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康有为又无路了。

真归去，回万木草堂教书？

他好像不甘。

1896年11月，康有为来到澳门。澳门是葡萄牙租借地，脱离清廷管辖，比内地言论稍有自由。他和澳门赌商何廷光、何穗田商议，将办《强学报》的人马引入，加上弟弟康广仁，创办了一份《知心报》，要言《时务报》不敢言者，继续宣传变法维新。这张报，是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喉舌，一直办到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停刊，共出刊一百三十三期。

《知新报》诞生不久的冬天，康有为就去了广西。在广西桂林，聚徒讲学、拜会名士。创办了广西的第一个学会——圣学会，创办了《广仁报》和广仁学堂。半年后，归乡，在万木草堂教书。

这时归乡，是母亲的心愿。对康家，这是一件大事。这一年，是1897年，康有为满四十岁。四十岁了，与夫人结婚二十年育有数女却无有一子，母亲为他纳妾梁随觉。梁随觉这年才十八岁，广东博罗县人，相貌端庄，略通诗书。

对于康有为，这是难得的一段时间不长却很平静的日子。

他的心并不平静，他在筹划另一件谁也想不到的“大事”。这件事如果真的做成了，就没有后来上演的戊戌变法了。历史恰恰不允许“如果”。

“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

他想在巴西，建立一个“国家”。

听上去，有些天方夜谭。

乙未年，是1895年。康有为最早是从朋友处得知巴西派人来招募华工一事的。这年秋，因强学会被弹劾，陈炽请康有为离京避一避。两人分手时，康有为说出“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的话。话说的“太大”依旧，“太狂”也依旧，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实有几分悲壮。朝廷的顽固派都要把你赶出京城了，你还惦记的是救国保种。康子其心其志，令人唏嘘。

他在年谱中说，中国人太多了，而巴西经纬度和我们相近，人口才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目的是“以存吾种”。这是一个“救国梦”——他对清廷极度失望后，对国家“救之不得，坐视不忍”，才萌发了此念。这件事如果还是做不成，“遂还粤，将教授著书以终焉”。

次年年底，康有为为给母亲祝寿回到广东，与澳门何廷光商议办报一事，两人再次提到巴西招募华工一事。何廷光，广东顺德人，澳门著名华商，捐纳广西补用道员，原名何连旺，录葡萄牙籍名廷光。他的父亲曾在闯荡澳门时当过苦力头，后在码头承包装卸生意发迹，又承包了澳门填海生意开始做大，兼理盐业、鸦片业和赌博。到何廷光手里，已经是澳门最著名的商人之一，被澳门政府赏基利斯督宝星。他在经商之余，对政治很感兴趣，曾邀请孙中山来澳门行医。1896年10月，又邀请康有为、梁启超来澳门商谈办《知新报》。双方合作很顺利，何廷光才提及巴西招工之事。原来何廷光因入葡萄牙籍，会葡萄牙语，巴西原属葡萄牙，也使用葡萄牙语。巴西派来的特使来华招工时，与康有为结识的一个叫何东的人接触过。这件事，也就再次联上了。

作为商人的何廷光，对这一信息很敏感，他承诺可以具体运作此事。协商后他们的计划是先租四艘船，每艘一次运两千人，三月运一批，一批可以运八千人，一年就可以运三万二千人入巴西，若得其利，再视情增加船只。移民到那里的工作是种植甘蔗、咖啡、可可、烟草等。最初，他们想成立个百万殖民公司，那么，去巴西的华人移民也有百万人了。

康有为、梁启超也将这个移民巴西的计划在朋友中做了有限的宣传。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汪康年、沈曾植等人都知道和关注、关心此事。

这有些像一群士子的一个“梦想”。对康有为，却不是“灵光一现”就做起了移民来救国之梦。这有几个因素。一是他们对清廷的不满，满腹韬略无处所施，干脆去外国再建一个“新中国”。二是广东、广西、福建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人口太多，得风气之先又早有移民的传统。三是在巴西继续搞维新的各种尝试，少有人干预，会顺利的多。

这当然是一种“被逼无奈”。

康有为是那种认定了就马上付诸行动的人。是受何廷光所托也罢，他自己决定的也罢，他决定马上回京，去找主持外事的李鸿章打通关节，以使这一计划付诸实施。

1897年初冬，康有为取道上海进京。他通过李鸿章的幕僚于式枚，拜会了李鸿章。李鸿章见了康之后态度如何？两人商谈了些什么内容？未有记载。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仅简单记了这样一笔：“与李合肥言巴西事，许办之，惟须巴西使来求乃可行。”

李合肥记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计划李鸿章“许办之”，可见两人谈的尚可。两人直面交谈，很有可能这是第一次。因为尽管李曾经参加过一次强学会筹备时的“游宴”，但人多，康有为不会与他有什么接触和交谈。李鸿章没有刁难他，表示同意，此计划“可办”。康也算是有了不错的收货。

“须巴西使来”，那是康有为无法左右的了。他能做的，也就是回去请何廷光通过相关渠道向巴西方面说明情况，如巴西能派来特使，这件事才可以向下进行。

他准备在京看看几个好友，马上返回广东再去澳门。

客观地说，康有为在巴西开辟“新中国”的梦想，是很难或无法实现的。何廷光是商人，他所想的是通过向外输送移民赚钱，和过去的“贩卖华工”差不多。何的家族就曾经做过贩卖苦力出洋做工，大赚“猪仔钱”的生意。巴西来华招募华工，其目的也是为种植园主找“打工者”，这些移民将沦为苦力的命运是注定的。康有为又没有亲自去巴西考察，巴西政府对其是什么态度和承诺，等等，都是未知。所以，希望在巴西的土地上建一个“新中国”，可行吗？这是异想天开。就算这百万人去了，就真的可以“保国保种”？

还是李鸿章曾经对康梁所评价的“书生之见”，希望很美好，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冥冥之中，历史却在这里突然拐了一个弯——山东巨野县教案发生后仅十二天，德国就突然派出兵舰强硬地抢占了胶州湾。

假如康有为巴西移民一事当时顺利成行的话，也就不会有了那场震惊全国、震动世界的戊戌变法的悲壮大戏了。

再上《上清帝第五书》

“巨野教案”是在一个不该发生的时候发生的。因为德国觊觎已久，正急切不知如何下手。

1897年11月1日午夜，天降细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城东张家庄（即磨盘张庄）有十几个人手持短刀摸进了张庄德国教堂。这天也巧，在阳谷传教的神甫能方济和在郓城传教的神甫韩理迦略，因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两人路此天晚而宿。主让客先，张庄教堂的神甫薛田资就请他们睡在自己的房间，自己宿在旁边的耳房。当夜，农民雷协身、惠二哑巴、张高妮等十几人原想是来抢劫些财物的，不料摸进正房后，被惊醒的能方济开枪打伤了一人，这些农民遂将能方济和韩理迦略两人杀害，抢了些财物逃去。薛田资听到动静知道不妙，仓皇逃到济宁，电告了德国驻华大使和德国政府。

教案发生后的第十二天，德国政府便派军舰强行占领了胶州湾。这就是著名的“胶州湾事件”。

谁能想到，这看似普通的一件教案，会引发了可怕的“蝴蝶效应”，竟然是外国列强又一轮瓜分中国的开始。

“胶州湾事件”再次引发的民族危机，清朝内部，最具有全局意识，最开始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是两个人，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袁世凯。

当时，康有为刚刚和李鸿章谈完移民巴西的事，突然听到了胶州湾事件的爆发，敏感的他马上放下一切，开始给光绪帝写作“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一折，即《上清帝第五书》。于十二月五日循例呈递工部主管当局，请求转奏皇上。工部堂官松溎看到上面有“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觉得太敏感，任何官员也不敢冒此风险，他是为了保护康有为，还是怕皇上指责工部？最终，工部没有向光绪递呈此书。

其实，松溎的想法是多余的，他更多的为了保身，也是不熟悉光绪其人，据梁启超说，康有为的《第五书》后来由总理衙门代呈了光绪，光绪“肃然动容”，指着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对军机大臣说：“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长久。但梁的这一说法没有得到有关档案的证明，查军机处等档案，无总理衙门代奏此书的记录。但汤志钧在其《戊戌变法史》中认为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将此上书上达光绪帝。两种意见，也就只得在此存疑了。

十二月三十日，袁世凯的建议书递到了翁同龢处。袁世凯认为拯救中国的途径，还在变革之途。他希望在用人、理财和练兵三方面首先变革。翁同龢在这份建议书上批道：“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他在称赞了袁世凯的从危机看到必须变革后，对这份建议觉得太空，不满。

清政府内部高层也已深切感到如果不进行整体性的变革，已经很难挽救中国的危机。所以，翁同龢急切想得到的是整体性的彻底的变革方案。也就是说，这是光绪的期望。

翁同龢何时看到康有为的《第五书》？不详。但不久他看到了。康有为誉抄了几份副本，转递给了一些朝廷内的官员传看。不久，《第五书》就又刊行出版，看到的人更多了。同时，康有为根据《第五书》的内容，又草三疏，分别请杨锐、王鹏运、高燮曾以他们自己的名义上奏光绪帝。

这份《上清帝第五书》，翁同龢很满意。康有为没有辜负清政府高层内部的期待。

《第五书》较过去的上书，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康有为清醒地预料到，列强再次瓜分中国的危机很快会到来：“……(西方列强)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议论，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国，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他们)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此危局好比)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噶矢耳。”

注意，这些文字，仅仅是在“胶州湾事件”刚刚发生的1897年11月所写，康有为预料的是何其准确!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果然，德国与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将胶州湾“借走”九十九年!山东成为其势力范围。而俄国将旅顺、大连等租借二十五年，并将旅顺口辟为自己的军港，将大连湾辟为商港，将东北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租借”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法国在云南、广东、广西获得控制权，并强行租借了广州湾，国旗在广州湾上空升起。日本则将福建省列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胶州湾事件不到五个月，中国从南至北即有五个重要港口沦为列强的租借地，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和对华侵略的军事基地。德、俄、英、法、日真的如狼似虎纷纷对中国狠狠下口，“诸国咸来，并思一脔”。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就这样沦落到一次再次被列强“弱肉强食”。大清不亡，没有天理!大清不变，岂有活路？!

怎么办？康有为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无他图”。具体内容与办法为，上、中、下三策：

第一策：以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以定国是进行变法。

第二策：广泛听取群臣意见，讨论变法的具体措施。

第三策：允许各省大臣自行变法，实行新政。坚决罢免那些守昕不知变法的地方大员的官职。

康有为预料说，行第一策，则可以强；行第二策犹可以弱；仅行三策则也不至于尽亡。

这三策，最惊人的是首策。

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学习俄国和日本维新变的经验，走日本明治维新的路；第一次提出了制定宪法的主张，这是在过去主张开议院的基础上，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这标志着他明确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纲领。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三千年之巨变”。

效法俄国和日本，是因为他们是与中国的国情较类似的国家，并且已经有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较成功的路。尽快开始变法，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只有如此，这套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才会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克服因胶州湾危机导致的困局。

对中国政局进行制度性的变革设想，是康有为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昏聩的晚清，由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提出这样“惊世骇俗的设想，任何人都难以想象。

其次，康有为提出大集群才，集思广益而谋变法。另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以局部试验为全国性的变法提供经验。这后一点，袁世凯在第二份建议书上也提出了，希望清廷同意督抚们在自己的辖区进行改革试验。可见袁世凯也曾是一个难得的以国事为重的“有心人“，这给后来康有为与其的“合作”，留下了伏笔。

《第五书》很快被一些爱国志士传抄，并在上海、天津的报纸上披露。当时有人曾记述道“康工部有为五次上书，为大僚所格，未达九重。原文传布，登沪报章，展阅一周，言有过于痛哭者，可见此上书在当时的影响。

对于康有为的这样一份“上书”，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国内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一些有爱国思想的官员也对康有为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如原本很守旧的督察院御史徐寿蘅、刑部侍郎李端棻等人都曾有意为康有为代递上书，后因无人敢联名等种种原因，只好作罢。

对康有为在京的日常生活，记载得太少太少，一提起他来，好像除了上书就是开会、讲演、办报和办学了。可以想见，远离故乡，他过的还是一个旧式文人(尽管是工部主事这个六品小官，但他未有上任)在京寓居的生活。为鼓吹变法，集中精力写作所上的奏折，又要联络一些同人、拜见同僚等等，日夜忙碌、寝食难安是一定的。据和他有过接触的人说，他曾经在马车上放着卧具，这样可以趁乘车在途中小睡一会儿。一次湖南举人孙蔚林见他面黄肌瘦，非常疲惫的神态，问：“先生何以如此？”康一笑答：“吾已三日不治膳了。”三日没吃饭，可能有些夸张，也可以解释是连续几天没好好用餐，但忙于变法事务，其生活的无规律和敷衍对付是肯定的。现今也有人自个别资料中发现康有为常常并不是固定住在南海会馆等地，马车上放着卧具不说，还昼伏夜出，便认为其人涉嫌常做些白日见不得人的勾当等等。这实有些“无根无据”、太过“莫须有”了。康某的毛病诸多，但如此无端地诋毁一个前人，也似无必要吧？没必要吹捧，亦无必要诋毁才是。

进士、京官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一书中，曾经对康有为这样描写：“有为颀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始学经生，继治名法，末乃变为纵横。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下，争曜交康先生；有为亦倾心结纳，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

胡思敬1895年中进士后在京城入仕。与康有为的接触不会很多但印象很深。康1897年再入京后，自然和很多人有过往联系。胡这里说的康有为，应该是很可信的。康有为的豪爽、好学以及对士人学的尊重和善于结交，使本来就很出名的他，在当时影响极大，是必然的。

如此为变法殚精竭虑，换来的是什么呢？天渐渐越来越冷了，友人建议他在港口冰封之前还是赶回广东为好。康有为同意了。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十八日离京。行前，他给翁同龢留了一封信，致书告归。

十八日晨，仆人已经把行李装上车了。

匆忙走来的翁同龢突然来到南海会馆。他是在下了凌晨的早朝后，急忙赶来的。他劝说康有为别走，暗示皇上和朝廷对他将有大用。

翁同龢的挽留，康有为明白意义重大。

这是康有为一生中最大的转折。

所以，康有为之后一直很感念翁同龢，他后来在《怀翁常熟去国》一诗中写道：

胶州警近圣人居，伏阕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并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他将翁同龢比喻成重才举荐的相国萧何，自己是被刘邦低看的韩信。

翁同舒确是有举荐康有为之意。

但一向谨慎的翁同龢在此时决定举荐康有为，又内有曲衷。据茅海建考证，“胶州湾事件”后，朝廷让翁同龢与张荫桓负责与德国公使谈判，翁、张提出同意惩办官员、赔款、立碑后，以附加上同意德国在山东有开办铁路、矿山的优先权和将胶州湾开放为通商口岸的前提条件，让德国撤出胶州湾。二人还认为这件事不用条约而用照会办理即可。狡

诈的德国公使不仅不同意，还联合俄国向清政府施压。所以，

也就是康有为准备南归的当天，翁同龢在早朝时，听光绪告诉他说，慈禧太后看了他们的“照会稿”后“基屈”。事情没有办好，让太后不高兴了。下一步怎么办？翁同龢有可能看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或康所称的联英、日以拒德的建议书后，才在下朝后来到南海会馆，挽留下了准备南归的康有为。

次日，真正举荐康有为的，却是兵部掌印给事高變曾。

高燮曾，湖北武昌人，后官至顺天府丞、监察御史。他与康有为来往较多，曾代递奏章。他被康有为的远见卓识打动，很看重康的才学。

   他于十九日(1897年12月12日)呈上《请召对康有为片》：

   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见在时事艰难，日甚一日，外洋狡谋已露，正宜破格用人为自存之计。所谓请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

这是一件清廷官员最早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的奏章。它非常重要。高燮曾建议皇帝破格任用康有为。

很有意味的是，高并不是把康有为作为救国的变法人才，而是把康作为外交人才举荐的。奏请皇帝召见康有为，授以官衔出洋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弭兵会。“弭兵”就是消减军力，缩军。这是国际上召开的第一次“保和平会议”。这样，康有为可以作为“游历使”的身份，访问各国，对处理好德国的“胶州湾事件”有利。

“特使”，是清朝所派出访问各国的官员，身份和责任不能说不重。但光绪帝并没有完全采纳高燮曾的建议，只下了御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这里有一个光绪帝在思考如何用康有为的问题。是真的做“特使”，还是将康留下来听取他变法的建议？

翁同稣此时起了关键作用，他在光绪面前称赞了康有为的才华，暗示皇上从国家大计来说，实在该起用此人。这也恰是光绪之意，这位年轻的执政者此时最想办的事，绝不是派人去参加“弭兵会”。

光绪帝决定召见康有为。

高燮曾此折成为康有为之后人生最关键的转折，所以是史家非常重视的“关键点”。有人认为高的这一折片，是经过翁同龢与康有为密谋的，甚至康有为有“买折”之嫌。这只能是一种推测了。但翁同龢在此时的态度，非常明朗，主张和支持光绪召见康有为，是无疑的。

恭亲王奕诉就是在此时出场的。他和翁同龢在御前有了一番争论，他不同意翁提出的请皇上召见康有为，提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于是，才有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年初三康有为在总理衙门“西花厅舌战”一幕。

继续留京后，康有为在北京同乡的支持下，于1898年1月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参加者有二十多人，主要任务是研究西方的先进经验。之后，他又与翰林院的编修夏虎臣等满汉学者想创办“经济学会”，请庆亲王来挂名主持。后有人认为“会”字有集会结社之嫌，意欲拿掉，康有为不同意，该会后来没有办成。他又支持学生丁叔雅等人成立“知耻会”。

初二(1898年1月23日)这天，总理衙门总办来书，通告康有为次日下午去总理衙门接受大臣约见。

“西花厅舌战”，不该树这个死敌

1898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总理衙门大臣在总署西花厅召见康有为。

总理衙门，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又称总署。地点在东单东堂子胡同四十九号。为咸丰十年(1860)所设，是清政府办理洋务而设立的中央机关。其职责是办理外交事务，派出驻各国公使，兼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事务。具体负责的是恭亲王奕诉。

这天，恭亲王奕诉和庆亲王奕励因陪英俄两国公使，参加问话的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五人。

这五大臣，加上恭、庆亲王，是当时清朝最具实权的政治人物。

他们对康有为“待以宾礼”。

但问话一开始，荣禄就率先发难：“祖宗之法不能变。”

这是质问康有为，变法就必须一定要变祖宗的成法吗？这是欺祖啊。

康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两人上来就交火，交火即刻就剑拔弩张。

“舌战西花厅”由此而来，不少后人和学者说，这是顽固守旧派与维新派的一场论战和较量。一下子，就把深有慈禧背景的荣禄支到顽固守旧派去了。

事情绝不如此简单。

以荣禄的身份和性格，他的这句首先发难的“祖宗之法不能变”，是大有可能的。

这该是荣禄和康有为的第一次接触，也该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交谈。作为兵部尚书和总理衙门大臣，这个满洲正白旗带兵的统领，面对一个广东来的整天喊变法的书生，有三种不屑与警惕，也是必然。一是他与恭亲王和慈禧很近，恭亲王对起用康有为的态度，他很清楚；二是这年他六十二岁，大康有为足足二十二岁，又经历宦海，自然要在康面前摆谱，说看不起对方也行；三是他的认识。他认为变法图强仅限于学习西方的练兵、制械、通商、开矿，“其他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他的这个“发难”，是实情，更是试探。他想探探这个表面上名东京城的书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些什么样的远见之才？

人之交往，这第一面的印象，太重要了。

面对这样一位当朝重臣，康有为太知道荣禄的背景。知道了，该如何应对，为何不走走脑子？假如康有为冷静些、谦恭些、客气些、迂回些阐述自己的观点，尽力发挥他那说服于人的能力，或许就会好得多了。岂知倘能征服和说服了荣禄，那意义和作用将会有多大？最起码，也是百利而无一害也。

但康有为就是康有为。这也是他让人无法不敬重的一点。你有脾气，我就不能有吗？你发难在先，我自然迎战于后。康有为的骨气，此时变成了针锋相对的狂妄反击。

失败的是谁？康有为。他无形之中树起了一个变法的“死敌”。

康有为有理有据的反击，让荣禄觉得其人如此狂妄，实为不可交往之人，他将这个名字狠狠记在心中。问话不久，荣禄就拂袖而去。

戊戌变法之后酿成的悲剧，此时深深埋下了。

谁之祸？

荣禄真的是徐桐、刚毅一样的顽固守旧派吗？荣禄真的是无法争取的吗？不是。

荣禄是具备一定的变法思想的，主要在军事上。他主张以西方国家训练军队的方法来训练各省绿营、勇营。早在西安任将军时，就上奏清廷添置洋枪部队。在戊戌年，他再次上折，请陆军“改练洋操”，这些措施，都起到了作用。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军成功，就是在他的主张下落实的。不仅如此，一个武人，他还重视抓教育。在天津、保定等地曾

创立和改造学堂，中西并重，每所学堂都要学习西文。另外，他还支持兴办工商业。

如今，不仅没有争取到荣禄，相反树起了一个死敌，这不是康有为的败笔，又是什么？

原本，“西花厅问话”的这五大臣，对康有为是有利的。翁同龢、张萌桓，甚至廖寿恒，包括李鸿章，都对变法总体是支持的。但从康梁留下的记录看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荣禄和李鸿章推到反对者一方了。是书生的敏感多疑，还是置身外围不谙深宫内情无法有大局观？于是，后人在阐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便都将李鸿章和荣禄认定是变法的大敌。如今看来，这是狭隘的，有失公允的。

西花厅问话其余的内容如下：

廖(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答以：“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李鸿章)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答之以；“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翁同龢)问筹款，则答以：“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于是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社会、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

“至昏，乃散。荣禄先行。是日，恭、庆两邸不到。”(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问话近三个小时，到掌灯时候才散。

五位大臣与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来一起议政，无论如何也意味着清廷中枢已经开始把康有为“看在眼里”了。这是康有为盼望和意料之中的。

荣禄记仇记得好狠，对康有为，已到“非杀不可”的程度了。真是咬牙切齿。

不是冤家不聚头，待到六月十六日晨，康有为在颐和园东宫门朝房等候光绪帝召见的时候，再次遇到了升为直隶总督来谢恩的荣禄，两人同在朝房等候，有了一番对话：

荣禄：“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非变法不可。”

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这段对话，很像影视剧的台词，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引自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影响很大，连很多史家也在不断引用。但两人的对话，苏继祖是如何知晓的？是当事者后来的叙述？还是有人在现场听到了披露出来？康有为能对一个新任的直隶总督说这样的话吗？抑或是有自我夸大习惯的康有为显示自己的大义凛然状故作涂脂抹粉？

有一点是真实的，两人冰炭不容，仇越结越深，双方都到了置对方于死地的程度。这，对变法，对大清朝政，对中国，幸也祸也？!（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