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车上书”的争议

对于公车上书，康有为在1898年末所写的自传《康南海自编年谱》，即《我史》中，有详细的记载。这一年距离1894年公车上书的发生，仅仅四年，又是一件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按说，在康有为的记忆中，是不该出现差错的。之后各种论著对于公车上书的描述，也都将此作为最重要而基本的史料。

也就是因为康有为在这里的叙述，自1970年起，80年代、90年代，2000年，一直到今天，均大起波澜。有人甚至声称这是康有为自导的一场“骗局”。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年谱中的“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这二十一个字。

康有为说，4月8日去都察院上书万言书，都察院以皇上已经在《马关条约》上盖了玉玺(用宝)，无法挽回了，所以拒收万言书。

康有为究竟去没去都察院上书？都察院是否拒收？成为争议的关键。

茅海建在2011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中，第一章《“公车上书”考证补》回述了多年来争议的过程。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台北学者黄彰建，他在1970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提出《公车上书记》和《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两书中，都提及康有为原定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初七至初九日“大集”，四月初十至都察院上书，由于条约已经于初八日被批准，所以上书一事“议竟中寝”。“议竟中寝”，意思是此事流产了，没有去递万言书，因为此时皇上已经用宝，没有这个必要了。黄还引用《清光绪朝交涉史料》《闻尘偶记》，认定当时并无阻止上书的行动。他还提出了两点质疑：一、“公车上书”的内容，签名者是否都看过?有无假借他人名义的事情?二、松筠庵谏草堂能否容下1300人?

1988年，孔祥吉发表《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与黄彰健的结论大体一致。他引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证明了当时并无

阻碍上书的政治背景，官员举子上书的途径是通畅的。

1987年、1990年，汪叔子、王凡发表了《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他们提出康有为所称上书人数是不确切的，康有为及其党人前后有着不同的说法，渐次增加，

并对上书过程的许多细节进行了修改，如集会时间、改“知单”为签名等等。

1996年，姜鸣发表了一部历史散文集《被调整的目光》，其中

的一篇《莫谈时事呈英雄：康有为“公车上书”的真相》，文章指出当时反对和约的，主要是官员，而举人的上书也未受到阻碍，康有为写此上书的目的，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准备在上海发表，由此而制造一个大骗局。1999年7月，《光明日报》根据姜鸣的文章，发表了《真有一次“公车上书”吗?》，引起众多议论。

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影响较大。姜鸣得出这样的结

论：“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他在文中引用了

1895年夏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书前所刊的署名为“沪上哀时

老人未还氏”于5月24日作的序，提出此序中提到四月初八(5月2日)上书已经流产夭折，地点是松筠庵，而不是都察院。这与康有为后来的年谱中的提法大相径庭。

姜鸣在文中指出，康在“公车上书”事件上的记载中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公车上书”是他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

需要注意的是，姜鸣在文中对康有为也有客观的肯定：“他(康有

为)到北京后，双管齐下，一面入仕，一面从政，办媒体，兴学会，开拓出官场以外极为活跃的政治舞台，成为不依附自己官员身份的职业政治家。这是晚清政治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显示着一种新生力量的兴起。毕竟时代在变。腐朽沉闷的中国社会快要走上尽头，确实需要冲击一下了。康有为应运而生，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那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我们今天可以不从道德角度去评论康有为在宣传‘公车上书’时的所作所为，但不能不对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登台亮相的第一幕演出刮目相看……”

那么，上海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作序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这个人，似乎为“当事者”，他究竟是谁呢?有人猜测是康有为本人，有人提出可能是梁启超，也有人提出可能是“古香阁主人”沈善登，但一直未有定论。

茅海建在对当年的大量清史资料精心检视后，认为姜鸣的“公车

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以及欧阳跃峰的“公车

上书'是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等结论很不“科学”，也容易引起诸多

误解。他的结论是：一、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公车上书，即“广义的公车上书”。其二是康有为组织的各省公车在松筠庵的“集众”，最终形成十八省举人超过千人的联名上书，即“联省公车上书”。由于四月初九日  由于四月初九日来松筠庵的人数甚少，且条约已用宝，这一活动中途流产。二、康有为《我史》中关于公车上书的记录，多处有误，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其牵强与张扬，许多戏剧性的情节，似为其想象。若加引用，需处处小心。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同意上面的一些结论和看法。

1999年12月17日，汤志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公车上书”答客问》，反驳了姜鸣的观点。汤志钧利用《汪康年师友书札》《直报》等史料，证明历史上确曾发生过康有为领衔十八省举人发动

“公车上书”一事。

2002年9月26日房德邻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是学术创新，还是歪曲历史?——评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对张建伟所著此书中的一节“康梁未上书”，房德邻认为说“未上书”不妥。理由有二：一、“都察院拒收”的说法仅见于《康南海自编年谱》，而这部年谱在康有为生前并未出版，外间并不知晓有这种说法。外间知道的，

就是“议而未上”，始于1895年7月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

房德邻在此提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是上海的出版者，他根据参加会试的举人所述，记述了松筠庵议而未上的经过，并表示惋惜。他明知“议而未上”，为何不写成《康梁未上书记》，而写成《公车上书记》?是着眼于上书活动本身及其意义，而不在于是否递上。时人谈此事也都称为“公车上书”。二、康有为是松筠庵集会的发起人和万言书的起草人，他所说的上书经过理应受到重视，从情理上说他没有必要撒谎说都察院拒收。孔祥吉的考证虽言之有据，但不是确证。都察院5月2日代递的条陈并非是当日所上，而是以前上的，至此尚未将4月30日以前举人的上书代递完，还差五个省的。所以5月2日都察院的代递，并不能证明这一天它没有拒收康有为的上书。而这一天都察院门前发生大规模的“学潮”，由当时情形看，拒收上书是很可能的。从现在的史料来看，要推到“都察院拒收”一说证据不足，将它与“议而未上”两说并存为好。

房德邻还对于茅海建“公车上书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这一结论提出疑义，认为“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翁同龢等政治高层在3月21日有意向外泄露消息，以鼓动京官和举人们反对议和”。

2012年10月，谢玺璋在新作《梁启超传》一书中的“康梁与公车上书”一节中提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试图证明康梁并不是“公

车上书”的唯一发动者和领导者，一些研究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某些历史真相，看到了康梁故意夸大自己作用、篡改历史叙事以美化自己的“丑态”。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做法同时也可能遮蔽了另外一些真相。也许康梁不是这场运动直接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个运动也许有某种自发的性质，那么，显然和所谓高层的幕后操纵说又是自相矛盾。一些当年的“过来人”在记述中倒往往将康梁称为“运动主持”。为何当时的人会有这样的印象?只能说康梁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处于领头的地位，站在时代浪潮的潮头上。

对于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围绕“公车上书”的争论，大体如此。

这些争论虽然有的并不是确论，却在学界和社会上反响不小。“一说即出，原来如此”式的判定比比皆是。尤其是网上，八成人开始谩骂和攻击康梁是“骗子”“盗名欺世”等等，甚至连某些虚构的影视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些对康有为人品、人格诋毁的细节。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正统”著作内多年来一直的说法存在反感。晚清史确实有大量的“处女地”尚待开发，对近代历史重要人物的各方面的发掘检视，让真实的历史面目归来，自然是历史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再如同若干年前一样，凡遇相左的说法统统打入冷宫。以上这些所有的学者，对历史的研究和考证，都是认真、令人敬佩的。学术之争，也是极正常和不可或缺的。这些研究和争论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更加逼近了真实的昨天。我感到，在今天研究康有为，必须先研究这些诸多的争议。

而对于那些一时尚未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只能暂时搁置，期望新的最真实的史料来证明。

就“公车上书”来说，我很同意谢玺璋的看法。康梁在此时，仅仅是一介书生，他们再有性格上的毛病，面对《马关条约》的作为，都是令人敬佩和惊叹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从官场到读书人，都将“公车上书”的“代表者”的帽子，戴在了他们头上。万言书的起草是康有为，松筠庵集会的召集人是康有为，最先让梁启超带头上书的，也是康有为。这样一场震惊全国和世界的政治事件，总得有“代表”吧，不是康梁，又能是谁呢?说“代表”，不说“领袖”还是可以的吧?

对于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等一些著作中的“将真迹放大”(梁启超语)或者篡改，有若干证据在，也就不用多说了。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或者也可以说，不是这样的性格，也难以做出这样的事和更大的事。就此他性格的两面性以及所导致的事件的成败，下文会不断提到。

第六章    翁同龢何故来访

清廷自入关之后，每位皇帝对士子文人的“动向”一直是十分警惕和层层监视的，尤其不允许“士人干政”。任何私涉政治的言论和出版都是“违法”，受到严密监视，这是一条禁令，也是清代文字狱之多的原因。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曾颁发上谕规定：不许生员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这条上谕，曾被镌刻于明伦堂左侧所立的一卧碑之上，大有“祖宗家法”的味道。

而“公车上书”，洪水烈焰般勇猛冲决了这道禁令，七子们在祖国危亡的时刻，终于毅然置功名利禄和身家性命于不顾，发起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是一次“我以我血荐轩辕”式的爱国壮举。

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变。

甲午之痛，痛彻朝野。

就连光绪帝，也毅然将祖宗的遗训抛掷一边。这一年，通过会试者，要面临殿试和朝考，面对这些入围的考生，皇上光绪出题的制策为：“时事多艰，人才孔亟，期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殚心图治，上无负慈闱之训迪，下克措四海于乂安。”尔多士来自田间，夙怀忠谠，其各直言无隐，朕得亲览焉。”——你们自民间而来，接着地气，有何救国治国之议之见，你们放胆直言就是啦！我要亲自阅读的。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皇帝”。

这是清帝光绪悄然又急切发出的一个信号。

很快，向他走来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举子”。

“举子”这年已经三十八岁了。

这一个“新科进士”

上苍真的有时格外奇崛，冥冥之中的巧合，让人感叹。

5月2日，光绪万般无奈，在《马关条约》上盖了玉玺。

5月2日，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失败的第二天，却荣登龙门，成了新科进士。五日，他被引见，成了工部主事。终于，突然之间，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紫禁城的城门“吱扭”一声，向他洞开。

这一年会试，典试总裁为徐桐，考官为李文田。徐李二人，都是一直十分痛恨康有为的人。也就是说,从他们的意愿，是万不会放康有为入围的。

徐桐更是明目张胆地给康有为设了“路障”，事先就告诫各位考官：“粤省卷有才气者毕为康祖诒（康有为），即勿取。”考生的名字，是被封死在卷内的，谁也不会见到。那就从答卷的才气和内容上来判断吧。很巧，考官很快发现了一份“疑似康有为的答卷”，没想到这是梁启超的答卷。徐桐看过之后，大大松了口气，真让我给抓着啦！他马上致书给其他考官，说此卷“文字皆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李文田与康有为本是同乡，更是痛恨康有为每次来京均不拜见，并在写的一部关于书法的书中，对其书法不敬，此时正好乘机挟私，他在这份梁启超考卷的卷尾，阴柔戏虐地批了这么一行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

到发榜时，照例是遴选出的前五名最后“展卷”。除了这前五，所有名次都展开了，未见到“康祖诒”三字，徐桐很高兴和得意，以为康有为终被淘汰了。翁同龢深知徐心，说：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将这前五名上方的封部一份一份打开，果然竟有“康祖诒”！而且为拟第一名，会元！徐桐如雷击顶，恼羞成怒，眼看木已成舟，又没有办法，只能凭借总裁之权将康有为降为第五名。

梁启超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了老师的“替罪羊”。这真是晚清科举史上的一桩“奇冤之案”！

清朝的科举制度沿袭明朝，经乡试考中举人后，再经会试考中贡生，最后再由当朝皇帝在紫禁城太和殿（或保和殿）亲自主考，所以称之为“殿试”。殿试主要是“对策”。皇上提出问题，为“制策”，考生根据制策作文来回答皇上提出的问题，叫“对策”。“殿试策”外，还附有“朝考卷”，均做出才算殿试完毕。这是读书人被皇家遴选的“决定性的最后一试”。皇上和考官遴选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文章做得好，二是字体的书法要好，二者均十分重要，不可偏门。随着八股取士的文题越来越重复，皇家的要求又所禁过多，从大量考卷中选出文章内容的“出类拔萃者”越来越难，后来也就演化成主要看“书法”而定乾坤了。文章写得再好，没有一笔好字，要入选那是做梦和妄想。所以，所有开科进士的字都写的很好。客观上，这也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越发博大精深，成为一绝。皇上选定的前三名为一甲，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然后是二甲、三甲若干名，均称进士。

康有为是在保和殿参加的殿试。

七年前，康有为来京会试，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在京四处碰壁屡屡被拒，凄然南归前曾专门在紫禁城前站了许久。七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他身在保和殿参加殿试时，会是些什么感慨呢？

光绪帝的“制策”下来了：

“时事多艰，人才孔亟，期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殚心图治，上无负慈闱之训迪，下克措四海于乂安”。“……尔多士来自田间，夙怀忠谠，其各直言无隐，朕得亲览焉。”（康有为《殿试策》）

还有一道诗题：“赋得大厦须异材”。

制策分明透出了八个字：“救国图治，求贤若渴”。

康有为的眼前一亮。

光绪帝所出的殿试、朝考的题目，恰恰均与变法有关。

这是一种暗合吗？是。

仅仅就在几天前，“公车上书”因主和派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光绪帝似乎知道他的想法一样，在制策中竟然出了这样的题目。这说明了什么呢？——光绪帝原来也在关注着中国的时局啊，说明朝廷内部汲取了甲午战败的教训，已经有了必须变革、变法的意愿，开始在考虑中国的未来。

那么，何不借这样的一个求也求不来的机会，向光绪帝直陈自己的变法主张呢？光绪帝很可能会看到自己这份答卷的。

康有为知道，这样的想法自然有些天真。一是皇上真意何在，制策孰真孰假？二是徐桐、李文田等把持着殿试，他们若看到自己的主张，将会如何？若判定自己是忤逆之罪也未可知。三是若被顽固派指责，这答卷还能让光绪帝看到吗？看不到，还不是如同公车上书的万言书下场一样？

最后的决定是：不去想这么多了，抛开个人的前程，生死有命，他要直陈变法，直抒胸臆。

他在“殿试策”的“对策”中提出：“……方今时事艰难，宜明仇恨雪耻之风，共图蹈厉发扬之治，寻百度败坏，在于泄沓，有司以奉行故事为贤。对策以楷法送祷塞责，若不亟变，不可振救……变之之道，在辨取舍，取日新以图自强，去因循以厉天下而已……慎选左右，无使大权旁落；刚明独断，无使众说之动摇。达聪明目，通下情而无使少壅；求贤审官，尽人才而无使或遗，则自强可致矣……发愤为雄，乾纲独揽，整肃纪纲，破除积习，日亲贤士，日闻谠言，日讲治体，日求新政……”（康有为《殿试策》）

这哪里是在答卷？听这口气，简直是一位重臣在向圣上谏言。“无使大权旁落、刚明独断”，康有为也真敢说！但句句又准确地说在了光绪的心中。尽管，最终因考官的作梗光绪帝可能并未见到这份答卷。

朝考卷为两篇，《变则通通则久论》和《汰冗兵疏》。谁说皇宫中尽为昏聩而无人？这两道题就出的太准太好了！

《变则通通则久论》，就是在呼吁变法啊。康有为卷中答道：“……三代之文明不得不变太古，秦汉之郡县不得不变三代……累朝律例典礼，未有数十年不修改者，……若泥守不变，非独久而生弊，亦且滞而难行……当变不变,鲜不为害。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

这是在有力回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

《汰冗兵疏》，“汰冗兵”恰是康有为早已提出的主张，他在答卷中列举历代史实，阐明兵不在多而在精。他指出八旗、绿营“名虽百万，无一可用”，“今兵制极弊，必在变更，变更之始，在汰冗兵”。是缓慢的淘汰，还是尽快淘汰？必须尽快。每省练兵万人，沿边加倍，并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

看看康有为的这几份答卷，确无半句考生惯有的颂谀之词，赤心直谏，力扬变法图强，来挽救这已经破败加腐败的大清江山。他是在给光绪帝开了一服变法维新的药方。

就连一些阅卷大臣，也被他的答卷深深打动。殿试阅卷大臣徐树铭挥笔将康有为列为第一名，其余阅卷大臣均画圈赞同。但李文田坚决反对，不仅不画圈，还加了黄签，指责“冒”字下缺一字，将他降至二甲四十六名。朝考，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第一名，李文田依旧不饶，在“闷”“症”“炼”等字上再加黄签，指为误笔，降为二等。按常规，阅卷大臣们要从一等中选出十名考生的答卷，来呈交皇上亲览，由皇上阅后钦定名次。康有为的答卷自然无法入选，也就失去了被光绪帝看到的机会。

但这份答卷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不仅看到了，且心中拍案叫好。于是，他转而开始关注这位三十八岁的新科进士。

秀才考了三次，举人考了七次，三十八岁才得进士，作为一个读书人，康有为终于在坎坷的科举之路上取得了功名。应当说这是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事情了，他该是非常欣喜的。一则终于还了母亲和家人之愿，算是光宗耀祖了；二则身份发生了变化，这会给他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他重视这个得来不易的“功名”，后来，故乡苏村康氏祠堂前的广场上，高高树立起了旗杆，下面夹旗杆的青石上，镌刻着他写的五十一字楷书：“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中式第五名贡士，保和殿殿试二甲第四十六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二等，钦点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恭承。”“工部主事”，也算开始在朝廷谋得一官半职了。

“一朝登龙榜，天子脚下官”，他是朝廷的“命官”了。

按读书人得中进士后的轨迹，他该殚精竭虑，先好好守着官衔，再去投机、去钻营、去混迹官场以图步步升迁。

但那是别人，绝对不可能是他。

至今有人还在指责他“贪图功名之心亟切”，嘴上说厌恶科举，却连连奔赴考场；弃置工部主事一职而浪荡京城，是野心太大之故，等等。

公允地说，看一个人，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听其言、观其行”。或者，只“观其行”就可以。

康有为做了什么？公车上书，撰万言书提出救国变法；在考场对殿试策，依旧呼吁朝廷变法；如今，他没有把这个工部主事放在眼中，依旧在设法推进变法。大清科举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获进士者计二万六千余人。这二万六千人中，出过一个如此爱国的变法者吗？

他说：“十一日引见，授工部主事，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又平生讲学著书，自分以布衣终，以迫于母命，屈折就试，原无意于科第，况仕宦乎？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如果说“无意于科第”，似乎还有些吹垮之嫌的话，“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故不到署”，连得中后获取的新官都放弃了，何谈功名？

他很忙。他有很多事要做。

可以看看他五至六月的时间表；

5月2日，起草成联省“公车上书”万言书（《上清帝第二书》）。

5月3日，会试中试。

5月22日，完成殿试策和朝考卷。

5月23日开始修改万言书，成一万三千言《上清帝第三书》。

5月29日“第三书”递达都察院。

6月3日由户部引见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不到署。

6月3日“第三书”终被光绪帝御览。

6月30日，撰《上清帝第四书》。

两个月之内，康有为连上三书，并终于将“第三书”上达光绪。

他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维新运动，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高潮。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维新之士。

因为，从殿试开始，他就觉得已经按到了光绪帝的脉了。

这一感觉，大体是准确的。

(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