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故鼎新”的万木草堂

1892年，讲堂移到了卫边街邝氏祠，后来学生人数多起来，又于1893年冬，再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在这里，正式挂上了“万木草堂”的匾额。据说这“万木草堂”的来历，是取自翰林梁鼎芬《赠康长素布衣》一诗中的诗句“万木森森一草堂”。之后，众人将这三处讲堂统称为“万木草堂”。从1891年至1898年10月万木草堂因戊戌变法失败被封（焚毁藏书三百余箱），康有为办学的时间，长达七年。

在长兴里的时候，学生二十余人。到卫边街，已经有四十多人。到广府学宫，已经多达一百多人。由此，可以看出办学的成效。

学堂，当然要有“学规”。康有为参照先师朱次琦礼山草堂的成规。手撰了《长兴学记》，以为学规。在德育方面，提出格物、励节、慎独、养心、习礼、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中国传统的道德训诲。在智育方面，提出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以及礼、乐、书、图、枪等方面的知识要求。毕竟在那个时代，康有为不可能完全摆脱科举考试的影响，完全取消时文帖试的内容，但却大大增加和新辟了西学、孔子改制、大同之世诸说。这和当时所有的学堂都不一样，“卓然而立，惊动四方”。

回忆起这七年的时光，梁启超对万木草堂的总结，是目光独具的:“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教育之所重，曰个人精神，曰世界的理想……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至其重精神，贵德育，善查中国历史之习惯，对治中国社会之病源，则后有起者，皆不可不师其意也。”

可以先看看康有为给学生开设的学科。

义理：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

考据：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

经世：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

文字：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科外学科：校中：演说（每月朔望课之）、札记（每日课之）；校外：体操（每间一日课之）、游历（每年假时课之）。

这样的学校，出在晚清，谁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这里所授、所学、所执行的内容，只要看看其他学馆的学科，就马上明白。这里可以充分看出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泰西哲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外国语言文字学、数学、格致学以及体操的引进，在当时不能说“独创、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罕见的。引进的这些教育内容，与考科举无涉，但对当时守旧落后的中国，不是最最需要的吗？

康有为给学生的，不仅仅是推开一扇窗子，而是一个全新的天地。所以，说他在为变法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救国图强，也实在是并不为过。直到今天，一些学者对这样的结论仍持反对意见，认为“万木草堂”就是个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补习班”而已，根本谈不上“培养维新人才”。康有为的很多弟子的说法其实有些“拔高”。客观地说，当时康有为办学的最大目的，的确是和弟子们准备赴京会试。但是，又由于康有为对时局与中国未来的变化和危机有了自己的看法(尽管看法朦胧)，这看法就是中国必须维新，维新就是“千年之变”!——这一点，也是事实!否则，如果仅仅去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用得着学习泰西哲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数学、格致学、地理、外国语言文字学、体操吗?

学堂连年三迁，由最初的二十多名学生，三年后便发展到近百人，深受青年学子的欢迎，这也标志着他教育的成功，这所新型学堂的成功。

很有趣的是，讲课的时间到了之后，先由一个学生“击鼓三通”，鼓声里学生齐集面对讲堂站好，康先生到了，向学生“左右点首，乃升坐"。当时一般学馆是敲木梆，这梆子声一响，有些“守夜”的感觉。唯独万木草堂是三通鼓声，令人为之一震。这做法来自《礼记》《论语》，“入学鼓徵”“鸣鼓而攻”。这种“鸣鼓集众，行古之道”，带给学生的是一种很郑重的仪式与氛围，很是“检摄威仪”。先生讲课，不带书本，面前的讲桌上只有茶壶茶杯。一般讲上两个多小时，休息片刻，馆童送来点心、粉面等，他用一些，喝点茶，继续讲。两三个小时，耗气不少，也累了，学生也累了，休息片刻正好。学生条案桌上也只有纸笔，边听边做笔记。

开堂授课这一年，康有为才三十四岁，精力旺盛，已是教书最好的时候。“康先生中等身材，眼不大而有神，三十岁以前即留胡须，肤色黑，有武人气。他是荫生中举，是个世家子弟，但他的生活朴实。先生不住在万木草堂，他家住在云衢书屋，在惠爱街，距离广府学宫相当远，每日往返都是步行……康先生的精神很好。讲课时总是挺着脊背坐几个钟头。同学们坐了四五个小时无靠背的硬板凳，下课后即回宿舍倒在床上了，但康先生回到他的屋子即批阅功课簿。若有些非面谈不可的问题，随即传见。倒在床上的同学，最怕被传。”(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

康有为讲学重今文学，内容涉及孔学、佛学、汉、唐、两宋、世界大势、列强历史沿革等等，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并引泰西(欧美)事例来证明。他最爱讲、学生也最爱听的，是“学术源流”课。他把儒、墨、道、法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渊源派别。又如文学中的书、画、诗词等也是这样。书法，如晋之羲、献以前如何成立，羲、献以后如何变化；诗格如唐之李杜，李杜之前如何发展，李杜以后如何变化，都讲得原原本本，列举其纲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贴出通告，“今日讲学术源流”。

梁启勋是1893年进“万木草堂”学习的。他说：“戊戌以前，政府无干涉之事。社会人士初以我们为怪物。康先生中举以后，才知道康有为主张废科举不是因为他不会作八股。而且每年草堂弟子中举人、中秀才的也不少，舆论就转变了。万木草堂从1891年开办，至1898戊戌，共八年。草堂学生连同康先生往桂林讲学之后的两广学生以及在上海、北京来拜门的约千人。”

先说招生的办法。他不举行一般形式的入学考试，也不拘泥于文化高低，年龄大小，只对学生逐个进行一次“面试谈话”。在谈话中，先了解学生的大体情况，然后直率地谈起自己的办学观点和办学方法。他直言旧教育的种种弊端，向被试者诉说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当头棒喝”。接受这些观点的，自然愿意前来；不接受的，认为会耽误自己科举之途的，任其自去。一定会有不接受者，也有观望的，都正常。该去则去，当留则留。这样的办学理念，在最初是难以被接受的，所以开始的学生并不多。一些乡绅、教馆和私熟先生更会耻笑和抨击。曾在万木草堂学习的卢湘父回忆说：“万木草堂之教法，志在培养有用之人才。其所讲授，非当时学者之所愿听，亦非读书不多者之所能听。草堂来学者，大都读书颇多，而志趣稍异者，故人才之萃于一门，非偶然也。”可见学堂随之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的原因，是通过了这样一番“选才”。

卢湘父还提到康先生的两件“特异”之事。一件说先生博闻强记：“迥异寻常，然亦非全恃天资，其学力实有大过人者。”很为特异的是，他有一次看到先生将自己的资料和书稿足足有两大圆箩，竟然全部烧掉了。这可是先生自己的心血啊，说明先生早已将这两大圆箩的资料和书稿牢牢记在心中了。《聊斋志异》中就有书生将读过的书化成灰，反而记得牢的故事。还有一件，是一次他正在凝神习字，康先生从后面走来，他发现后急忙想要站起来，被先生按下，然后先生手把着他的手，示范教他如何习好字。于是，他发现了康先生的手掌非常绵软，觉得这是特异的，因为相士说过“掌软如绵，一生衣食无亏”。这本是两件很正常的事，但卢湘父觉得有些特异与神奇，只说明学生对康先生的万分敬重吧。卢还说：“康师举动严重，未尝见其交足叠股。上堂讲授，历时甚久，而八字着脚，到底仍不懈也。”

学生设有听课笔记和读书笔记两种，如在读书和听课时遇到问题，就在笔记上标出。隔十天半月，这些笔记会送到康先生那里，他将逐一批阅。学生十几个字的问题，他会批注上百字。遇到重要的问题，他会随时传学生来面授。学生平时以自学为主，由康先生给每人定下该读的书目。一般学生入学后，最先要求读的是《公羊传》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除了读经典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书、如江南制造局编译的关于声、光、化、电等译者百十种。还有容闳、严复等翻译的译本，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

这些笔记写满之后，康有为就挑出最优秀者，命存入“书藏”，就是图书阅览室。新来的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些笔记，等于听先生的讲义了。笔记中自然有不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后来在戊戌后查抄万木草堂，均被付之一炬。“书藏”的书，都是康有为所藏的书，同学们家藏的书，也可以自由捐献，“捐入书藏”，是当时草堂学生的一句口头语了。这些书在戊戌后也被焚毁，多达三百多箱。

草堂还设有一本厚簿，叫“蓄德录”。每天顺着宿舍的房间依次传递，周而复始。这是让学生个人每天摘录一段古人的格言、名句，写在上边。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等均可。摘出的名句除写在“蓄德录”上外，还要用一张小纸写出，贴在大堂的壁板上，使大家随时可以看见，受到激励。每隔三五个月，康有为也拿出翻阅一遍，从中可以看到学生们的思想倾向和动态。

学生们除用功读书外，还要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就是协助老师编书。比如康有为要写一部《孔子改制考》，就先选定一二十个同学，把上自秦汉、下至宋明各学者的著述找来一一检阅。凡是有孔子改制的言论，简单录出，注明见于某书第几卷第几篇，写书用的时候翻检就方便了。参加编书的学生定好时间，会合在大堂，一起查阅图书和做简单注明。这些记录下的稿件，统存于书藏，备先生随时调用。康有为最著名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如此编撰而成的。

草堂竟然还设有一个“礼乐器库”，有钟、鼓、罄、铎、干、戚、羽、旌以及投壶所用的竹箭等。每月一次习礼，这是尊孔的仪式。康有为自编了一套“文成舞”。到时钟磬齐奏，干戚杂陈，礼容甚盛。能想象出学生们跳此舞的样子，一定很庄重，想来动作不会太难，难在学习这些礼仪乐器的学生吧。

还有每日的体操，是跑步还是做操?没有记录。记录下的是康有为每年都要带学生们去大自然和名胜古迹游览。这是康有为自己和学生都格外喜欢的。带着一群青年(学生中也有竟然比康有为年龄大的)跃然于峻岭山河之间，很美的画面了。

康有为鼓励同学之间要友爱，相濡以沫，那时的一个词叫“同体饥溺"，集体也应当像一个人，休戚与共。学生的书籍、用具、衣着都是彼此不分的。草堂当时规定学生都要穿蓝夏布长衫，在街上如果看到有穿蓝夏布长衫的，就是万木草堂的弟子。入学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学堂十两银子，这数目和其他书馆一样。但家境贫穷的学生可免。如曹箸伟是个穷秀才，康有为不受他的脩金。徐勤的家较宽裕，诸事可以自己做主，每年就交来三四十两脩金。教师就康有为一人，算作总教授了，这么多学生，主要是自己管理自己。草堂不分年级和班次，学生就推举出两到三位同学为“学长”，带领同学们读书。康先生如果有事外出，学长竟然可以升堂讲学。陈千秋、梁启超当时都是“学长”。

康有为替学生想得很细。尽管是同门学生，也会有人情交际往来，朋友往还、庆吊自然是不可少的。但每个学生的家境差距很大，随礼的钱数成了问题，不随不好，随吧你多他少也不好看。这件细小的事，康有为知道后，做了明文规定：庆事每人半角；吊事每人一角。这样，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太吃力，没有了压力，因为大家都一样了。学生很感动地说：“有心世道者，其亦有同情欤!”

在这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条件、环境下，学生们在一天天成长。直到六十年之后，当年的学生回忆起来，对康先生、对万木草堂无不充满深深的眷恋之情。

陈千秋是康有为最喜爱的学生，读书非常努力，做事很有条理，最爱惜书籍。他看书，如果是在房中走着看，必用长袖垫托在书上；如果是坐在桌边看书，必先用长袖将书桌的尘土拂净，才肯把书放在桌上。梁朝杰异样聪明，十二岁就中了举人，是梁启超把他引入康门的，他听了学术源流的印度哲学后，心仪佛法，有时间就静坐，他把一张藤椅放进自己的蚊帐内，读书打坐都在帐内。一天他请教康先生该读什么书，康先生说；“经书你已经读过了，读司马温公的《通鉴》吧。”仅仅二十多天后，他把二百九十四卷的《通鉴》读完，又去问先生该读什么书。康有为觉得有些稀奇，将书中的人物和事迹问他，对答如流，被同学称为“小怪物”。曹箸伟，名泰，也是绝顶聪明，读了道家学说后，有些痴迷玄学。他听说有个叫林太平的道人能飞行，竟几次去外地寻找此人。他很幽默。一次，看到康先生因生病写了一张客约贴在会客室，他也写了一张，贴在自己的卧室，请人别叫醒他，让他多睡一会儿。其中有两句“五更未睡不能起，木虱咬伤不能起”。徐勤为先生编书最积极，到宿舍来叫曹泰，一进门看到这张奇怪的客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梁启超在这时钻研墨子，竟然写了一部《墨经校释》，一部《墨子学案》。有一年梁启超入京应试，就由同学王镜如代学长。学长是要给学生讲课的，王镜如口吃，说话有点拌蒜，越急越说不清了。下一堂课的时候，又该王镜如出讲了，同学们逃避不到，讥说“王莽篡位”，成为笑谈。

学堂迁到广府仰高祠，祠堂内供奉着广东历代很多名宦的排位，如晋朝的刺史吴隐之、唐代的名相、曾任广州都督的宋璟等数十位。一天，梁启超和几个同学课间在祠堂聊天，他突然发现神龛内的排位上，竟然有张弘范的名字，对同学说：“张弘范的神主牌怎么能在这里?”张弘范原为南宋大将，后投降元朝，在新会崖门迫宋帝昺跳海而死。梁启超就是新会人，小时就听祖父讲过这件事。张弘范还在逼宋帝跳海的地方，勒石纪功，上书“张弘范灭宋于此”。明代著名的思想家陈白沙也是新会人，在此石上加了个“宋”字，此石上成了“宋张弘范灭宋于此”，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大家议论起来，都说此叛贼不配在此。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跑到厨房找了把菜刀来，扯下张弘范的神牌举刀要砍，旁边的同学陈子褒叫道：“等等，他还不知罪，待我宣布其罪状再行刑不迟!”提笔写道：“尔张弘范，以汉族之子孙，作胡奴之爪牙，欺赵氏之孤寡，促宋室之灭亡；尤复勒石崖门，妄夸己绩。陈白沙曾以一字之贬，严斧钺之诛。乃复窃位仰高，滥膺祀典；若非加以显戮，何以明正典刑?尔肉体幸免天诛，尔木主难逃重劈。尔奸魂其飞于九万里之外，毋污中土。”

写完，宣读完之后，梁启勋挥刀将牌位砍劈成两段，送到厨房的锅底烧掉，以示焚骨扬灰。尽管此事近似儿戏，但可以见到在康有为“激励气节，发扬精神”的教育下，给学生“正义报国”的影响。正如卢湘父所说：“万木草堂不过私人讲学之所，在两年同学中，其人数又不满五十，似乎无足轻重。但当时能转移风气，与戊戌之百日维新，为中国之一大转机，实基于万木草堂之学风，与万木草堂之人物，有以致之，是不可不一述也。”

这些弟子，除陈千秋、曹泰英年早夭外，后来果然都多有建树。梁启超成为康有为之后变法最得力的助手，几与老师齐名，称为“康梁”。梁是个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通才，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宗教学、民族学、农学、小说、政论、诗词、戏剧、书法……无不涉猎并有所建树，所著《饮冰室合集》计一千四百万言。冯玉祥称他“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梁朝杰也是“天才绝特”，参加“公车上书”时年仅十七岁，后留学美国，曾任《世界日报》主笔。韩文举后曾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澳门《新知报》撰述，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麦孟华也参加了“公车上书”、保国会和强学会，后流亡日本，曾代理大同学校校长。民国初，袁世凯复辟帝制，曾请他担任教育部长，但遭其断然拒绝。王镜如后任澳门《知新报》撰述，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后避居港澳，民国初任东莞知县。杜奎曾东渡日本任教，后回国任律师。陈和泽和杜奎一起去日本任教，回国后任广州南强公学校长。

梁启超这样评价康有为的教育实践：“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其品行方峻，其威仪严整，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震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

凡有读书求学经历的人，在若干年后回忆求学往事，其感情都是最真实、真切和自然的，因为那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启蒙阶段，它勾连着今后到终生。如同父兄般教育过自己的恩师，其人其事，如在目前，孰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