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会馆是康有为在北京居住和进行维新变法活动的地方。 南海会馆旧址，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四十三号。据叶恭绰《北京岭南文物志》一书记载，各省在京会馆创建于明代初期。广东省在北京有会馆始于明嘉靖末年，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明代初年，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当时广东士人读书的风气极盛，在科举制度的吸引下，他们纷纷到京师“共奋功名”。由于从广东到北京，千里迢迢，到京后人地生疏，只得租住客店，经常受到店家的苛索。到了嘉靖末年，在京师供职的一些粤籍官僚，出于同乡之谊，便相互邀集，筹措资金，在北京购置房产，供到京应试举人住宿之用，于是在京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会馆。 蔡廷锴先生在为叶恭绰《北京岭南文物志》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当时创设会馆的动机，主要是笃于乡土之谊，便于来京应试和旅居者而设。”蔡廷锴先生这段话，说明了当时会馆的性质。 南海会馆，创设于1824年（道光四年）。据该馆旧址所存《新建广东南海县会馆碑记》的记载，自清朝开科至道光初年，广东举人中额者七十二名，其中南海县占有四分之一，南海县每次来京会试者不下百人。因当时还未设南海县属的会馆，省属会馆又限于地方窄小，所以仍有不少举人只得就市为舍。道光三年（1823年）一些南海县籍的官僚开始议建南海会馆，并捐资筹备。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吴荣光，以及李可琼、邓士宪各捐五百金，余者多少不等。不久，共筹捐资金一万三千两，先购宣武门外米市胡同曾任工部尚书的董邦达故第进行修治，此后，又将余款再购米市胡同房舍一幢出租，将所得租金作为馆中经费，并雇专人负责管理，南海会馆正式设立。 据记载，所购董邦达故第“形势安恬，堂庑爽恺，花木竞秀，丘壑多姿”。可见，当时会馆已是风景宜人了。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由于南海县上京应试举人越来越多，原有的房屋不够住宿，有的举人竟住到户外走廊里。为解决住房困难，又于会馆之南再购宅一区，稍加葺治，使它和原来的房屋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院，南海会馆遂具规模。 从收集的资料及旧时所拍的会馆照片看，整个会馆是一个大院，大院中又分为十三个小院。有名的“七树堂”小院，位于会馆的东北面。小院内有三排房子，分别为北房、东房和西房，形成倒凹字形，各幢房子有走廊相通，走廊均为木结构，布局整齐。南面有院墙，有门出入。小院中有一座石砌假山，高丈余，有一座凉亭，亭内设有雅座，是读书乘凉的好地方。此外，小院内种有七棵老槐树（七树堂以此得名），并有榆树、青藤、丁香和各种花草，环境更显得优美、雅致，令人神往。 然而，这个专为接待应试举人，看来十分安静的地方，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却成了维新运动的策源地。从这里兴起的变法风云，震撼了中国大地！ 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光绪八年（1882年）第一次来北京参加顺天会试，就住在南海会馆七树堂的汗漫舫。汗漫舫位于七树堂西面，坐西朝东。因它的北面紧靠老便宜坊的二层小楼，从七树堂北望，那个小楼活像一只画舫，浮动于七树堂之北。康有为凭借丰富的想象，以南海会馆为海，以老便宜坊的小楼为舫，作汗漫（广泛，漫无边际）游，故称自己的住屋为“汗漫舫”。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又从广东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应考，仍住在汗漫舫。到京不久，他就满怀救国热忱写了一封言词激烈的《上皇帝书》。这是他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他慷慨激昂地说，如不变法，数年之间，将会出现“四夷侵于外，乱民侵于内”的局面。这篇上书虽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的手中，却在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抄，产生很大的影响。 上书没有被接受，应试又遭落第，这对康有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他并没有灰心。不久，他回到广州，开始聚徒讲学，培养变法维新志士。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正当中日谈判《马关条约》的时候，康有为再次进京，还是住在南海会馆。这年5月2日，他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在松筠庵聚会，发动“公车上书”，再一次提出变法主张，轰动全国。这年八月，他在南海会馆几次和其他维新人士集议，决定成立强学会，康有为作《强学会序》，痛陈列强侵略下的危迫形势，阐明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宗旨。强学会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为了便于会员学习，强学会还在琉璃厂开设图书馆。强学会成立后，为了大张旗鼓进行动员，六月十九日（8月17日），康有为又在南海会馆自己出资创办《中外纪闻》报，每次发行两千多份，宣传维新思想。 由于南海会馆既是康有为的住地，又是《中外纪闻》报办公所在地，维新派人士和强学会成员经常出入于南海会馆，康有为经常和维新志士在他所居住的七树堂小亭中商讨变法大计。故而，南海会馆门庭若市。维新声势的增大，引起了顽固派的惊恐。他们对《中外纪闻》报尤为痛恨，对强学会也进行了恶意的诽谤。十一月（1896年1月），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攻击强学会“私立会党”，奏请查闭。早就准备动手的西太后，立刻令光绪下令查禁了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康有为只得返回广州继续讲学。在这期间，康有为写了一百三十九首诗，艺术地概括了他这个时期领导公车上书和强学会的战斗历程。这些诗大都是在南海会馆写的，故以他所居住的汗漫舫作为诗集的名称，题为《汗漫舫诗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天，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康有为又赶赴北京，再次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措词较过去更加激昂。他大声疾呼：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好比药线连接的地雷，“一处火燃，四面皆应”。他指出，国内人心离散，“危机遍伏”。并警告光绪皇帝，如果不“及时发愤，革旧图新”，那就不但保不住一个“苟安旦夕”的局面，而且，皇上和大臣们要求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不可能了。 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一再推动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变法维新运动。在这段时间，康有为在南海会馆不断地向光绪上奏折，并送上《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等书稿。据他的学生麦仲华说：“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六十三首。”在上奏最勤的时间，几乎每天发出一封。他的弟弟康广仁这时也来到北京，住在南海会馆，积极协助康有为从事新政工作。此时南海会馆成了维新派活动的中心，会馆门前本来就不大的米市胡同，经常车水马龙，冠盖如云，有时简直是水泄不通，达到了建馆以来的鼎盛时期。 遗憾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而告失败了。戊戌政变发生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南海会馆门前风云变色，由慈禧的爪牙、步军统领崇礼亲自带领了三百名禁卫军包围了会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捕。不久和谭嗣同、杨深秀、林旭、刘光第、杨锐一起遇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康有为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结束流亡生活回到祖国。 康有为晚年曾游历了苏、杭、泰山等地，最后来到北京。他在梁启超等人的陪同下，先到菜市口，凭吊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的弟弟康广仁和志士。然后回到南海会馆，站在门外，思绪万千，老泪纵横，久久不想离去。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南海会馆也变得冷落萧条。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南海会馆又遭数次劫难。特别是在1948年，国民党当局竟然因会馆住户交不出捐税，将会馆树木全部砍掉以抵捐税。会馆的房子也由于长年失修而岌岌可危！ 解放后，为了把会馆的财产交回到人民手中，在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下，于1951年9月30日召开了第一次各会馆代表会议，选出了由杨晶华、沈太闲、罗昌、康同璧（康有为的此女）等二十一人组成的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筹备委员会，杨晶华为主任委员，沈太闲、罗昌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调查登记，据统计当时会馆房屋还有一百四十五间（不包括附属房屋），占地约七亩七分。1952年11月23日，会馆管理筹备委员会再次召开代表会议，正式选出了由蔡廷锴、叶恭绰等二十一人组成的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在委员会主持下，曾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两次对南海会馆进行修缮，计经修理房屋一百三十五间。修缮后的会馆，基本保持变法维新时的面貌。所有房屋安排居民居住，约有住户八十多家，二百多人。 为了纪念戊戌变法，1953年，叶恭绰分别在南海会馆大门题“康有为故居”额和在康有为住过的小院门口题“七树堂”额。据称，当时会馆中尚有石碑十四块。 十年内乱中，南海会馆也和全国各地的许多文物古迹一样遭受劫难。石碑被敲碎，匾额被砸烂，有的房屋被拆毁，大院门前斑痕累累，各小院墙均已拆除，假山、凉亭已不复存在。康有为住过的汗漫舫已被一排砖砌小厨房挡住，石碑只存三块，而且都被用来铺路，其中一块碑文已经磨损，字迹难辨。整个会馆已是面目全非了。

现在的南海会馆已被列为北京市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