，只要在东城找到三条胡同，就可以找到这座“金顶庙”了。但是，在东城的几个三条胡同内都没有庙，不仅不见史籍记载，询问当地老人也说从没听说过“金顶庙”。显然，我们不能通过康有为所说的“三条胡同”直接找到这座神秘的“金顶庙”，还必须耐心地跟着康有为当时的踪迹去寻找答案。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1898年6月19日），有个御史叫文悌的给皇帝上了一个有名的严参康有为折，在这封奏折中，他透露了“金顶庙”的消息：“至康有为两三月中，凡至奴才处十余次，路隔重城，或且上灯后亦至，往往见其车中携有衾枕。奴才家丁问其随仆，皆言其行踪诡秘，恒于深夜至锡拉胡同张大人处住宿。盖户部侍郎张荫桓与康有为同县同乡，交深情密，……”但康有为否认此事：“吾累年来京，皆寓金顶庙，入城多宿于是，带衾枕者，以僧寮无是也。文悌心术诡诈，彼留吾谈而询吾从仆，曾访荫桓所，即以为吾宿荫桓所，荫桓无端被祸，实文悌妄指为之。京师危疑之地，可不谨哉！”康有为在四月已迁居上斜街，文悌只知他居住宣南，当内城门闭之后，康还在内城，这自然使他考虑康有为的住宿问题。他并不知道，康在内城还租寓“金顶庙”。但康的从仆的说法又必定有某种根据，合理的解释是，“金顶庙”必定距张荫桓住宅很近，近到可以张宅作为标记的地步。何以见得？八月初三日（9月18日）深夜和初四日凌晨，康有为在“金顶庙”得到谭嗣同向梁启超报告的访袁情况之后，于上午九时访问李提摩太，后又见伊藤博文，落日时回到南海会馆。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出走。初六日，政变发生，清军在南海会馆捕康有为不获，即向张荫桓宅扑来，关于此事，《驿舍探幽录》记载：“张荫桓云：本月初六日，缇骑数十人来我宅，封巷东西口，我以为查抄也，不敢出。有戚某奔避被擒，至官厅，群呼为康有为。戚遣人到我宅送信，始知缇骑为搜康而来。”清军是否进了张宅，张没有说，只讲封巷东西口。但从张本人没有出来这点上看，清军并没有进宅。因为张当时仍为户部侍郎，没有被罢官，未经张的同意随便入宅搜查，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其次，如果清军入宅搜查，张很快就会知道不是查抄，用不着等到“戚遣人到我宅送信，始知缇骑为搜康而来”。可见，清军这次有目的的行动，连张荫桓也误认为是包围自己的住宅了。那么在锡拉胡同张荫桓住宅附近有没有庙呢？有。在东安门大街城根边有两座关帝庙，一座在路南，一座在路北；在锡拉胡同后面的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城根旁还有一座关帝庙，这座庙紧靠着张宅的后面。那么，在清代，北京有没有呼关帝庙为“金顶庙”的习惯呢？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所附京城全图上在外城西护国关帝庙（在今万寿公园内，庙碑仍存）南标有“金顶庙”。《京师志》卷十四第二十五页记载，天仙庵“南有关帝庙，俗称金顶庙，已圮”。可见，“金顶庙”是关帝庙的俗称。至于为什么会把关帝庙叫做“金顶庙”，尚有待于考证。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座与张宅都十分接近的关帝庙究竟哪一座是康有为住过的“金顶庙”呢？我们已经知道，康有为是租寓“金顶庙”的，因此，在这三个关帝庙中必定有一个是出租房屋的庙寓。在宣统年间出版的一部北京旅游指南性质的书《都门纪略·都门庙寓》（增辑本）中，我们竟然找到了这座庙。“关帝庙，在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二十三号，旧门牌十二号，已为居民住宅。）这座庙紧靠着东安门外城根北夹道，与锡拉胡同仅一路之隔，紧邻张荫桓宅。不难想象，清军封锁这里的胡同时，张荫桓会以为是来抄他的家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康有为明明说“金顶庙”在三条胡同，怎么这里却是在烧酒胡同呢？东安门外大街（即今东安门大街）又称“丁字街”。因为在东安门大街沿城根边有一条夹道，沿城根向南延伸的称为东安门大街南夹道，向北延伸的称为东安门大街北夹道，夹道与大街正好构成一个“丁”字。如果我们以大街作为北夹道的头条，那么锡拉胡同就是二条，烧酒胡同就是三条。康有为可能是为了记忆方便而呼“烧酒胡同”为“三条胡同”的，这也符合北京的习惯。

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康有为的坐车在这小夹道里往来穿行的时候，人们会以为是到张荫桓宅去；为什么当清军来抓康有为的时候，张荫桓却又会以为是来抄他的家。更重要的是，在八月初四日凌晨，为什么康有为要赶到“金顶庙”听谭嗣同访问袁世凯的消息。——因为由袁世凯当时所租寓的法华寺（在报房胡同）到“金顶庙”，只要十分钟就可以走到了。

我们顺着当年维新人士活动的踪迹，终于找到了这座神秘的“金顶庙”。这是一座普通的小庙，但它却曾接待过叱咤风云的中华民族一代精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容闳等，与维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当我们找到这座“金顶庙”的时候，既看不到安坐庙堂的关圣帝，也找不到剃度出家的和尚。昔日的庙宇，今天已充满人间烟火。只有沿街那栋房子桁梁上依稀可见的彩画，还会使人想起这里曾经是一座小庙，仅仅是一座小庙而已。（辑自《北京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