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发现秋日的天空高远起来，太阳也显得干干净净，不像早些时候让人浑身黏糊糊的，我们就在一道堤上刨地瓜。我说过，此处的一道堤其实只是仅仅叫堤，充其量只是一条隆起的凸状地带，顺着马颊河连绵向东北延伸。怪了，几天前这堤上还是绿幽幽的看不见边际的地瓜藤蔓，转眼间已是该收地瓜时节了。社员们在集体劳动刨地瓜，堆成像小山一样的形状，然后按每家每户人数分配，这个时刻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不是我怎么喜欢它，而是往家收东西使我有一种本能的喜悦。队上有一杆能打几百斤的大称，称杆很粗，黑幽幽的颜色上面刻着金色的大花点称星。我们家的地瓜总是堆很小，当然是因为我们人少，但这一点仍然让我生气。生谁的气，当然是父亲母亲，我不明白他们都在城里上班，却把我自己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看看旁边别家的堆上都有一个较大的地瓜，被会计用钉头什么的写上这家主人的名字，比如玉锁啊保力啊，就连名字也比喜禄的名字刻得鲜亮大气，喜禄是我爷爷的名字。我很惆怅，不时看看横在眼前的大路，总希望那辆从聊城开往王丰的公共汽车开来，那辆车上一般不会在康庄停，唯有的一次那车竟然停了，随着车门哐当打开，下来一个人，是父亲，他还连连向车上的人招手说，小侯，有空到家来玩啊！在路上聊天的人和走在路上的人纷纷围过来满含羡慕地给父亲打招呼，嘿，坐汽车来的啊。父亲也不理我，径直往家走，我则在后边一蹦一跳地跟着，到了家门口，扯着嗓子喊，奶奶，俺爹来了。

    但是现在是晌午，没有汽车来，那班车是下午的，我只有继续惆怅，沮丧地守着爷爷、奶奶和我三个人的地瓜堆。

    分东西少让我难过，但多了也是让我不高兴的事情。那是在黄楼的打麦场里，姥姥全家人都在赶着过麦，过麦是很累人的时刻，也不是活让人干不动，是紧，所有的农人们都紧，紧的顾不了吃饭。喝水倒是很好玩的，大人从井里提一筲凉凉的井拔凉水放在地头，代销点里再花一毛钱买一包糖精放进水筲，啊，那种清甜甘洌的滋味让我们的童年大放异彩，以至很多年后我始终不明白那小小的一包糖精竟能让一大筲水这么甜，而它的价格又如此便宜。

    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我竟然被姥姥大声呵斥了，原因很简单，本来那天我活干的很欢，割完的麦子成铺成排的在地上躺着，大人从地里敛麦子，小孩在前边顺势将捆麦子的草腰子摆放地上，要两步远摆放一条。我嫌这活太轻，就主动往拉车子上抱麦子，弄的浑身上下沾满芒刺，为此舅舅还表扬了我。可到了麦场里，看着两大跺麦子就说了一声，哎呀，咱家的麦子咋这么多啊？这当然是一句不适时宜的废话，姥姥立即看看四周转身大声训我说，你这孩子乱说啥，别咋呼了。农人对财富啊，粮食啊不能说多，因为一说多大概它们便不再来了，是不吉利的。

    晚上回家一般很晚，提前回家的姥姥把前几天用簸箕搓的麦粒送到磨房里磨出一小袋面擀面条，那叫新麦子面条，家家户户大概都这样做。舅舅赶忙着扫院子，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还泼了水，使夏天那尘土的味道长久地在鼻前弥漫。开饭了，姥姥端着一大盆面条放在院中地桌上，给每个人盛上一大碗，很快吸吸溜溜的声音不绝于耳。真好喝啊！那种带着泥土芬芳的香味和伴有葱花味道的鲜美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来回穿梭，白天被姥姥训斥的事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作者系山东莘县分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