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是不是抄袭之作

《新学伪经考》是本什么样的书?为何在1894年8月险些闹出文字狱?湖北给事余联沅为何上奏光绪要求焚毁此书不说，甚至请皇上降旨杀掉康有为?这还不说，此书在1894、1895、1900年三遭毁版，屡印屡毁，可见深遭当局之忌。

1894年8月，余联沅呈递《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请饬查禁片》，说康有为自号长素，狂妄地以为长于素王，以此书煽惑后进，号召生徒，罪不可赦。

这份奏折引起朝廷的重视。光绪批复：“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查禁严办等语，著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

皇上严明查办，可见其祸之大。

这部书十四章，约二十万字，是1891年康有为办学后，在陈千秋、梁启超等学生的协助下完成的，刊行于当年。写这部书的时候，康有为还是一个“草野之人”，未中举人。

此书一问世，就有四种翻刻和石印的本子流传，风行一时，连台湾都有版本。

这本书与后来的《孔子改制考》的产生，与今文经学家廖平有关。1890年，康有为在京时曾经在沈曾桐处，看到廖平的《今古学考》。廖平是四川井研人，是一位经学思想家，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从师学习公羊学说，1886年作《今古学考》。康有为当年自京师回到广州后，住在安徽会馆，此时廖平受张之洞之请正好来到广州广雅书局，康有为便和好友黄绍宪一起来看廖平。廖平很高兴与康的会见，将自己的新作《辟刘篇》和《知圣篇》赠送给了康有为。康有为读过之后，给廖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批评廖的新作“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提出应当毁掉。廖平倒是很平和，来到安徽会馆与康有为长谈。他谈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很多证据显示先秦的“六经”并未消亡。康有为原是治古文经学的，自几年前就对古文经学产生了怀疑，此时大为惊叹，幡然醒悟，深受启发。于是，他吸取了廖平以及嘉道以来的今文经学的成果，编著成《新学伪经考》。

廖平的书，是学术之作；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不仅仅是考辨的学术之作，更是一部维新变法改革的重要的理论著作。他运用今文经学的“致用”，将学术研究和维新变革的主张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所以，廖平的书仅在学术界有反响而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响，而《新学伪经考》问世之后，引起巨大震动，连皇上光绪都下令查办。

这是一部什么内容的书?

康有为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年间，孔夫子的“六经”，不但是历朝历代读书人必修的课目，也成为公认的神圣不可更动的经典。但这“六经”中，很多是被后人篡改的，此人就是西汉的刘歆。刘歆这样做，目的是帮助王莽篡位，建立新朝。他有了开国之功，被封了国师后，他推崇的古文经学，被称为“新学”，成为了官学。《新学伪经考》的“新学”，就是古文经学。

汉代初期，人们相信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已经烧尽了六国典籍和民间藏书，于是便四处搜求誉宿老儒，硬是靠着他们的记忆读诵，口耳相传，复原了孔子的六经，并以当时通行的汉隶记载传世，以为圣典。这些用隶书记载的文字，因为用的是“今文”，也就成为“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崇尚孔子，以孔子为“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受命“素王”，其经典以《公羊学》为主。到了武帝末年，有人从山崖、墙壁等处发现了前辈人埋藏的古书，这些书是用先秦的古文字篆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学”。古文经学派尊奉的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将孔子仅仅看成一个史家，以六经为史料，所制以《周礼》为主。

这就是两千年来的今古经学之争。一直到清代的乾隆嘉庆时期，古文经学还在鼎盛时期，而今文经学毁灭殆尽。

康有为谈到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时说，他在翻阅《史记》时，书中司马迁并未记载发现古文经，这样重大的事件太史公是万万不会遗漏的。康有为根据《史记》考证出，秦始皇焚书只是毁掉了民间的书，保存了博士官管理使用的《诗》《书》以及百家。坑儒也没杀尽儒生，有专攻的儒生生存了下来，而秦国有博士官七十人,教授的弟子百位，儒家经典并未断绝。刘歆推崇的几种古文经典中，《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等书，都是刘歆等篡改捏造的伪经。古文经学从源头就是错的，两千年来历代王朝和学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伪经奉为圣统，无人敢违背，真正的圣人之道就无法发扬广大，所以要撕掉这伪装，还孔子之说的本来面目。

康有为撼动的是千年无人敢疑的圣学经典。所以梁启超说此说“刮起了思想界的一大飓风”。

但奇怪的是，在康有为的各种著作里，对于他与廖平的这段交往史，却始终绝口不提，讳莫如深。不能不说，在这里，康有为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不应当回避自己的著作受到廖平的启发和影响。所以，之后这成为一段“公案”，不断有人提到康有为“剽窃廖平说”。如钱穆等，至今也有一些学者这样认为。梁漱溟在1921年的口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言时说，他在著作中直言批评了很多人，“却是除康南海外，其余的人我都极尊重”。

对于古今文经学的看法，自道光以来，龚自珍、魏源等人也都曾提过，廖平在他的那两部著作中也确有著述，康有为曾经仔细研读过廖氏的两本著作。他本人自礼山草堂以来素攻古文经学，而在此后突然改弦更张，“尽弃其旧说”，很显然，他的《新学伪经考》是受到了廖平两书的影响。学术观点上的继承乃至借用，原也算不得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同样是关于“新学伪经”的考订，廖平所着眼的是经学正统的学术问题，而康有为则考虑为变法改制、救亡图存寻找理论依据的政治问题。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就没有因为尊者讳而违心地掩盖这一事实：“......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于井研(廖平)，不可诬也!”

对于《新学伪经考》中的武断失误之处，梁启超也没有回避：“……《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此可有两种结论。其一，康独自得出与廖相似的见解；其二，康袭用廖说，但用之于极不相同的目的。假如后说为是，康应该受到采用别人之说而不申明的批评。但康氏在书中提及的仅少数人，如孔子、董仲舒和朱次琦――这些人的见解他几可完全接受。他很少提及其他的人，虽用他们之说，但仅赞同一部分，如张载、王守仁，以及一些清代的公羊学者，特别是龚自珍和魏源二人……假如这是抄袭，则康不仅冒犯了廖平，而且冒犯了所有他未提及的学者。(萧功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新学伪经考》的实质仅在于其政治性。它并不应该被看成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当康有为在酝酿一场中国新的政治运动时，他迫切地需要从中国几千年来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中来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果然，《新学伪经考》以其少有的离经叛道在中国的政学两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清学正统之立足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均需重新检查估计。它重重触及了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所以这本书出版不久，海内风行，翻印四五版之多，还有人将它赠送英、美和日本图书馆，流传海外。国内一些人也开始诋毁、谩骂、群起攻之。“朝野哗然”，“为一世所排，几构奇祸”(谭嗣同)。三年后，此事惊动了京师，给事余联沅上奏弹劾该书，光绪下令速查。

追究《新学伪经考》一案的差事落到了两广总督李瀚章的身上。在京应考的梁启超为老师的这件官司多方奔走，在他的活动下，京中康有为的一些旧交纷纷出面，当时正任广东学政的徐琪为其说项。刑部侍郎沈曾植、国子监祭酒盛昱、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大学士文廷式等人也都先后参与了营救运动。

李瀚章觉得这件事有些棘手，就派对经学很熟悉的准补电白知县李滋然具体查办。李滋然是四川人，光绪十五年(1889)的进士，来广东任职后作为同考官参与恩科乡试，梁启超就是这年中的举人，所以也算是选拔出梁启超的老师。听到这件查办的案件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自有几分同情，他不熟悉地方，深知地方官府盘根错节，如何办理此事一时有些两难。这天，他的好友林舜琴在家宴上对他说：“康有为学问很好，跟他读书的学生很多，如果没有离经叛道之迹，就请保全其功名，亦为珍惜读书种子。”李滋然深以为是。他亲自细读了《新学伪经考》后，对全书独特的见解深感震惊和佩服，决定冒丢掉乌纱帽的危险为康有为辩护。他在呈送李瀚章的禀复中说，虽然《新学伪经考》一书的立论在诋毁汉儒，但康有为并没有离经叛道，其中心还是尊孔的。如果以离经叛道论处，“则全书并无实证”，并请免于销毁。

梁启超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已通过沈曾植等分别向徐琪和李瀚章疏通，还准备通过张謇请翁同龢再给李瀚章发电报求情。由于皇上已经下令查办此事，他不同意将此书进呈皇上，也不同意请人“驳奏”，劝老师不要太在意一副书版，情况紧急时可以先行毁之。

这些疏通，对李瀚章定是有一定影响的，李瀚章果然据李滋然之说复奏朝廷称：“查明《新学伪经考》，乃辨刘歆之增篡圣经，以尊孔子，并非离经，既经奏参，即饬其自行抽毁。”这是在保全康有为了。

至此，这桩差一点形成的“文字狱”案，得以消解。此前风声最紧的时候，康有为不得不以去广西桂林讲学为由而“远走避难”。

此案未酿成祸，康有为实在该好好感谢李滋然和学生梁启超。梁是自己的弟子，而李滋然与自己非亲非故，实为难得了。这样说，是因为余联沅在弹劾这部书的同时，还提到了康的一件“十恶不赦”又“似是似非”的大罪——说康自称“长于素王”，并封弟子陈千秋梁启超“超回轶赐”。这件事如果真的坐实，在当时也将会有杀头之罪的。这件事有没有?有。康有为又名“长素”，他自己辩称是“取《文选·陶徵士诔》‘弱不好弄，长实素心’之意”。素王是人们对孔子的尊称，那是万世定法统的无冕之王。康有为确实在早期有不把孔子放在眼中的狂妄，在弟子们跟前，也有些教父教主的意味。至于说他的学生陈千秋号“超回”是超过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超子贡；麦孟华号“驾孟”，凌驾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超越孔子之孙…这也可以算是青年学子们之间的开玩笑，将老师尊为孔子，自己当然就是孔子的诸多弟子。老师长于孔子，弟子自然超于孔子的弟子了。

但非要小看这件事，直到今天，不少人也将此作为攻击康之“野心”的证据，成了康有为及其弟子的一条“小辫子”。蔑视孔子的人历史上就大有人在，何以此非康？在晚清当时，这确可被看成是“狂妄以极”“大逆不道”的，但今天再如此非议，实在不妥。只是，这一条罪证，也被爱惜读书人的李滋然大胆否掉了——“‘长实素心’之语，非谓长于素王也。又遍查全书，录称门人姓字者不一，实无‘超回’‘轶赐’等语，确系外间诋毁哗笑之言……”今人，还不如当年的李滋然之胸怀？

李滋然晚年回故乡隐居，自号“采薇僧”，已出红尘。（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