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将西花厅问话的情况上报了光绪，光绪提出要见康有为。恭亲王奕建议，不妨令康有为先将书面的意见呈报，如觉的有必要，再召见不迟。五天，一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将《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日图新以存国祚折》，即《上清帝第六书》，以及《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呈递总理衙门。这是“千载一时之机”，上书虽被恭亲王等人以审查为由扣压了约一个多月，还是呈至到了光绪帝手上。《上清帝第六书》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为最重要的上书。在奏折中，康有为给光绪帝和清廷最高决策层提出了三条纲领性的建议：一、由光绪皇帝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这可以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表明要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全新的政治体制。二、开制度局于内廷，征召天下通才十数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新政局，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其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三、设侍诏所，允许天下人上书，无论是臣民还是民间草民百姓，都可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对这些上书，不得由堂官代递，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这样，人人都可以为变法献计献策，朝廷也可以发现人才。这三条建议，康有为说“取鉴于日本之维新”。后来光绪帝先部分采纳了第一、三条。在最重要的第二条中，康有为为了能使皇上通过，将《第五书》中的“开国会、定宪法”两项较为激烈的政治主张，改为“开制度局”，采用了渐进的策略。他本着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第一次明确提出必须实行议政和行政分离。这就需要特设议政机构，专门议定新政，如果能开制度局，设专官进行讨论，变法才能进行下去。这等于说，原有的六部不可能推行新法，需要另设新政局，成为实行新政的行政机关。这个提法全新又大胆，撇开六部乃至军机处，否定了整个旧官制，重起炉灶，建立一套与旧官制相对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官制。他说，对于地方官制，“其省直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经，习气极坏”；地方衙门也只管税收断狱。民间疾苦，无由上达，造成了国家政治生活死气沉沉，所以，要将变法推向全国，也必须改革地方官制，在全国范围内，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不拘官阶，有权专折奏事，可以自辟参赞随员，办理农工商学事宜；每县设立民政局，会同地方绅士，共议新政。总之，“开制度局”的目的，是想通过新的政权机构总揽新政大权，一方面排除守旧官僚对新政的抵制和干扰，另一方面提拔维新派进入新政机构，参与政权，以利新政的推行。它马上受到极为强烈的批评、反对和质疑。因为这样一来，原有的行政体制将被全部废除，原有的官吏势必面临生存危机。于是，说康有为等人动机叵测，试图通过新设机构夺取枢府之权；康有为提出的各道设立民政局的建议，是以民政局夺取各省督抚之权。据说，光绪帝看了《上清帝第六书》一折，“非常满意”，“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三月十二日，康有为再向光绪呈递《上清帝第七书》，这是关于改革科举制度的一折，“易八股，以策论”。后来，它在读书人那里引起巨大波澜，甚至有人要进京刺杀他。《俄大彼得变政记》是一部关于彼得大帝将俄国由弱国经改革而成强国的书。俄国最开始和中国的甲午一战相同，但因为有了彼得大帝，俄国一变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关键在哪里?在彼得大帝坚决、勇敢地摒弃一切旧的传统，大胆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你看彼得：“彼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君臣阻扰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于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万法并兴……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此其神武独授，破尽格式，操纵自在……辟地万里，创霸大地。”这番话，这番诱惑，这番变革的前景，如何能让光绪帝在龙椅上坐得住?康有为接着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君权变法”。俄国就是榜样，彼得大帝就是榜样。俄国曾经被瑞典削弱而被西方各国鄙视，就是因为彼得大帝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其速度之快，世界上少有。他劝光绪帝好好学学彼得大帝。彼得还有一个优点，是不疏远人民，深知民情。到这里，康有为开始直言不讳了——中国弊端丛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皇帝太尊，脱离人民，“人主不患体制之不尊，而患太尊”，不接受自己的臣民，下情不通，就无法吸收臣民中的有才者参加国家政权管理。而目前守旧大臣充斥朝廷，面对这一巨大障碍，作为君主，要破除千年自尊自愚之习的同时，勇敢地“朝纲独断”，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不这样，“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他暗示清王朝必将会面临灭亡的边缘。不久，康有为又呈上了《日本变政考》。此书由总理衙门代呈光绪皇帝并送慈禧太后御览。这本书是康有为以女儿康同薇所翻译的有关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料为素材，加工编纂而成。它以编年史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分条描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重点介绍了明治政府实行的变法改革措施。
为何要“采鉴日本”?
答案很简单，一直被大清帝国瞧不起的东夷小国日本，正是由于明治维新的变革，才强盛起来。在甲午一战中，竟然以胜利者的狂态完全战胜了大清。中国与日本地理相近，文化风俗相似，原来所处的社会性质、制度、受外敌侵略的形势也与中国近似。所以康有为说“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日本变法的措施提供了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变法中的利弊、曲折则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这样，可以“收日人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少走弯路。向日本学什么?
“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其余自令行若流水矣。”(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最重要的，还是官制改革，这是日本骤强的最重要的原因，“日本变法所以能有成者，以其变官制也"，变官制，就要先开制度局，重修会典，大改律例。据说，光乡帝阅之专喜"，一卷刚进，又催下卷。“目置左右，次第择而行之。”李盛铎是卧底，还是叛徒?
不久，康有为的得意弟子麦孟华、梁启超等人和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也来到北京。先是梁启超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宣传维新变法。在1898年春他突患重病，几乎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便到上海就医。在乘轮船顺长江而下去上海的途中，他和同行的友人谈起救国之事，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为救国为第一要义，同此意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作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需尽力进行。然此时方为吾辈最艰苦之时，今日不能不先为筹画及之，人人当预备有此一日。万一到此时，不仍以为苦方是。”(梁启超《京中士大夫开保国会》)这番话实在有些壮怀激烈。是他预感到了在这个特殊的戊戌之年，他和老师、同仁将会迎来那一场惊动天地的壮举吗?三月，大病初愈，他接到老师的信决定立刻北上。行前，他来约正在上海办印书局的康广仁。康广仁有些为难，因为在上海的出版事业刚刚打开局面，不愿离去。但是，当他看到梁启超大病刚愈，身体非常虚弱时，又很不放心他一人上路，于是决定“护视其病，万里北来”。这年正值会试，各省的万余名举人再次云集京城。三月下旬，康有为口授一折《乞力拒俄请众公车保疏》，抵制俄国向清廷强索旅顺和大连湾。在麦孟华、梁启超呼吁下，两广和云贵等百余举人来到都察院请求待递上书。四月下旬，来京参加会试的山东举人带来一个消息。年初，一群德兵擅自闯入山东即墨文庙，打毁了孔子神像，将子路像的双目挖去，康有为决意利用此事来推动变法，命弟子四处活动，联络各省举人分头上书。由麦孟华、林旭、梁启超等十二人联合署名的一份《请联名上书查办圣像被毁公启》，很快被送到各省会馆。这份公启以保卫孔教为号召，立刻激起了各省举子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响应，林旭等三百六十七名福建举人，汪曾武等二百零四名江苏举人，麦孟华、梁启超等八百三十一名广东举人，以及湖北、湖南、安徽、广西等省一百一十名举人先后向都察院上书，请求清廷向德国政府抗议，查办破坏孔庙之人，赔偿损失。康有为还策动了御史、翰林院编修等一批中级官员向清廷上书。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等一百五十六名中下级京官的联名上书。由京官上书，这样大的规模在清朝的历史上少有。此时，在北京由年初康有为创办的“粤学会”的影响带动下，各省的知识分子也在京成立了“闽学会”“陕学会”“蜀学会”等学会组织。康有为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成立一个总的学会机构，将这些分散的学会集中起来。这样，影响会更大，对推动变法有利。恰好，这天，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来拜访康有为，两人在交谈中，李盛铎也对成立一个大的学会态度非常积极，认为这样就可以团聚天下英才，一拍即合，康有为很高兴，当场约请李一起作为发起人。李盛铎当即应允。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主张内政改革。他曾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与京师主张维新的官僚汪鸣銮、文廷式、志锐等人多有交往。所以，一些倾向维新的官僚将他看成能够为光绪效力，辅助中兴力图振作的得力人才。他和康有为多有交往，曾经代递过奏章，所以也就取得了康有为的信任。但他官瘾大，两面讨好，是个十足的两面派。看上去侧身帝党，却又百般取悦后党。他和后党的核心人物荣禄深有渊源，甲午一战时，曾被荣禄力荐充当督办军务处文案这一重要职位。所以，正是由于他的太右逢源、两面讨好，使保国会不久很快被弹劾解散。他是保国会的发起人，又是保国会的掘墓者。按康有为的设想，保国会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团体。经过一番筹备，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南横街的粤东会馆举行。到会的有各省应试举人、京城上至二三品大员、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下及于在京之行商坐贾，约二三百人。粤东会馆的入口处，大书着保国会的标语。会场设在后院的戏楼，人声鼎沸，座无虚席。这是我们今天所能查到的康有为留下来的，发表在当年《知新报)上的《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演说词》，现摘片段：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孟子日“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故割地丧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忿，洋人岂敢正视乎?而乃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励，非吾辈自卖地而何?故鄙人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责我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今日之会，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为江河。果能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尽管这份演说词经过在场记录，会有一定的修饰或加工，但仍然能清晰听到康有为的一腔激愤的爱国情怀。他“泪随声下”，听众也“有泣下者”。之后，这份演说词在士大夫中不胫而走，传遍很多城市。它马上就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最先发难的是广东籍的许应骙和兵部左侍郎杨颐，他们的借口很荒诞，为“惑众敛财，行为不端”，警告广东同乡不得再允许康梁的保国会在粵东会馆聚会。保国会的第二次大会，改在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河南会馆嵩云草堂举行，公推梁启超等人发表演说。之后，又在贵州会馆召开了第三次大会。一时，康有为再次震动京城，成为爱国保国的旗帜和中心人物。公车如云，频频前来拜访，他只得每日奔忙不暇，“分日夜之力，往各会宣讲”，连一些王公贵胄，也纷纷以能托人约见到他而为幸事。受他和保国会的影响，各省很快相继成立了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但遗憾的是，保国会也就仅仅召开了这三次大会而已，不久烟消云散。这当然与它的另一个发起人李盛铎有关。早在保国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前的四月十六日晚，徐桐、荣禄便将李盛铎找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不准他与康有为等大逆不道之人再有任何来往。据刘禺世的《世载堂杂忆》中说，当晚面对徐桐的痛斥，李盛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以媚徐氏，所以李加入和发起保国会的目的，是为了窃取康有为活动的情报。这样说，李盛铎就是荣禄派去的“卧底”了，有人对此种说法认为不合理，理由是既然是卧底，就用不着公开宣布退出保国会，应继续留在会内搜集情报才是。荣禄的那番杀气腾腾的话，就是面对李盛铎说的。他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着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李盛铎这个“发起人之一”连保国会仅有的三次大会他均未参加，很快宣布退出。之后，一看事情不妙，马上掉转过身来上书《会党日盛，宜防流弊折》弹劾保国会和康有为。这不仅仅是叛变，甚至是急速出卖，恨不得将康有为推入狱中或杀掉，来保全自身。而首先向保国会发起攻击的人，是吏部主事洪嘉与。这个人更是个心胸狭隘之徒。保国会成立之初，他欲趋新，想结识康有为，三次登门拜访，正赶上康有为在外忙碌不遇。洪不死心，给康有为留下了自己的地址。不料门房由于成天上门来访的人多，把此事忘记了。所以，这件事康有为并不知道。但洪嘉与心中却结下了仇恨，认为康有为瞧不起自己。一日，浙江一个叫孙浩的举人来拜访洪，想走洪的门路考经济特科。洪对他说：“当今主考官很恨康有为，你如果能抨击康有为，必可取特科。”孙浩马上写了《驳保浙会折》，洪嘉与又代草了《驳保国会章程》，对保国会和康有为大肆攻击。骂康有为是“地方大光棍”，想做“民主教皇”“邪说诬民、摇动人心、形同叛逆、辩言乱政”。洪将此两折印制千册，以孙浩的名义遍送京中大员。五月二日，御史潘庆澜上《请饬查禁保国会片》，攻击保国会聚众不道。加上李盛铎的弹劾，守旧派大臣刚毅已经做好了查办的准备，只等皇上下令马上动手。这个时候，光绪说话了。光绪对刚毅和别的大臣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哉?何可查究耶? ”礼部尚书许应骙和御史文悌上奏参劾康有为，要求将其驱逐，文悌为激起满族统治者的不满，宣称康有为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嫌。对文悌，光绪帝十分生气，痛斥其受人支使，结党攻讦。怕慈禧太后见了后追问，光绪帝将所有参劾保国会的奏折提出封存。他说：“突遭许、文狂噬，即拂衣欲去，不意刘整弹章，反成祢衡荐表。”恰在此时，清廷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五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日，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恭亲王之死
恭亲王的地位，极其特殊。除慈禧太后和光绪外，他是“第一执政者”。1861年，他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也是在这一年，他提出了“自强”的口号，发起了对近代中国深有影响的洋务运动。深有远见的他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终于剿灭了太平天国。同时，他推行新式练兵，开办军事工业，编练代陆军，筹建海军。更可贵的是，他创办了近代工业，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铁路...在教育上，开办京师学堂(聘洋人教西洋理工科学)，力主第一批小留学生去美国等。大清历史上，近代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创并到来了。“同治中兴”这赫赫功绩，第一个该记在他的头上。但他终斗不过他的嫂子，惯用权谋、心计太深的慈禧太后。他干得越出色，慈禧越提防，将他看成皇权最大的威胁者。叔嫂双方整整斗了三十年，1865年3月，慈禧巧妙地利用编修蔡寿祺对他的弹劾权纳贿，徇私骄盈”，说他目无君上，拟了一道错别字连篇的“懿旨”：“恭亲王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要免去他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等职位。虽然遭到全体王公大臣的反对，最终还是撤去了议政王的头衔。1874年，恭亲王因反对重修圆明园，并劝戒同治不要微行私出，同治帝再次要撤奕诉，全体军机大臣再次抗命，同治与慈禧才不得不退让。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后，终于又用“萎靡因循”四个字，罢黜了恭亲王的一切职务，令其“居家养疾”。这一赋闲，就是长长的十年。这是他生命中最成熟、最能做大事十年。被罢黜后，奕诉只能在自己的王府里消磨自己的才华和生命，他集唐人的诗句为若干首诗，足见其郁郁难言之心绪：纸窗灯焰照残更(齐已)，半砚冷云吟未成(殷文圭)。往事岂堪容易想(李珣)，光阴催老苦无情(白居易)。风含远思翛翛晚(高蟾)，月挂虚弓霭霭明(陆龟蒙)。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是和是战朝中纷争不决，在李鸿藻和翁同龢同等人的一再要求下，慈禧太后才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启用了恭亲王主持大政。但十年的消磨，人是心非。加之他确是老了，又患病，来日无多，随着甲午一战，他殚精竭虑让李鸿章建立起的北洋海军舰队灰飞烟灭三十年的洋务之弊清晰显现。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已被朝野各界认同。是旧体制严重束缚了中国的发展，大清向何处去，再次摆在人们面前。他极度矛盾。依他办了三十年洋务的经验和远见卓识，他明白大清不变，断无来日。所以，对于康梁办的强学会、保国会等等，在守旧派屡屡阻止的时候，他一直很低调，他是在观望吗?这也在客观上保护了年轻的维新力量。还有一点，遍查史料，发现他和康有为竟没有机会见面，也算缘吝一面吧。唯一的一个机会是总理衙门问话，那天他有要务和洋人商谈，也就将机会错过了。假如当面听听康有为对变法的设想和建议，也许他会是另外一番态度也未可知。所以也有学者断言，假如恭亲王无病，或没有十年赋闲的被折磨，他一定会支持康梁变法。由于对外界的信息少知不说，对政事更早已看淡。这就使他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他是不认同康有为变法的理念的，更不会主张对旧有体制的激变。认为康有为的做法，有“废我军机，毁我大清”之嫌。所以，他一再阻止光绪与康有为的见面和对话，搬出了“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恭亲王病重，已经到了垂危时刻。慈禧太后和光绪连日均来探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光绪和慈禧太后留下了最后的嘱托：“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而对1894年建议起用康的翁同龢，他更是满腹非难，认为正是翁在甲午时主张开战影响了光绪帝，致十几年的教育和耗费数千万的海军覆于一旦。所以，他指责翁同“居心叵测，并及怙权”，“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往心里去的，是恭亲王的这位嫂子，这个和他斗了三十年的嫂子，慈禧。两天后，恭亲王病逝。慈禧这时才对这位六弟极尽哀荣，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祠，还下令“辍朝加两日”，皇帝素服十五日。康有为等维新派，将恭亲王的去世，看成是一个立即推行变法的机遇。清廷中枢失去了一个对各派都有牵制和威慑的特殊作用的力量。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在激变》一书中认为，恭亲王的去世，使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