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炽之疯、之死

这个时候，怎么办？

通过与翁同龢和京师一些官吏的接触，康有为开始对面前的清廷，有了更深的了解。原以为只要光绪帝下诏求变法，天下各省自会无不响应。如今明白，不是了。

再次回乡，回万木草堂教书去？他在犹豫。

两个朋友，帮助他打消了此念，继续留在京城筹划新的维新举措。这两个人，一是户部郎中陈炽，一个是刑部员外郎兼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

这两个举措后来对康有为在京城以及全国的影响很大，一个是办报；一个是成立学会，即“强学会”。

陈炽，即陈次亮。查康有为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多次提及此人。康有为，作为一个“狂士”，甚为自负，最善好大喜功，一般不会把谁放在眼里。即便是他从七年前写《上清帝第一书》时就渴望拜谒的帝师翁同龢，他在《年谱》的记述中，都甚为责难，口气“居高临下”，况陈炽一个小小的户部郎中乎？所以对陈的记述，也很惜墨如金。

但历史的事实，康有为却是尊重的。他在《年谱》中记述道：“陈次亮谓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

这就准确记录了是陈炽提出，先办报，“以通耳目”，然后成立“强学会”。说明办报、成立强学会这两件在当时十分领先和有“犯忌之嫌”的大事，他们一起讨论了多次。也可以说，这是当时热心变革的维新党人的共识。那最核心的主将是谁？是陈炽。然后，是康有为。

从两件事的落实中，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强学会七月成立，举陈炽为“提调”，也就是会长，副会长是张巽之。很有可能的是，陈康两人根据当时情势有侧重分工，陈具体负责办强学会，康具体负责办报。办报，是在六月，最初由康有为独自捐款出版，不久盘缠将尽只好典衣付款，最终得到陈次亮的资助后，才办了下去。

陈炽，早就该走进我们的视野了。

再一查史料，我们发现光绪帝准备变革时，最为器重的，也恰是陈炽。因为翁同龢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大行变法之事，这十二道诏令的起草者，就是陈炽。此事只是被后党阻止，最后流产而已。康有为在《年谱》中也提及此事：“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

翁同龢称康有为为“策士”，称陈炽“国士、通才、纵横家”。

梁启超结识陈炽后，惊喜不已。他在给夏穗卿的信中这样说：“弟在此新交陈次亮炽，此君由西学人，气魄绝伦，能任事，甚聪明，与之言，无不悬解，洵异才也。”（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

翁同龢的“国士”,梁启超的“气魄绝伦”，绝对不是随意而说的。

学者孔祥吉在一篇研究陈炽的文章中说：“陈炽的西学水平与维新派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所谓派游学、设商部、办译书、修铁路等诸多新政措施，都可以原封不动地在陈炽的条陈中找到。而且，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亦有许多与陈炽此折有关系之记载。”

可惜的是，康陈的交往与友谊，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记载得并不多。康有为与翁同龢有了来往后，因翁位高权重不便与康往还，正是陈炽成为了康有为与翁同龢的联络人。两人的一些意见，都通过陈炽来表达。康陈之间，这时已经建立了一种非常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又由于许多政见相近，他们常在一起探讨是肯定的。所以，当康有为因光绪帝的改革受挫后，陈炽建议康不要南归，共同办报和成立强学会，康有为马上答应了下来。

他们的胆识和智慧，自然也凝结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陈炽向光绪帝递呈了《万言书》后的几个月里，他相当活跃。在新办的强学会任会长，和康梁一起创刊出版《中外纪闻》组织译书，购买仪器，等等。

但是，时间很短，陈炽的态度突然起了变化。

当年年底，强学会遭一些人的嫉恨，不得不改为强学书局，杨崇伊仍然不饶，上书弹劾强学会和强学书局“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陈炽是会长，其压力自然首当其冲。

关于杨崇伊的弹劾，康有为在《年谱》中也提到和李鸿章有关。强学会成立后，一些朝中重臣纷纷捐款加入。李鸿章捐款两千也提出加入，但被拒绝。拒绝李鸿章的，恰是陈炽。（按：有不少人将此帐算在了康有为的身上，其实第一个提出拒绝的，是陈炽。）有一种说法说李鸿章非常气愤，李奉命出使俄国前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还能做得成官吗？”这有些“小说家言”，但李鸿章的不满是肯定的。不久，李鸿章的儿女亲家杨崇伊便开始对强学会发难。而清廷在收到了杨崇伊的奏折后，即着督察员查明封禁。

也就是从杨崇伊弹劾的事件开始，陈炽害怕了。很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荣禄也非常嫉恨陈炽等。这使陈炽很快消沉，对原来建言设立议院的态度大变。他战战兢兢地不止一次给朋友写信称：“议院民权之不可再说耳”。他知道“中国君权太重，都中一事不办，外间遂欲办一事而不能，自上下无一不揣摩迎合也”。

一个曾勇于向西方探求真理的陈炽，一个曾说过为了变法宁愿“退就斧锧，更无所恨”的陈炽，令人痛心地消失了。他此时不仅不敢再提议院，还劝说别人也别再提了。

不久，他疯了。

连曾经最赏识他的翁同龢，也在日记中写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十三日：“陈次亮以折示我，全是风（疯）话，内有涉余名者一句，以墨笔捺出，还之，不如此不能断此妖也。”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陈次亮炽竟得心疾，奉其母来，迫其母去，颠倒昏聩，旋即奉讳，本拟赙助，今送十金耳。”

“心疾”，是精神病了。那是无比凄惨的一幕，孤独悲愤的他，酒前灯下，时高歌，时痛哭，若痴若狂。

康有为有过这一幕，那是在青少年。

陈炽之疯，无法逆转了。

几年后的1900年，他孤愤地死在京都赣宁新馆，后被葬回故乡。

有人说，最后的时刻，他死于荣禄给他的一杯毒酒。

他死的时候，戊戌政变已过，康有为已逃往国外，正在被追杀。

对于他的疯和死，有人分析说除了清廷顽固派的迫害外，还有与翁同龢的分手有关，他发现翁同龢也越来越保守，在各种压力下不支持他的变法主张不说，还生怕自己受牵连，两人终于分道扬镳。

还有一点自身的原因，即知识分子的摇摆与脆弱。

陈炽所面临的困境，康有为都完全一样遇到了，甚至比陈炽的压力大得多，后来的艰险和风浪更大。但康有为如何就挺了过来呢？

这位“国士”，恰缺少康有为的顽强与坚韧。

第七章 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

听从了陈炽的意见，康有为率领弟子们要做三件事：兴学，办报，成立一个具有政党萌芽的团体——强学会。

三件事的想法，都很大胆。

第一件，兴学，不是一般的办个学堂或书院，而是效仿洋务运动之初，向外国派遣“游学”，也就是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出国的目的，不是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主要是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等等，为变法“培养人才”。从中，可以看到康有为的目光之远。但此需要若干条件，后终于由于强学会的被禁，此计划泡汤搁浅。

另两件事是办报和强学会，都做成了。这是很了不起的！

从这里开始，“康梁”成为“晚清人物数康梁”的“康梁”。

正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康梁办报的称赞：“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

从《万国公报》到《时务报》

“日日知新，日日摩厉，故民日以益智也。日本之强，盖在报馆”，康有为这样的想法，有些偏颇。他在这里提到的“民智”，首先是官僚士大夫阶层，非为民间。这是说以报馆来宣传维新思想，积蓄变法的力量。

办报的决心已下，他对弟子梁启超说了。梁启超深以为然。梁说“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侵浸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经过具体筹划，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8月17日，第一份维新的报纸创刊，取名《万国公报》。这也是北京第一份近代报刊。梁启超、麦孟华任编辑，为双日刊。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摸索着办报，所以先依葫芦画瓢套仿别人。这时，已经有了一份洋人办的《万国公报》，是上海的英美传教士创办的，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在清政府的官僚们之中有一定的影响。借用这个名字，也有些借用此影响的意思。康有为看中了“万国”这两个字。他让梁启超和麦孟华从上海购来几十种译书，还有外国人在华办的各种报纸做资料。每日，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一些短文，在报上发表。分别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各种消息。梁、麦每期撰写和刊登政治性论文一篇。这种形式，和北京的《京报》很相似。

《京报》是种什么报？

《京报》的内容和信息来源是出自清政府的官报《邸报》，它实为《邸报》的翻版。

《邸报》是封建王朝的官报。最初由朝廷内部传抄，后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又称“宫门抄”“辕门抄”。它是最早的一种新闻发布的形式。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由于西汉实行郡县制，全国分为若干个郡。各郡在京都长安设立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邸”。到了宋代，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官员们为求省事，愿意花钱去购买，不用再派人缮抄了。于是，到了清末，《邸报》之外，又有了《京报》。《京报》，也就是抄录《邸报》的商人所办。清朝内阁在北京东华门外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抄写房”，每天由报房派人去抄取当天发布的新闻。《京报》有专门报房管理经营，已经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发行部门。这种印成对折双页装在一起的《京报》，很像现在发行的日报了。

所以说，两千多年前的《邸报》，到这时还只得以《京报》的形式成为清末的传媒。

两千年未有的变化，康有为的《万国公报》要来“变一变”。

此举，使康有为好似无意之间,成了清末民初中国资产阶级报业的先驱，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自此开始，康有为的办报活动和经历，历时竟然长达了二十三年之久。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据奠基地位的，是另一个人，王韬。

对于这位“前辈”，康有为在自传中没有提及，但康有为和王韬是确有来往的，甚至非常敬佩这位前辈。他读过王韬编译的西书，看过王韬所办的报纸。只是无法查实是在哪一年，他曾赠送给王韬一副对联，为“结想在霄汉，即事高华嵩”。这应该是在王韬晚年回到上海定居之后。——如今，康有为的这幅对联还挂在甪直王韬纪念馆的大厅。

王韬曾经变法的主张和在内地办报的理想，一直到1895年才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身上实现。此时，距离王韬辞世仅仅只有两年。所以说，是无数像王韬这样的前行者，为戊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王韬的办报思想，“广见闻，通上下、通内外、辅教化”，当然也对康梁深有影响。王韬办报所开创的“以社论取胜”的方法，之后在梁启超的手上笔下，终达“登峰造极”。

就办报来说，康有为的办报思想，不及王韬。这与康有为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来办报有关。王韬的“广见闻、通上下、通内外、辅教化”，重点在扩充读者的见识，切到了新闻与民众的关系和影响的命脉上，而康有为的重点在宣传新政。康有为注意到了新闻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强调新闻在政府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他的“党报思维”。办报纸，是为政党的活动而服务的。所办的《万国公报》就是强学会的机关报。所以，在新闻与民众的关系和影响上，他的思想不及王韬。

但这个时候，办一份这样全新的机关报，也实属大胆冒险和罕见。“以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无人敢创报以开知识，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

这是说：无人敢做的事，今天我来做做。

该敬佩康有为的，不仅仅是其舍身为维新、为变法的“救国于水火”，还应当有他的倾其所有。后来有人说他所想所做其中之一是为了“捞钱”。此时的康有为是个有钱人吗？但办《万国公报》，最初就是他自己出钱干这“赔本赚吆喝”的事。《万国公报》创刊后，由于经费有限，只能借《京报》印制处用木板雕印。逢双日出版，一期印千余份，最多印三千份。发行，也是委托送《京报》的人在送《京报》的时候，将《万国公报》分赠各个官宅。最初由康有为独自捐款，每期需金二两。很快，康有为的积蓄将尽，只好典当衣物来补亏空。陈炽、徐勤等人知道此事后，马上前来资助，方解燃眉之急。私人出钱办报，免费送人，还要请人送达官贵人阅读，这在办报史上，也是破天荒的事。

《万国公报》每期刊论文一篇，长篇则分期连载，除转录相关的教会报刊外，撰写重要文章有《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国兵制》《通商情形考》《各国学校考》《学校说》《铁路情形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略》《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论》《铸银说》《西国兵制考》《印俄工艺兴新富国说》等等，这些文章未署名，均出自梁启超和麦孟华之手。三个月后，报出满四十五期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为提出此报与自己教会所办的报纸重名问题，康有为觉得有理，《万国公报》遂于年底，在强学会成立后，改为《中外纪闻》，影响渐大起来。

办报的收获是很大的。一些达官贵人从最初的惊骇与观望，渐渐开始愿意从中了解西方的国情与政治经济。康有为满意地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则渐知新法之益。”（《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见时机成熟，开始筹备成立强学会。

《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的喉舌和会刊。此时的梁启超，对编这张报有了新的想法和尝试。除社论之外，梳理后形成阁抄、照译路透电、选译西报、摘录各省报及世界各国情况论介等五个相对固定的栏目。这就越来越像一份真正的报纸了。加上梁启超在文字上的精心，越来越有可读性，居然有人上门来肯出钱购买。这说明它的影响渐渐增大。于是，《中外纪闻》由赠阅改为订售和零售。

但《中外纪闻》只发刊了一个月零五日后，于1867年1月23日，和强学会即遭封禁。

年方二十多的毛头小子梁启超，却在这不足半年的办报实践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真是一位天生的报人，他的“天纵之才”使他面对一张报纸如骑手跃马踏进无边的草原，纵横驰骋。在《中外纪闻》被封禁后，梁启超“流浪于箫寺中者数月”。可以想见，那是一种何等的苦闷和无奈！

梁启超在苦闷中，反而静下心来，在积蓄力量。

也就仅仅三个月后，一个机会突然出现了。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黄遵宪，愤怒于学会被停办，准备以办报再次振作起来。他与汪康年说了这个想法之后，得到了汪的支持。于是，黄、汪两人正式邀请梁启超南下，筹备新办一份报纸，叫《时务报》。

康有为此时有“改办报以续会务”的想法，他十分鼓励和支持，让梁启超接受这一邀请。1896年4月，梁启超抵沪。

黄、汪、梁三人开始日夜“谋议”。

不久，原强学会会员邹凌瀚由江西到沪，知县吴德潇自京去浙江上任途径上海，他们两人都支持办报，于是在两月后，决定五人为创办人，也就宣告了《时务报》报馆成立，推举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主笔。他们还先后特邀了一批很有影响和实力的撰稿者，有章太炎、康有为、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馆址在上海福州路路口。定为旬报，每期二十余页。分为“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几个栏目。其中“域外报译”占全册的二分之一。专门设了英、法、日文翻译和编辑。这次办《时务报》的时间较长，到1898年8月8日终刊，正好两年，共出版六十九期。

两年，对当时的一张报纸来说，时间不短。加上上海市风气领先的大都市，一批才华横溢、通晓西学的读书人的存在，与政治空气保守的北京正好相反。这样的小气候，使得梁启超心情舒畅，才思泉涌。这时他才二十出头，才气锐气正旺，加上他的早慧和对西学的领悟，以及对社会观察的敏锐，使他如鱼得水。很快，他如一颗耀眼的明星腾然而起，划破了千年沉寂的夜空。

更重要的，是他的那支笔。这样年轻，但又这样成熟老成、笔力熊健、气势恢宏，“笔端常带感情”。

今天我们一提起梁启超来，已经有些淡然和模糊了。但这确实是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与辉煌。他真是个一支笔搅动天下的英雄。每期，他都要写不止一篇政论文章，他留下的最著名的《变法通议》，就是分若干期最先刊于《时务报》上的，竟有二十一篇。从《变法通论自序》开始，涉及到“不变法之害”、科举、学校、学会、师范学校、女学、幼学、译书、金银涨落等等。这是戊戌变法的先声，是救亡图存的呐喊，是暗夜中的火把，是飞鸣在林中的响箭。

汤志钧先生曾遍查了当年的六十九期《时务报》，梁启超所写的论文六十余篇文章，其中除二十一篇为“变法通议”外，主要的还有《波兰灭国记》《西方提要农学总叙》《古议院考》《论君政民政相嬗之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戒缠足会叙》《日本国志后叙》《记自强军》《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等等。

这正是梁启超的目的：“大声疾呼，哀哀长鸣，实为支那革新之萌蘖焉。”

更令人吃惊的是，博学而深有思考的梁启超，对千年的帝王封建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破与解剖。他大胆提出，中国在政治上无能，是因为政治体制上出了问题。自秦朝以来的两千年间，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越发严密，君王的个人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制约，历代帝王为了权力独揽，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最后的结果就是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没有声息。民不敢言，官亦不敢言，“万马齐喑”。这样的局面，就是封建君主制一手造成的。而西方近代则不同。高度注意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才能有爱国之心。目前的中国，尽管民智未开，不宜骤设议院，但由君权向民权过渡，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向封建君权挑战、“君轻民重”的思想，是康梁留给我们最大的贡献。梁启超在那时就喊出这样的先声，振耳发聩，实为中国之幸了。

所以，这些宏文一出，梁启超和《时务报》声名鹊起，很快名扬四海。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也因此得到广泛传播。《时务报》成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主阵地。

当时，《时务报》代销处遍布全国七十个县市，多达109所。从最初的四千份，半年后达到了七千份，不久突破了万份，最高时销售到了一万七千份！创造了当时国内发行报刊的最高纪录。“为中国有报以来前所未有”。顽固派中的江西道监察御史熙麟惊呼：“两年以来，内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县几于人人日手一编。”

1896年11月，康有为在澳门与开明人士何穗田商定又创办了《知新报》，正式创刊的日子是1897年2月。以康广仁、何穗田任经理。这是维新派在华南的有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此报开办长达四年之久。还有天津的《国闻报》、湖南长沙的《湘报》，都是这一时期报刊的佼佼者。(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