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与陈千秋之死

《孔子改制考》的命运也和《新学伪经考》类似多舛，1898年春在上海刊行后即被清廷下令毁版。两书是姊妹篇，一脉相承之作。

1891年康有为在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后，即开始在陈千秋、梁启

超、曹泰、韩文举、梁朝杰等学生的协助下撰著此书。康有为说此书

“朝夕钩掸，八年于兹，删除繁芜，就成简要”。历时8年的艰辛，终于成书，全书21卷，34万字。

此书刚一问世就被毁版，说明它依旧被当局不容。它对当时思想界的震动，大大超过了《新学伪经考》，对维新变法的呼唤更直接，梁启超称它是“火山大喷发”。

在此书中，康有为将“大同”思想设定为孔子改制的最终目的。孔子就是一个“托古改制”的圣人。康在书中论道，“托古改制”由来已久，是先秦诸子都用过的方法。春秋战国时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凡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康有为一一考证墨子、管子、晏子、老子、韩非子、公孙龙等创教改制。从道家的“小国寡民”，到孔子的“小康大同”都是在改制。康有为认为“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中国的义理制度都创立于孔子，“春秋变周”，就是孔子改制的明证。孔子是上天为救百姓而生的“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他改制的著作，就是六经。六经是孔子提出的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政教礼法。

这里，康有为推翻了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观点，确立六经为孔子所作这一点，才可以来论证孔子的“托古改制”。这是无比大胆的“言论”了。这样做的目的，更多的是从政治上的需求，而不是学术上。梁启超说此说是“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王森然在《康有为先生评传》中说康“以为不抉开此自由思想之藩篱，则中国终不可得救。所以毅然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

在《孔子改制考》里，康有为还极力宣扬了兴民权、限君权的思想。

康有为其心之大之深，他是在利用孔子为其维新改革的意图寻求庇护，从而奠定维新之路的舆论基础。

从还没有成书之前到成书，关于孔子改制的理论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和激烈的斗争。被认为比较开明的洋务派代表人之一的两江总督张之洞，非常痛恨这一理论。1895年秋康有为到南京游说他支持创办强学会，张之洞很热情地接待他，甚至提出一个条件，只要康有为放弃孔子改制的理论，他会从经济上给以支持。康有为马上回绝了，并在强学报上坚持以孔子纪年。张之洞马上与之反目。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宣传孔子改制的理论，苏舆等顽固派马上嗅出异味，攻击康有为及其弟子“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就连大学士孙家鼐也上折攻击《孔子改制考》，“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将“导天下于乱”。

《孔子改制考》冲决和打破的是封建统治的秩序，激起人们的变法思想。孔子以布衣身份改制，其民主思想托之于“天”，“人人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能合人者皆君王哉!此孔子之大义也”(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而民权思想，是维新变法的核心。这样的思想和理论，在当时确是“春雷”，被顽固分子视为“异端”，太正常了，所以这本书再次遭到了被毁版的命运，也就不奇怪了。

从《新学伪经考》到《孔子改制考》，我们知道了康有为其“先

进”所在。确实如梁启超所言，它们是“飓风”，是“火山大喷发”。

范文澜在提到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时，说“戊戌变法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

1893年，康有为再次被母亲和家人要求参加科考，再应乡试，

考中了举人。他的考卷本来中第二名，因为引用了“孔子改制”的说法，降为第八名。不久，家乡的一件事让他卷入了一场很大的纷争，甚至两次几乎丧命。而他最得意的大弟子陈千秋，也在这场纷争后患病去世，给康有为的打击甚重。

康有为的家乡，有个团练局，为咸丰年间康有为伯叔祖所创，原来一直控制在康氏家族手中。团练局辖32乡，人丁5万人，一直是地方势利争夺的目标。康有为的伯祖去世后，当地的风气坏了，知府张嵩芬凭手中权力，退职后还一直把持着团练局。乡里盗贼风起，他们和张氏家族勾结，竟常常出劫分赃，老百姓知道也不敢说。后来盗贼抢劫得越发厉害，康有为的叔叔、侄子、侄婿都遭到劫掠。康氏家族的一些老人就找到康有为，让他想想办法制止家族的人再受伤害。康有为在广州教书，本无暇管这件事，就是管也很难管，因为张嵩芬的权势不小。

大弟子陈千秋也是故乡人，听到了这件事，觉得该管。他对老师康有为说：“我们穷天下之理，光读书而不去在实践中尝试是不对的。行仁施爱，可以从处理这件事做起。我们控制了团练局后，办学校、养桑蚕、修道路，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成事，再交给有能力有威望的人去管理，我们还是回去做我们的学问。”康有为是举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就出面联络了32乡的乡绅，共同迫使张嵩芬交出团练局的大印。张嵩芬自然不甘，乘春祭先贤之机，让族人身藏利刃在祠堂内聚集，伺机行事。到春祭的这一天，康有为到祠堂门前的时候，见到张嵩芬等人鬼鬼祟祟，知道张可能有明堂。进入祠堂后，果然发现张的族人数百人早已聚集在此，他们个个神情诡异，望着康有为虎视眈眈。康有为随行的人员早已发现异常，率几百名乡人带着武器赶来。张一看自己人少，不敢动作，带着队伍悻悻离去。

张的阴谋还在继续，几次派人暗杀康有为。康有为乘船去给老师朱次琦扫墓，途中险遭伏击。他只好报请官兵前来剿匪，终于惩办了几个土匪头领。其余四散逃亡。康有为控制了团练局后，改名同人局，由陈千秋管理。陈千秋拟定了规划，先筹款购书，成立了图书馆，实施禁赌，又准备办学校、修路、养蚕经商等。不料禁赌和办学触犯了一些乡绅的利益，陈千秋在处理一件杀人案件时得罪了人。张嵩芬趁机上下打点，买通县令，又把团练局夺回手中。陈千秋早有肺病，此时愤病交加，吐血而死，年仅26岁。

陈千秋之死，让康有为伤心至极。后来，康有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十里之地，与万里之地，五万之民与四万万之民，相去万倍，而欲矫而易，救而治之，其谤议同，其险难同，其几死同，而伤我良人同，小有成功而倾覆同。呜呼！任事之难如此，宜人争讲老氏学，保身家妻子，坐视生民之倾覆颠连而不恤也……局一极小之事，即成功何足劳我，费我心血，老我岁月，伤我礼吉（陈千秋）哉？”

第五章 公车上书

1894年春，即光绪二十年甲午，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一起入京参加会试。6月9日，在京下车时不慎伤脚，行动艰难，为了养伤，他只得南归。刚刚回到万木草堂不久，震惊全国和世界的一场战争爆发了。7月25日，日本海军袭击了清政府运载援兵赴朝鲜的“高升”号轮船。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还是在京的时候，有人问他：“国朝可百年乎？”他断然回答：“祸在眉睫，何言百年？”

他的话应验了。

6年前，写《上清帝第一书》的时候，他就曾预言过日本的野心。

年底，大连、旅顺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转年初，北洋舰队在威海全军覆没。

兵临城下。日本逼迫清廷签署城下之盟，这就是近代史上最耻辱的《马关条约》。

年初，康有为又偕梁启超、梁小山匆匆进京参加会试。

《马关条约》传到了北京。

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陈少白之访

1895年初春，康有为从广西回到广州不久，决定再去京参加会试。这大半年，他蹭蹬多事又感伤连着感伤。先是去年10月，最聪明的弟子曹泰去罗浮山求道染瘴疫竟然不治病逝，他率同门吊其家。11月，为避《新学伪经考》之祸和家乡之祸再去广西讲学。正月刚回广东，2月，自己最得意的大弟子陈千秋病重，半个多月后去世，年仅26岁。“礼吉聪明绝人，而气魄刚毅，大道完成，为负荷第一人，竟夭，年仅二十六，痛哉！”

而此时正是甲午战争期间，清军屡屡战败的消息传来，据说京师已是一片混乱，连朝廷都准备了500辆马车准备迁都逃亡。

给陈千秋办了丧事后，他偕梁启超、梁小山去京，至上海再由海路取道天津进京。

在上海等船，他们下榻在洋泾浜全安栈。这里是广东客人的落脚之地，住店的客人中，也有一些是从广东来准备进京去参加会试的举子。有人认出了康有为。

下榻在这里的，还有一位极特殊的广东客人，陈少白。

陈少白，原名闻韶，号夔石，广东江门人，暮先贤陈白沙，改名少白。这一年，陈少白26岁，风华正茂。他受叔叔影响读了很多西书，1890年21岁入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拜盟兄弟，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4人被清廷称为“四大寇”。两年后，他毅然辍学投身反清革命。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反清团体“兴中会”，之后返香港和陈少白一起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马上在省港澳地区秘密串联发动革命志士，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还是在1893年的时候，孙中山迁至广州行医。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时常出入广州双门底的一家圣教书楼去购买西学译本书，也就认识了书楼的老板左斗山。左斗山是基督徒，和孙中山是好朋友。孙中山借了这书楼的一间房屋开设了一个小诊所作掩护，暗地里却在物色革命同道，此时康有为已经在广州办学有了一些名气，孙中山从侧面了解了康有为之后，托人帮忙想结识一下康有为。孙中山所找的这个介绍人是否是左斗山，资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可能性是很大的。康有为此时对孙中山还不了解，只听说是一个学医的，就有些“摆谱”，提出“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这一要求说明康并不知道孙中山的底细，只认为又是一个来向他求学的。孙中山有些生气，觉得康有为妄自尊大，也就没有和康有为见面，“卒不往见”。两人的会面，也就很遗憾地错过。但是，一年多之后，孙中山和陈少白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部，开始筹备广州起义的时候，他再次想起了康有为。他和陈少白两人竟亲自去了万木草堂，想说服康有为和陈千秋入伙加入“兴中会”。由此，也可以看出康有为在孙中山心中的分量。遗憾的是，两人来到学堂的时候，万木草堂正在放假，康有为和学生都不在，这有些阴错阳差。

此时在上海，陈少白恰也住在全安栈，听有人议论说康有为也住在这里，觉得是一个机会。孙中山和他正急切要发动广州起义的“兴中会”，缺的正是同人。所以，他敲响了康有为的房门。

可以说，这是孙中山的兴中会，对康有为的第三次“来访”。

一会儿，门开了。康有为开门探出头来，问对方找谁？陈少白答：“找康有为先生。”康说：“我就是康某，请进来吧。”两人寒暄后，康有为问陈有何事，陈少白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很危急，清政府实在不行了，非改变不可！”康有为答：“很对。”他起身走过去关上了房门。两人刚入座，又有人敲门。康开门一看，是梁启超回来了，于是他给陈少白介绍了梁启超。然后，3人入座，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康问了陈关于长江一带的情况，人有多少等等。陈少白后来回忆说，康始终“正襟危坐，一话一拱手”，让陈少白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是“维新派”与“革命派”的第一次接头会面。不久之后，康梁发动了“公车上书”，而孙中山和陈少白的“兴中会”发动了广州起义（未遂逃往日本）。那么 ，在上海的这家旅社里，他们谈了些什么呢？资料未有记载。

陈少白深受孙中山的影响，所以孙中山一定对陈提到康其人的“妄自尊大”。陈少白这次的贸然来会，心里一定是有准备的。但见到康有为之后，发现康并不像孙说的那样，不仅不小看自己这个年轻人，还非常谦和认真，所以，他“肃然起敬”。于是，陈少白相信康有为是真诚的，他一定在谈起了清廷的腐败无救之时提及了“反清”之事。只是，准备广州起义这样绝密的内容不会透露而已。最重要的，他是在试探康梁的态度。这对康有为来说，震撼也是巨大的。但此时，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一个教书先生，对于此事的如何抉择，客观来说他也是茫然的。所以这次谈话的重心，一定是分析清廷在国难之中的无能、腐败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等等。而这一点，会更加增添康梁的救国救亡之心。

这是救国救亡的两条路而已，但都直指中国明天的命运。

孙中山的路，此时正“筚路蓝缕”，更其艰难。他最难的是“找人”，找推翻清廷的掘墓者。很有意味的是，不久，也就是陈、康的这次会面后，1895年3月，孙中山多次找到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其援助广州起义。他竟然说手下已经有康有为等四个统领。甚至，他将原洪秀全部下的慧真和尚也拉入了“兴中会”。这有些“很不靠谱”，是为了夸大宣传，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假设说，孙中山在初次想结识康有为的时候，能大度地排除误会等等，两人坦诚相见相诉，会有如何的结局呢？以孙康两人的性格，也定是两条无法合拢的路吧？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孙中山如此看重康有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康有为在此时的影响。

之后，孙中山和“兴中会”都一直没有忘记康梁，多次联系希望合作。那是后话了。而梁启超之后的态度倾向同盟会和国民党，与这次和陈少白的会面，都有渊源。(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