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书”上达天庭

四月十四（5月8日），中日双方就《马关条约》，在烟台换约。对于大清，这是一个锥心刺骨的惨痛之日。

换约两天后，即四月十六（5月10日），悲痛欲绝的光绪写下了一道“朱谕”，这是皇帝亲手用血红的朱笔写下的谕旨，为御旨中的最高形式了。光绪批道：“交内阁。本日发下朱谕一道，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于十七日同赴内阁阅看。”

这是一份皇上亲自写定，并布置内部最高级别的大臣何时、在哪里阅看的最高级别的机密文件了。

它源于翁同龢的建议：“今者御押已签，条约已定，皇上当下哀痛之诏，作舍旧之谋，奋发有关，以雪耻斯。”

这是一份“哀痛之诏”。

光绪没有将它写成“官样文章”，还真情实露地道出了签约的“难言之隐”，以求臣工“深解内心，发奋自强雪耻”。故此，此谕旨显得更加“机密”。

所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由领班军机赍往内阁，交侍读等，并传不得抄录携出。”

对这份谕旨，只能看，不得抄录，更不许携出。

可以看看光绪帝亲笔留下的这篇文字：“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割，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路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进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廿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荣，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苦，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无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军机处《洋务档》，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在这份并不长的“哀痛之诏”里，可以看到的东西很丰富，透露了光绪在战和两难之中的“难言之隐”。他坦诚承认了清廷已是“危局”：将少，兵是乌合之众，战无一胜；陪都陵寝、京师宗社、慈闱颐养，都受到了外敌的威胁，加上海啸成灾，作为一国之君，他只能“宵旰彷徨，临朝痛哭”，真是“万分为难”。所以，他请求“天下臣民皆应共谅之”。厚望“君臣上下艰苦一心，以收自强之效”。

光绪在提及慈禧太后的时候，用了“备极尊荣”四个字，深有用心。这是任何人都看的出来的。

看罢这道朱谕的高官们，会是如何呢？深深震动。

不知何种原因，这道绝密的朱谕还是很快在京城流传了起来。康有为看到了这份“哀痛之诏”。他是从哪里看到的，未知。

自5月8日中日《马关条约》换约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电李鸿章，表示日本政府愿意接受德国、俄国和法国的建议，可以考虑放弃辽东半岛，德国、俄国、法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正式联合向日本提出拒绝日本索取中国辽东半岛，日本得罪不起这三国，再加上在甲午一战中占的便宜太大了，日军退出了奉天、鞍山。这样一来，使朝廷中的一部分苟安的官僚顿时觉得甲午危机已然过去了，“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在一场巨大的国难面前，朝野上下苟且偷安的气息，深深刺激了康有为。正是光绪帝的清醒，使他又看到了希望。

朝考一结束，他就在“万言书”的基础上，开始修改。将前书中的拒和、迁都、再战的内容抽去，重新充实了改革变法的内容，很快拟出了《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一万五千言，即《上清帝第三书》。

这是一份改革方案。

对于光绪来说，不能不说他来得正逢其时。

《上清帝第三书》提出的具体改革建策内容是什么？大体三部分内容：其一为富国之法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币，邮政。其二为养民之法四项：务农，提倡西方农业科技，设立农学会，丝茶局；劝工，各州县设立考工院，学习西方技术，设立功牌专利制度；惠商，设立通商院，并在直省设立商会、商学，以开辟国际贸易；恤穷，实行移民垦荒，设立禁惰院以教游民无赖，收养穷人。其三为社会改革，包括科举与新教育、设立道学一科以崇孔子教、培养人才、军事体制改革和设立“议郎”。

关于军事体制改革，康有为有六项内容：一曰汰冗兵而合营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团练，三曰练旗兵以振满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广学堂而练将才，六曰厚海军以威海外。皆是较大的题目。

关于新教育，康有为提议：令各省州县设立艺学书院，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试以经题策论与专门之学，半数中选，荐于省学，谓之秀才，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每岁考其专门之学，并试经、史、掌故，半数中选，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之法与省学相同，半数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

林克光指出，《上清帝第三书》后来流传较为广泛，因未见呈本原件，有人怀疑事后篡改。台湾学者黄彰健等曾推测原本不会有设“议郎”的内容，认为这种建议都察院不敢抄录代呈。1985年孔祥吉将进呈原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全文刊登在《历史档案》1986年第一期，使真相大白。原本不但有设“议郎”的内容，而且其全部内容均与坊间刻本相同，仅少数文字略有差异。

“议郎”之说，虽为汉制就有，却极像西方议会制度的“议员”。这也是康有为“变法”建言中最大最重的亮点。从十万户中推选出一人，此人要“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他来自民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民意。为了防止这部分人都由“仕者阶层”把控，“未仕者”也可被选举产生。他们甚至可以“上驳诏书”，目的是“下达民词”。逢国家重大的内外大政，他们都有权出席会议，表达意愿。最后在表决中，少数人来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通过的决议，由政府各部门去执行。也为了防止这些人的意见“固化”，每年重选。

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提出“议郎”这样的建议，确是对封建皇权的挑战，确有着要从皇帝这里分权和夺权的意味。但“议郎”代表着民意去参政议政，又是保证国家大事直通民心的关键。若民心尽失，国将不国。康有为这是在大胆为民权争一席之地。

康有为的“胆识”，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了。看到了，就没有理由否认它。

谢玺璋在《梁启超传》中说：

这桩公案虽已了结，但近年又有人提出，康有为对西方议会制度并非真的了解，“议郎”更像皇帝的咨询机构，而非民主参政。但这已经不是对于事实的考察，而近乎价值评判了。而且，这种评判带有非历史的性质。当时对康有为来说，只有两种可能：或者还不懂什么是议会民主；或者他有了一些了解，但还不能对皇上说。在这种场合他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难得了。朝内高官，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孙毓汶，恐怕都说不出来……

《第三书》五月二十九日递交都察院。都察院代奏时折子上说：“据广东进士康有为条陈善后事宜一件，赴臣衙门呈请代奏。臣等共同阅看，该条陈尚无违碍之处，既具该进士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未敢壅于上闻。”六月三日，都察院代递军机处，军机处大臣翁同龢当天呈光绪御览。

这就是说，《第三书》在经过都察院和翁同龢审查之后，呈给了皇上。——这一次，竟如此顺利。

这时，光绪帝才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奏折。这也是康有为戊戌变法前五次上书中，唯一上达御览的一次。

上书终达天庭。

我们已经知道，《第三书》的变法建言中，是很有些“格外突破的言论”的，比如“议郎”之策等等。光绪帝不会看不到。他看了之后，是什么反应呢？

光绪帝很高兴，很满意。“上览而喜之”，光绪在召见都察院左部御史史裕德时，“面谕以康某人条陈，深通洋务，惟钞法一条不可行”。梁启超说：“康有为之初承宸眷，实自此始。”如果说这些话由康有为师徒来说“不太合适”的话，光绪的态度却是最明白无误的——他很快破格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召见官员处理政务的乾清官，一份存皇上办公的勤政殿，以便随时阅览，一份存军机处并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奏复。另外，将原呈和都察院奏片于七日当天送颐和园呈慈禧太后懿览。

这充分说明光绪对《第三书》的极端重视。

光绪要求军机处抄发往“各省将军军督抚议”的上书奏折共九件，康有为的《第三书》为其中一件。这些十分重要的奏折，都是关于甲午战后的改革建言。

各省的督抚将军们，通过学习和讨论者九件“重要的改革文件”，也“使得刚中进士、分发工部学习的康有为，一下子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名声”。（茅海建语）

这是光绪发出的一个强力的改革“信号”。

这九折是四百里加急传送，又限各直省将军督抚一月内筹划办法复奏，不准“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因为这“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

自强救国，变法图强，光绪帝决心已下。

康有为的《第三书》是六月三日由军机处翁同龢递呈光绪的。

就在前两天，翁同龢悄悄去见了康有为……

翁同龢何故来访

但翁同龢扑空了，康有为有事外出了。

翁同龢是看到了康有为五月二十九日所上的《第三书》后，于六月二日，由户部主事、康有为的同乡陈炽陪同，不惜屈尊来到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的。

以两代帝师、堂堂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之身的一品大员翁同龢，来会访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这事情有些稀奇。

翁同龢在毓庆宫行走，是唯一能与光绪帝朝夕相处“造膝独对”的近臣，权倾朝野。

翁同龢当然还记得七八年前的事情。1888年，康有为来京会试，最想见的人就是翁同龢。他给翁同龢的信被回绝后，写下了《上清帝第一书》，仍然托人求到了翁同龢请为代递。翁在日记上写道：“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尽管再次回绝了，但康有为给他留下了一个并不错的印象。《第一书》中很有真知灼见，所以他悄悄抄录了一千多字留存了起来，这是康有为并不知道的。

这一次的来访，有些“悄然暗访”的性质。否则，他完全可以预先通知康有为，更可以约康有为在一个合适的场合一见。没有通知，让陈炽悄悄陪同径自来访，也颇符合翁的性格。去信，或让人通知，总有些兴师动众了。率性顺便来访，在就见见，不在再说。依他的身份，亲自前来拜访，又是谁也不会想到的。他可能就是希望谁也不知道最好。但有一点是最真实的，那就是从殿试起，到看罢康有为的《第三书》，翁同龢“坐不住”了。

这深层的原因，康有为更不会知道。

这与一个人有关，天津海关道、招商局督办、官办商人盛宣怀。

还在《马关条约》尚未签署的时候，1895年4月和5月，盛宣怀就敏锐地意识到战败后的大清，不能再沿袭旧有的老路走下去了，必须尽快调整内外政策，实行变法，方可能扭转局面变弱为强。他又是一直经商办洋务的“老官商”，知道此时找谁最合适。于是，他分别郑重地给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致函。他认为，此时唯有这三个人会明白理解他的用意并对光绪帝产生影响。4月30日，他在写给翁同龢的信中，强调所谓自强之道，不外作人才、储国用、饬武备三大端而已，力劝翁同龢要利用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敦促光绪帝毅然变法，振兴国家。

盛宣怀的话，深深触动了翁同龢。作为在光绪帝身边近二十年的老师，他深知自己对皇上的影响，满朝皆无第二人。但这也使他诚惶诚恐。甲午一战，他和光绪帝极力主战，没想到败得如此之惨。这使他明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他同意盛宣怀的看法，早已在他与别人的通信中，开始商讨具体的变法大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转身。尤其是对于西方国家的态度，他一变过去保守顽固（他曾仇视在中国修铁路）的立场，开始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加白等人探讨过有关聘请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国家实行变法等问题。他请李提摩太拟定了一份变法维新的计划书，交给光绪参考。他的目的，是想请李提摩太担任中国政府的新政顾问。

光绪帝对这位培养自己近二十年的老师，自是非常倚重，“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甲午战败后，年轻的光绪帝开始“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见康之书大惊服”。

翁同龢更太想帮助自己的学生光绪帝变法图强。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约前悲痛欲绝，深深刺激他抛开了自己的各种顾虑，决心竭力相助。

身处朝廷中枢，他最明白两点：一是清廷真正的政治权利，并不在光绪帝手里，还在慈禧太后处；二是要变法图强，清廷内部还没有一支值得信赖的力量。

正是这支已悄然崛起的以康有为为主的变法维新的力量，让翁同龢看到了希望。

而光绪帝目前最忧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缺少推动变法的人才。康有为在《第三书》中疾呼，建议光绪帝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正中翁同龢与光绪帝的下怀。

康有为的身影，在他的面前越来越清晰。

这就是翁同龢来访康有为的原因。

他到粤东会馆的这天，恰逢康有为外出了。

康有为回来一听，立即前往东单翁社回访。这一天，他已经足足等了七年。

两人就国家面临的困境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交换了意见。翁对康的一些见解表示赞同。

这是一个标记。帝党领袖翁同龢与康梁等维新派人物的结盟，从此开始。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会面之后，康有为对翁同龢的印象和评价很好很高了，称翁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梁启超说：“自是翁议论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

这个时候，翁同龢还在“毓庆宫行走”，这是翁得天独厚的特权和便利。毓庆宫是光绪帝的学宫，翁于光绪二年（1876）四月起，即在毓庆宫行走，授学光绪帝前后已长达二十年。二十年的朝夕相处，翁同龢简直如同看着一个儿子在自己的教诲下成长了起来，已经成为一个充满了英气的皇上。这种特殊的君臣关系，使他人生的天平不得不靠向光绪。他很骄傲皇上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并倾向开明与自强。在教学过程中，光绪帝自然常常在书房与翁同龢“独对”，只有他们师徒两人一坐，屈膝静静深入地商讨国事。甲午之战，他坚定地支持光绪帝主战，与主和派形成了两个阵容，后人称为“帝党”与“后党”。本指望甲午一战能胜，光绪受制于太后的处境必然得以宽松甚至解脱，不料一败涂地不说，清帝国的损失如此惨重。在两难之中，光绪是极不愿意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用宝的，“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无奈在太后等人的逼迫下，只能违心地在条约上签字用宝。当时的一幕甚惨，翁同龢呈旨时“战栗哽咽”，进入毓庆宫书房时，两人“君臣相顾挥涕”。那么，当光绪帝看了康有为的《第三书》“览而喜之”“嘉许”的时候，一定在毓庆宫与翁同龢“独对”时和翁讨论过康有为和他的《第三书》无疑。而且，康有为在翁宅和翁的这一次会面后，翁同龢一定将这次会见的详情转告了光绪帝。

康有为也就真的第一次向光绪帝“走近”了。

六月三十日，康有为再撰“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即《上清帝第四书》。

《第四书》提出要讲明国是，实行全面根本的变革。“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并第一次提出设立报馆、学会。

简单地说，《第四书》的具体办法为五条：一、“下诏求言”，在午门设上书处，许天下言事之人到这里递折。二、“开门集议”，令天下十万户而推一人（议郎），凡有政事，皇上则御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实行。各省府州县咸令开设。三、“辟馆顾问”，大开便殿，广陈图书，令天下人才皆在左右，上以启圣聪，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四、“设报达聪”，令直省要郡设立报馆，州县乡镇也令续开，购取各国著名报纸，令总署择要翻译其政艺，“俾百僚咸同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五、“开府辟士”，从中央到督抚、县令都开幕府，收罗人才，“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兴举新法，经营百度。”

这五项措施的实行，康有为建议先由皇上下诏罪己，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天下，数诏一发，天下雷动，变法维新运动自然推动起来。

《第四书》没有《第三书》的运气，康有为和《第三书》一样先呈都察院请求代递，都察院以康有为已被任命工部主事为由拒绝接受，转给了工部。工部尚书孙家鼐对《第四书》很称道，许为代递，五堂皆画押，但李文田适置工部，他不肯画押。最后袁世凯同意帮忙，代递给了督办处，但荣禄不肯收，《第四书》终于不能上达。

康有为《第四书》的没有上达，说明尽管在清廷的官场中有了一席之地的康有为，仍然很难上书。层层官吏在为变革和维新设障。梁启超等几个弟子不甘心，又去都察院请求再递，仍然被拒绝。

别说康有为的变革和维新被设层层障碍，就连光绪帝变革和维新的谕令，结果又如何？

7月19日，光绪帝发布令各省举办十四项新政的上谕。这是光绪胡燏棻、陈炽、康有为等人的奏折中提取了他认为是当前切实可行的十四项新政，计有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整厘金、核关税、稽荒田、汰冗员等。上谕依旧是四百里快马传递，要求各省“皆应立时举办，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全国各省，仅除西藏、蒙古情况特殊未递。

这可是皇上下的圣令啊。

力行新政，因时变法，破除积习，以期国家振兴富强。

其实，这十四项新政并没有什么大的内容突破，如康有为所提出的“设议郎”等敏感的内容就没有被采纳。这十四项新政变革，大多也是过去洋务派提出过并局部实行过的，只是这一次光绪帝把它们集中提出来而已。

结果如何？按期复奏者寥寥数省，绝大部分省超过了期限，山西巡抚竟然拖到转年春天。这说明各省地方大吏对光绪帝在拖延观望、敷衍塞责。还有，福建等五省竟然未见复奏，这完全是置之不理之态度了。

复奏的意见，更让人啼笑皆非。赞成其中某几项新政的不乏其人，表示反对的是多数，更多的是观望不表态。顽固派大部分持反对意见。山东、广东、湖北巡抚反对变法。“自来圣贤之君，承帝王之薪传，守祖宗之法度……弗肯轻事纷更”（广东巡抚马丕瑶《遵旨筹议时务各条，酌度办法，据实复陈折》）。这是暗示光绪帝在背叛祖宗。反对者尤其反对学习西方，污蔑主张学习西方的人是“贼子、奸民、奸细”，认为引进西方技术和文明是“光天化日清明世界之中，又杂一魑魅魍魉之世界……泰西之法，只可行之泰西诸国，若用于中国，是乱天下之道也”（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铁路万不可开等事折》）。

光绪帝原想再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大行变法之事。十二道诏书都拟好了。

但慈禧太后反对。十四项新政被扼杀在摇篮中，尚未颁布的十二道诏书也流产了。党帝中的一批官员志锐、汪鸣銮、长麟、文廷式等先后遭谪戍、革职、赶出京城。帝师翁同龢也被革去毓庆宫的差事。

警觉的慈禧太后嗅到了什么？

否则，她如此何来？

有一些研究者提出慈禧最初并不是变法的阻止者，那么，此时距1898年真正开始变法还有三年的时间，这阻止者是谁？也可以说是朝廷从上到各省的顽固派在极力阻止。但哪个顽固派能有如此大的胆量和能量，将皇上的上谕当耳旁风？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满朝中只有慈禧牢牢掌握着朝政大权，光绪帝只是前台摆设。晚清这个最大的不是秘密的秘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黑暗和残酷，再次暴露无疑。不是慈禧，又是谁能让这些刚刚有些苗头的变法很快流产。

“宫廷政治”，这个帝制下的毒瘤和怪胎，几千年来都在行走着，始终如此。连对皇家始终肝脑涂地的翁同龢，也被同僚好友荣禄指为“奸狡性成……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宁（按：指孙毓文），与合肥（按：指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翁）则仍作伪君子……”终被慈禧下令撤了翁的毓庆宫之差。

光绪帝，此时在毓庆宫连“独对”的人，也没有了。

变法，十四项新政，不得不被“冰冻”起来。

康有为这才觉得浑身很冷。

对有的维新者来说，远不止“很冷”。                (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