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提倡维新变法，创立了强学会组织。后孙公园与嵩云草堂是强学会的两个主要活动地点。

                           （一）

孙公园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孙承泽的故居。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号北海，后又号退谷，北京人，崇祯进士，官刑科都给事中，清初，认吏科都给事中、吏部左侍郎。年逾花甲告休，著有《春明梦余路》、《天府广记》等书。孙氏的故居位于外城琉璃厂西南，今南新华街西，称研山堂，人称孙公园。孙公园分前后两部分，中间有一条小巷。前孙公园为主宅，后孙公园是别墅，规模宽敞。据乾隆十五年所绘《乾隆京城全图》，孙公园有大小院子四十二个，房二百八十余间，其中后孙公园有院子九个，房六十余间。前孙公园南起前孙公园胡同，北迄后孙公园胡同，东自前孙公园东夹道，西至前孙公园西夹道，长、款各九十余米，呈方形。后孙公园在前孙公园之北，稍窄长，东西八十余米，南北一百一十米，建筑较少，院落宽阔，北面多假山亭榭、树木花草，轩敞恬静，是宴游休憩的好去处，颇负盛名。当时提起这座私家园林，几乎尽人皆知，园门前街就是以孙公园为名，一直沿用主机至今。孙承泽死后，家境日渐衰败，其后裔先后将园林分区租赁或出售。乾隆年间，书法家翁方纲赁居前孙公园，因园中有合欢一株，故命名为青棠书屋。后孙公园也大部租赁给给兵部尚书彭维新等官员先后居住。光绪年间，大官僚孙家鼎依仗权势将后孙公园辟为安徽会馆，作为他的安徽同乡举子进京应试的住所。会馆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宽绰，约占会馆面积之半，改建为五进四合院，每进北房七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门前有大影壁，后院是花园，这一路被孙家鼐据为别墅。中路为安徽会馆正门，门前有大小石狮各一对前后排列着，作为上马石，后院也是花园，中间建起五进四合院，每进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唯第三进的北房建成两层楼房，对面是一座华丽高大的双层戏楼，东南建一魁星楼，两旁没有厢房，中路与东路隔一夹道，与西路却仅隔一墙。西路为三进四合院，每进北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花园较大，有石桥流水，东墙一月门可通中路。除此以外，孙家鼐又将前孙公园的后院划归安徽会馆，东头作为他的马号，其余房屋作安徽会馆的招待所。安徽会馆风景如画，“饮于碧玲珑馆，颇有竹石，清池曲槛，垂杨映之，为最佳处”。康有为创立强学会时，以安徽会馆为会所。

                    （二）

宣武门外的达智桥胡同（原名炸子桥胡同），是一条不太长的普通胡同。他与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却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来有趣，达智桥胡同的路南，有一座松筠庵，是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提倡变法维新的聚会处；无独有偶，胡同路北有一所嵩云草堂，是康有为组织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强学会的集会处。松筠，嵩云，同音，同闾，难怪不少人以为他们是同一个处所哩！

嵩云草堂的前身是接待寺古刹。乾隆时期，该寺也仅有大小院子三个，房二十间，规模还是很小。光绪年间，河南省旅京人士改建接待寺为河南会馆，称“嵩云草堂”，并加以扩充。会馆将寺后直至北面上斜街的民宅收买过来，连成一片，成为地跨达智桥、上斜街南北两条胡同的大会馆，规模相当可观，建筑也十分讲究。会馆的大门上悬挂嵩云草堂匾，进门有游廊直通大堂，嵩云草堂位于会馆的中心，是会馆的主要建筑，可容纳二、三百人。堂东面有供奉岳飞像的精忠祠，后来兼作戏台。祠北有报国堂，也是为祭祀岳飞而建。因为南宋著名民族英雄岳飞是河南人，所以河南会馆特建岳飞的祠堂。草堂的西面，前后各有假山，山上有轩亭，山下有水池，旁有一座“池北精舍”，作为宴赏之处。官僚士大夫们嫌弃京师酒肆的尘嚣，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嵩云草堂与松筠庵、陶然亭等处，即成为文人雅集之地。凡在嵩云草堂做东的，“均须于旬日前预定座位，方可折柬延宾”。这里既是文人雅士的好去处，又有可容二、三百人的大堂，所以被强学会选为集会场所。

                   （三）

强学会是康有为等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创办的。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慈禧太后执意投降，派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统治者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不仅康有为发动在京会试的举人千余人举行“公车上书”，而且官僚中“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慈禧不顾群情激愤，逼迫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面对祖国的危亡形势，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从“公车上书“受阻吸取了教训，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变法救国，单纯依靠朝廷是难以办到的；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发动。但“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无人敢创报以开知识”，所以“变法本源，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他们选择在北京开学会，这样既可以收到“登高呼远”“令四方响应”之效果，“尤可自白嫌疑”，表明只是为了救国，并无危害朝廷的意图。并认为应该首先办报，以启迪官僚士大夫，“通其耳目”，然后组织学会。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便自己出钱创办了一份《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二日出一期，免费赠与在京的官僚士大夫阅看。后来康有为没钱了，就典当衣物，维持办报。“办报两月，舆论渐明”收到很好的效果。

至于组织学会，更是困难重重。在那专制腐朽的封建统治下，哪有什么民主自由，哪有集会结社的合法权利？而且，“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学，故转移极难”。康有为不惮辛劳，四出活动，每日向士大夫宣传创立学会的意义，邀请思想比较开通的人士一起“游宴”，鼓励参加学会。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三次举办学会，结果都没有成功。后来，争取到光绪皇帝的两名师傅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帝党首领翁同龢与工部尚书孙家鼐的暗中支持。七月初，康有为、梁启超与帝党官僚户部郎中兼军机章京陈炽、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刑部郎中沈曾植及其弟编修沈曾桐、编修丁立钧、观察使袁世凯、内阁中书杨锐、编修张孝谦、御史王鹏运、编修徐世昌等人，共同召开了强学会筹备会。会上，“即席立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选举陈炽为提调，张孝谦为助理，梁启超为书记员；推举康有为起草强学会序言和章程。北京强学会终于成立了。孙家鼐将安徽会馆（后孙公园）的一部分给强学会作会所，会议骨干经常在这里商讨会务。列名会籍的正式会员有数十人，参加活动的人就更多了。假嵩云草堂（河南会馆）为集会场所，每十日集会一次。每会必有演说，康有为成为主讲。他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以他爱国的激情、先进的思想、雄辩的口才打开了听众的心扉，激起共鸣，于是“来者日众”，“大夫云从”。

局面打开后，康有为等准备扩大计划，除继续发行《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之外，还准备在文化街琉璃厂开办“书藏”（图书馆），设强学书局，翻译出版图书，派遣游学（留学）、游历（出国考察）等等。这计划得到中央与地方部分官僚的支持。例如，翁同龢答应每年由户部拨给若干资金和印刷机器，孙家鼐代筹馆舍。强学会又向各省督抚发函，请求资助。于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与刘坤一各捐金五千，提督宋庆、聂士成等各捐数千金。就连李鸿章也“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李鸿章亲手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声名狼藉，臭名昭著，强学会予以拒绝。

正当强学会蓬勃发展之际时，实以埋下崩溃的危机。一因内部成分复杂、队伍不纯；另因外部顽固派时时伺机反击。康有为为组成强学会，倚重帝党官僚，使他们在会中所占的比例很大，还把陈炽选为提调；更甚者，把反复无常、当国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得意门生张孝谦也拉入会，选为助理。这些人入会目的与维新派不同。例如，康有为要办图书馆作为宣传维新基地，扩大人们的文化知识，而张孝谦却要办成书店，售书赚钱，“藉以渔利”，康有为对他进行驳斥，闹得“举座不欢”。张孝谦怕言官弹劾，又拉了御史禇成博、张仲炘入会，倚以为重。禇、张“于时务亦全懵懂”，而且“气焰最纵横”，拉他们入会，无异于引狼入室。果然，八月间禇成博反而同著名的顽固派协办大学士徐桐一起准备弹劾强学会，吓得陈炽、沈曾植力促康有为离京，以免遭受迫害。康有为创立了强学会，反而未担任领导职务，致使大权旁落；此时又受逼迫，不得不于八月二十九日（10月15日）前往南京，游说张之洞在上海创立了上海强学会。康有为离京后，梁启超虽留在强学会办事，但实权仍被张孝谦所垄断。张先与丁立钧龃龉，后又联丁攻击陈炽，闹得内部意见纷纷，矛盾重重。所以，康有为无限慨叹：“盖会事甫盛，而衰败萌焉。”会外守旧之徒更乘机打击。十一月间，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首先发难，弹劾强学会，以“私立会党，显干例禁”的罪名，奏请查封。于是，刚刚成立四个月的北京强学会和仅成立一个多月的上海强学会就同时被查封了。至此，张之洞等人请除名会籍，大多数会员也“群相避匿”；力图恢复强学会的，只有梁启超、杨锐等寥寥数人，但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后来，御史胡孚宸奏请解禁，清廷才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派孙家鼐管理其事，但“已尽失开（强学）会之本旨，仅存其外观而已”。

强学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是“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为宗旨的爱国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强学会确实团结了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宣传了维新变法思想，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强学会虽封禁，然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此后两三年内，各地学会、学堂、报馆有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为戊戌变法奠定了基础。

              （四）

强学会的诞生，是维新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强学会活动的两处主要遗址——后孙公园与嵩云草堂，是后人缅怀前贤的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嵩云草堂又曾作过保国会的会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15日）康有为创办的保国会在嵩云草堂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大会。民国初年，河南会馆迁至粉房琉璃街路东，嵩云草堂由河南同乡会办起河南旅京中学，后来改名嵩云中学。虽改建了一些建筑，但基本上仍保存着当年嵩云草堂的风貌，原嵩云草堂作了学校的礼堂。

解放后，嵩云中学合并于燕翼中学，改称北京市第十四中学，校址设在原燕翼中学后面。嵩云草堂原址改办上斜街第二小学。1974年，拆掉了嵩云草堂的大堂和戏台（精忠祠），改建为四层（西头五层）教学大楼，1976年落成，作为北京市二0四中学校址。新建教学大楼的北面辟为操场，南侧建起一排教工宿舍。宿舍南边筑起一道围墙，将原嵩云草堂截为两部分，北面为二0四中学校舍，大门开在上斜街，至此，当年的建筑已荡然无存；南面成为居民大杂院，只有南大门是原来的建筑，还保留了一些民国初年的建筑，而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地上又都建起了许多简易房子，嵩云草堂都已面目全非了。

后孙公园（连同前孙公园）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德军占领，设立司令部。德军残暴之极，杀人如麻，焚掠无度，居民深恶痛绝。九月十三日（11月4日），有人向安徽会馆抛掷砖瓦。德军则滥捕附近居民，加以百般毒打，并连日焚烧会馆比邻的房屋近百间，会馆迤西的兴胜寺古庙、馆后八角琉璃井义学也都化为灰烬。“计会馆左右后三面，凡附近三四丈之房，无拘大小，尽皆烧尽。遥望火场一片糊砖破瓦，惨目伤心，莫可言喻。”

安徽会馆在1919年（民国八年）取消，由会馆的最后一届负责人同灏之将房屋出租给居民。1926年会馆西路创办了安徽中学，后来徐悲鸿在此创办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日本人侵入北平，同灏之逃回安徽，会馆落入日寇之手。会馆东路（原孙家鼐的别墅）被日本人卵翼下的朝鲜人占为制作海洛因的厂房，不慎失火，各主要建筑全被烧毁。抗战胜利后，在此开办龙门酱油厂，解放后改办后孙公园胡同小学，现门牌为后孙公园胡同三号，仅存原有的大门，后面的房屋已拆毁，兴建了教学大楼。会馆中路，前后各院均为居民住房，房屋保存完好，后花园已建房住家，原第三进院内的戏楼和后楼的楼房一带，1958年椿树公社办了“万人食堂”，用饭者二、三百人。1960年改办椿树食品厂，曾一度作为椿树图书馆，后拨归椿树五金厂，最后拨给整流器厂，现在成为该厂的仓库。戏楼经段祺瑞政府修葺，现在仍很完好。1984年戏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会馆西路，现门牌为后孙公园胡同二十七号，房屋完好，为居民住房。中路现门牌为后孙公园二十五号，门前仍存小石狮一对，但已伤残。那对大石狮在文革初期就地挖坑埋藏起来。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