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得罪李鸿章？

作为一个政治家，康有为此时最想做的，还是“办会”，成立一个组织。《万国公报》创刊不久，他就和陈炽等人开始筹划，连会名都议好了，就叫“强学会”。

国家羸弱，弱不禁风。甲午间，小小的日本岛吹来的一阵邪风，就几乎要了这个老大帝国的命。不救，行吗？救国于水火，唯有自强。

但这个帝国，何时有过“会”的概念？会，是什么？是政治组织，是结党。结党之名，历来国之大禁，凡触者，有好下场的吗？

但如此羸弱的国家，又必须要变。人们已经有了这种共识，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官吏和士绅，这就是机会。

经《万国公报》的宣传，康有为觉得时机成熟了。

最开始，康有为还是用官僚士大夫们习以为常的“游宴”的方式，分三次约了一些京官和士绅来参加聚会活动。为聚会，陈炽、沈曾植等人不仅支持并约请来人，还一再提出该多听听康有为的意见。康有为陈词滔滔，号召大家必须团结组织起来，办学会。梁启超更是“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宣讲组织学会的重要性。但最开始并不成功，很多人有些“惊恐”，怕惹祸上身。但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再加上《万国公报》的宣传（有人传出宫里的消息，连光绪帝也在看《万国公报》啦），慢慢地，他们感到实行改革和变法确是唯一出路，于是逐步认同了康梁的呼吁。

经过数月的酝酿，康有为得到了翁同龢与工部尚书孙家鼐的暗中支持。而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积极参加聚会的这些中坚，都是翁同龢的门人。正像是城头燃起的烽烟，风从北方来，烟必然向南方飘一样，康有为此时必然选择的是帝党结盟。强学会的发起，出自维新派与帝党的合作。梁启超说：“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和政党而一之焉。”

九月中，康有为和陈炽召集了强学会的筹备会。这时，阵容已经扩大了。他们为壮声势，又拉入了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张孝谦，张孝谦又引入了袁世凯和徐世昌。张之洞则派亲信丁立钧、儿子张权等人加入。还有内阁中书杨锐、王鹏运等人，已经二十多人。会上选陈炽为提调（会长），张孝谦为助理，梁启超为书记员，推举康有为起草强学会序和章程。

这样，强学会才算初步成立。

强学会的会所，由孙家鼐将后孙公园胡同安徽会馆的一部分贡献出来，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五十五号嵩云草堂为集会场所。每十日集会一次，多由康有为等人发表演说。“士夫云从”，“来者日众”。

超乎康有为意料的是，很多朝中大员都对其很支持。孙家鼐提供办公地点；户部尚书翁同龢应下每年从户部拨出若干经费；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各捐五千金。提督宋庆、聂士成捐数千金。袁世凯捐五百金。各会员也纷纷捐款，经费已达数万。

英美公使愿意提供西书及图器，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家白也插手了强学会。

一切，看上去顺风顺水。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与后来强学会的被禁，多少有些关联。

一件事是，李鸿章听到强学会成立，很兴奋，也提出自捐两千金加入。会长陈炽首先表态，坚决抵制拒绝。康有为也同意陈炽的意见。陈炽的拒绝，有两层因素，一是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罪人，与日本合谈《马关条约》的卖国者，这样的人加入强学会，对强学会的名声不利；第二个因素是无法说出来的，即陈炽是翁同龢的亲信，关系十分密切，而翁与李在官场上是死对头。康有为对这里的奥秘并不十分清楚，但也一直认定李鸿章是甲午风云中的卖国贼。

李鸿章此时正被“闲置”，人在“落难”之中。他听到被拒绝的消息，其心情不好，是肯定的。一种说法是他听到消息后暴跳如雷，在去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前夕，凶相毕露地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有人考证这话传自于汪大燮，汪是一个很自重的人，所以大多数人相信这话是真实的。但也有人认为这有些如“小说家言”，以李鸿章的气度和身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此事是陈炽回绝的，所以陈炽听到这传言，非常紧张。

事情也巧，三个多月后，恰恰是因为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的弹劾，造成了强学会的被禁，致使陈炽在惊吓中政治态度大变并不久精神出了问题，最终“疯了”。有人便认为杨崇伊此举是受了李鸿章的指使。有学者指出这纯属巧合。李鸿章与这位杨亲家关系并不好，李曾因杨借贷不还而查处过杨，两人来往很少。李鸿章不会“下作”到前脚刚想加入强学会，后脚就来拆强学会这座庙。

李鸿章对维新派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在晚清的几十年中，是最有权势的洋务派重臣。他代表大清去日本谈判，所签署的《马关条约》非是心甘情愿，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所以他被称为“卖国贼”，是无能的清政府抛出的替罪羊而已。尽管被“闲置”，他的影响仍旧“足以左右朝野”。

有人查到，李鸿章确实参加了一次这样的公饯。他敬佩康有为变法的想法。回来后，他摇摇头说了一句话：“无权，无钱，变法谈何容易？”但很快，他就让人送来了两千金，提出加入强学会。

可他被拒绝了。

对他，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

这里有一个极大的悖论。专制制度下，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一悖论。按说，政治经验十足老到的李鸿章，一眼就看清了康梁难以成事，关键在无权、钱。他深知大清的变法如果没有权利来支撑，一切都是枉然的。在他老辣的眼中，康梁是“小儿科”，是书生的莽撞和幼稚。但是，康梁推行的变法，确是大清必须要走的唯一一条路。不走，死路一条；走，困难重重。从心里，他无法不佩服康梁的远见和气魄。所以，以他的身份，捐款并要求加入强学会，是太难得的了。这也充分说明了李鸿章的远见和为人。按一条正常的轨道运行的话，他会支持他们，推行变法。对康梁，这真是一个最最难得的机会。

很可惜的是，康有为、梁启超错过了这个机会。李鸿章的这股力量，如果能被利用，变法的进行将有利得多，起码在慈禧那里。李鸿章在慈禧心中的分量，满朝无人能及。

这番羞辱后，李鸿章的态度会如何呢？他会反手指使他人来弹劾强学会吗？以他的性格，是会的。他没有老师曾国藩的气度，他是以实用和“痞气”行事的人。起码，你让我不好过，我也难放过你。下这样的狠手，他做得出来。比如他的“狠”。1863年太平军被困苏州城，李鸿章承诺郜永宽等“八大王”只要投降，加官封爵不说，还不解散他们的武装，整体划归自己的淮军。但当“八大王”真的归降后，他马上在酒宴上血腥地诱杀了他们，一个不留。此事连曾国藩都非常生气，认为他过于“心狠手辣”，但他又很讲义气，皇上调他去围困天京（今南京），他一拖再拖，就是为了让曾国荃拿下首先攻破天京的头功。所以，陈炽和康梁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定然勾起了他被国人痛骂“卖国贼”的“委屈”。他不会再忍。之后，指使杨崇伊弹劾强学会，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大。也正因为他做了这件事，心底还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康梁，后来在戊戌政变后，康梁被追杀的时候，他的态度很消极，只是应付而已。甚至，他还几次暗示康有为，一定要小心慈禧和荣禄的暗算。

说到底，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的悖论和悲剧了。

还有一件事，是强学会的筹备刚刚有点谱，明眼人应当谨慎才是。康有为却有些大意。九月的一天夜里，康有为和陈炽、沈曾植、丁立钧、王鹏运、袁世凯、文廷式、杨锐、张权等强学会的会员一起公饯观戏。舞台上演出的是“十二道金牌召还岳武穆事”。这几天传来顽固派徐桐和御史褚成博“恶而议劾”，“夜走告劝解散者”。席间，康有为很可能是喝多了，赋诗一首并当堂呈诸公。在这首诗的序中，竟然出现了“……开强学会于京师，以为政党嚆矢，士夫云从……”。再看这首诗

山河已割国抢攘，忧国诸公欲自强。

复设东林开大会，甘陵北部预飞章。

鸿飞冥冥天将黑，龙战沉沉血又黄。

一曲唏嘘挥涕别，金牌召岳最堪伤。

这有些“夫子之道”，得意忘形。明明在天子脚下，又知道徐桐，褚成博正在“鸡蛋里面找骨头”般搜寻强学会的“劣迹”与“居心叵测”，康有为偏偏就给了对方把柄和口实。你看，又是“强学会为政党嚆矢”，承认强学会就是政党，还是政党的第一支响箭；更惊人的是，又述“复社东林开大会”，复设东林是什么意思？任何人都知道那是犯忌之言，回避还回避不及的呀！

这里明明白白承认强学会就是东林党和复社的翻版！

明晚期，天启五年（1625），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的书院，东林书院被毁。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血腥镇压，杨涟、左光斗、周顺昌等很多东林党人被杀害。齐楚浙党又趁势加东林党以恶名，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为五百人，生者销籍，死者追夺。一直到崇祯上台执政时，才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修复东林书院。

清代官方对于东林党人和复社的评价很低，甚至非常警惕。说东林党和复社“祸延宗社”。

康有为的这首大提强学会是“政党嚆矢”与“复社东林”的诗，不知后来传到了徐桐等人的手中没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恰恰证明了康有为为维新变法图强所具有的一种“舍得一身剐”的豪气。说是政治家，他却有着与政治家完全相反的坦然和赤诚、可爱。康梁真的是书生啊！

徐桐他们反扑的脚步加快了。他们如有鹰眼，看准了强学会背后最大的“祸害”是康有为，放出风来，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强学会从刚刚开始组织筹备起，内部的各种利益之争就没有停止过。几方争权夺势，矛盾重重。这样复杂的内争，是康有为没有想到的。这与三个派系的不同利益和人员不纯有关。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维新派是发起者，汪大燮、王鹏运等是他们较坚定的支持者。第二种力量是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人，他们的后台是翁同龢，也可以称为帝党派。第三种力量是张孝谦、丁立钧、袁世凯、徐世昌、张权等人，他们各自带有明显的投机目的，又有李鸿藻、张之洞等大员的幕后背景，官场的政治自然也在强学会这里形成。最开始，为了“强学会”的名称，就意见不合，在康有为的一再坚持下才勉强维持。之后，张孝谦和丁立钧对强学会的序和章程不同意，认为政治主张太鲜明，怕惹火烧身。后来，在筹备开办图书馆和强学书局的时候，张、丁又百般挑剔，坚持办成渔利挣钱的书店。张孝谦还暗地里勾结丁立钧，要从陈炽手中夺得强学会的会长之权，开始大肆排挤陈炽和沈曾植。胆小的陈炽一时焦头烂额。朝廷中，传来徐桐等人抓住《万国公报》的激烈文章，放言收拾康有为。一是好心，怕康有为被害；二也是看康有为总放厥词惹祸，生怕惹火烧身，陈炽请康有为先外出躲避躲避，避过风头再说。

严格地说，这时强学会还不算正式成立啊。

十月底，康有为离京南下，二十九日抵上海。然后，转道去了南京。

康有为胸中，还装着一步他认为的高旗。

是一步高旗吗？

张之洞为何突然反目？

康有为此行，是去拜会两江总督张之洞的。

京都强学会刚刚筹备成立的时候，张之洞不仅大力支持，带头捐五千金，还让儿子张权和亲信杨锐参加。一个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站出来如此支持，这态度让康有为很吃惊和感动。翁同龢、李鸿藻等人，也仅仅在幕后暗中支持，也就算很不错了。张之洞的做法，很出人意料。这使康有为看到了一个希望，那就是趁势尽快扩大强学会的力量和影响，说服张之洞在南方也建立强学会。此愿如成功，全国将形成南唱北和之势。

借此机会，正好。

康有为二十九日到上海后，有一个人正在上海等他，这个人是张之洞派来的幕僚，梁鼎芬。他跟康有为说，张香帅正等着你呢，让我前来接你。两人三日内就抵达了南京。

这说明康有为和梁鼎芬早有书信联络。之前说过，梁鼎芬是康有为的同乡，两人此时的关系很好。

张之洞为何好像比康有为还急？

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张之洞的一个儿子突然溺水身亡，使他连日伤心欲绝，梁鼎芬促使康有为尽快与他见面，实有“排遣分忧”、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之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早就渴望朝廷必须变一变。对康梁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救国之变”，不仅赞同，而是积极支持。

张之洞盛情迎接康有为的到来，两人一见如故，春风熙熙。康有为在此住了二十多天，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再亲密的故友之会，也难能如此，何况康有为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

在这二十多天的十余次深谈中，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有哪些重要的话题？双方因后来决裂，都没有留下文字，或留下的文字在戊戌之变后也匆忙销毁了。除商议上海强学会的成立、办《强学报》之外，话题一定很宽很广，甚至联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与设想。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从某种角度上说，此时张与康真有些“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他和康有为深谈了十多个夜晚，我有些怀疑此时张之洞是为自己写的一部书在做准备。在这部书里，他将从梳理洋务运动这三十年的成败起，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思想，到清政府如今的改革走向，尽揽其中。这将代表着他一生的思想成就。不要忘记，这一年张之洞近六十岁了。——这本书是在与康有为这次深谈的次年，1897年开始写作的，此书即《劝学篇》。

张之洞同意在沪成立强学会，在给北京强学会捐五千金外，又给上海强学会自捐五百金，拨款一千金，成为当时捐款最多的一个。他还同意《上海强学会序》署他的名字。在他的带动下，江南乡绅纷纷响应并捐款支持。十一月下旬，康有为偕梁鼎芬、黄绍箕等返沪，筹备成立强学会。会所设在跑马场西的王家沙一号。十二月，康有为撰写出《上海强学会序》，以张之洞的名义先后登载在《申报》《中外纪闻》和新筹办的《强学报》上。

不久，上海强学会成员黄体芳、黄绍箕、屠仁守、汪康年、康有为、邹代钧、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第、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楠、龙泽厚等十六人公启，公布了《上海强学会章程》。章程规定：“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揭示了该会的爱国性质。

同时，公布了目前要做的四件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此外，视集款多寡，还将“立学（堂）以教人才，创讲堂以传孔教，派游历以查地舆、矿务、风俗，设养贫院以收乞丐教工艺”等。

《上海强学会序》是以张之洞之名发表的，意味着上海强学会的总负责人是张之洞，张的代理人是其幕僚汪康年。但不久双方的合作出现了分歧。

分歧和决裂的起因，却是由办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引起的。办报，是早已说好的，康有为经过一番筹备，没有经过梁鼎芬和汪康年等人，直接邀来弟子徐勤、何树龄任主编，于1896年1月12日创刊。可能康有为觉得这样具体的事情，自己做主也就行了。汪康年和梁鼎芬知道后会有些不满（汪康年到来得较晚，已经出刊），但也没有说什么。但报纸创刊后，出现了一件让汪、梁“大吃一惊的事”——在创刊号上，《强学报》在最醒目的报头位置印出了“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样，与光绪纪年并列。报内最主要的一篇论文，为《孔子纪年论》。在文中，康有为主张要像西方把耶稣出生之日作为纪年一样，把孔子的生卒作为中国的纪年。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有关孔子纪年的依据，还付诸了实践，在报头位置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样。所刊登的相关文章，也是打着尊孔的招牌，宣传托古改制思想，以此来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了。

在中国，历史纪年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时间概念，而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联的，只有天子和王者，才有权利来确定用什么年号来纪年。而这都是在改朝换代之后。前一朝被推翻了，或传承到下一朝了，纪年方可改变。

张之洞早就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的观点非常反对，他认为这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他曾让梁鼎芬说服康有为放弃这一“邪说”，只要康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请他来办书院等大事，所需经费悉数供给，张之洞可以做这个“供养”人。梁鼎芬对康有为转述了之后，康有为坚决拒绝：“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

双方在这个分歧的焦点上，各不相让。

康有为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但是，这恰恰是康有为桀骜不驯的性格。他认定的事，天王老子来说也不会回头。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有理。孔子托古改制一说，是他变法维新思想的源头，他如放弃，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

所以，他利用上海强学会刚一成立之机，大张旗鼓地把“孔子托古改制说”当招牌亮了出来，用这样的方式“登高一呼”，展示了自己变法维新的决心。

这是张之洞无法容忍的。这是一种“忤逆朝廷”的举动，弄不好包含着大祸，他岂能让这样的大祸惹身？是，他承认之前小看了康有为，认为一个书生文人，在他的感召下，会改弦易辙，放弃“孔子改制说”。他也确有想利用康有为的影响和才干，为自己所用之念。如今看来，这是做不到了。

另外，《强学报》还刊录了未经公开的“廷寄”。朝廷向下发送的上谕公文，分别为“明发”与“廷寄”。“廷寄”是属于秘密的，不得向外公开。康有为觉得“因时制宜”与“蠲除积习，力行实政”的上谕，是为推行变革的，所以称此为“三百年之特诏”，为“中国自强之基，臣民讲求时事之本”，康有为亲加跋语后刊出。这样做，确实是不当的，上面不理则罢，真追查下来，后果十分严重。最熟悉朝廷相关制度的张之洞，岂能容得？

祸不单行，《强学报》创刊的八天后，一月二十日，御史杨崇伊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上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有消息传出还要“拿人”，一时非常紧张。北京强学会内，此时陈炽已被排挤而出不再参与其事。张孝谦吓得失魂落魄，求人向李鸿章献好求情。丁力钧哭着躲起来。后经李鸿藻和翁同龢的上书解释，光绪帝令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原来负责办报的梁启超也被排挤出局。北京强学会的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京师强学会被查处的消息传到张之洞处，他趁势在六天后的一月二十六日令人致电上海各报馆，声称“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申报·强学停报》）

《强学报》仅仅刊出三期，上海强学会也刚刚成立不久。终于，也烟消云散，寿终正寝了。

尽管，后来张之洞对《时务报》和梁启超大加赞扬，甚至请梁启超前去时高规格接待。但他与康梁的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最终到了冰火不容的地步。号称曾国藩后的又一个晚清重臣中的大儒，张之洞观风看势，很快与康梁断绝了关系不说，又马上将原来推行变法、定名为《强学篇》的著作，大加修改，易名《劝学篇》，内容也成立以忠君爱国、遵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他将此书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用以表示对看法的态度。慈禧果然未再追究他当年支持康梁的事，称还是他的这本书好。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为表示对朝廷没有二心，竟然在一个黑夜诱捕了支持康梁的唐才常等人，抓捕后马上杀掉了这批知识精英。有人称他为迫害残杀知识分子的“儒屠”。他太了解知识精英，所以杀起他们来，也最有手段和凶狠，连眼睛也不眨。

强学会虽被扼杀，但其意义和作用是巨大的。

正如康有为所说：“自强学会开后，海内移风，纷纷开会，各国瞩目。”

梁启超这样评价强学会：“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词》）

强学会是维新运动的起点。它冲破了封建专制统治者不许集会结社的禁令和士人不预国征的传统观念，对全社会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它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开创了一代新风。如奔腾长江之决口，巨浪滔滔，一泻千里。自此，各地纷纷创建学会，学会“遍地并起”。如知耻学会，粤学会、闽学会、蜀学会、上海农学会、不缠足会、中国女学会、南学会、圣学会、兴浙会、保国会、保浙会、保滇会……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仅仅戊戌变法期间出现的学会，就达四十多个。

还有办报。据统计，自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5-1898）的三年间，继《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先驱报刊创刊之后，湖南、天津、澳门、四川、桂林、杭州、广州等地出现了《湘报》《国闻报》《知新报》《富强报》《实学报》《女学报》《岭学报》《广仁报》《亚洲时事汇报》《经世报》等二十余种之多！全国报纸总数陡增三倍多，形成了近代中国人办报活动的第一个高潮。（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