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举世瞩目的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是中国革命命运大转折的历史性标志。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此，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驾驭其进程的伟大舵手，驶向最终胜利的彼岸。遵义会议会址，也成为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红色圣地，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前来瞻仰。各位宗亲，如果你有此机会到此参观瞻仰，一定不要忘记：在这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历史性会议上，还留有我们康姓前辈人的足迹！他就是当时担任会议内卫任务的三名警卫战士之一——康应祥。为了让大家了解其中的细节，分享先辈荣光，特在此转载康小平《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博古警卫员的追忆》一书中《“遵义会议”的内卫》一节。

现在史学界认定，在遵义会议前，开过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父亲对这三个会议是“不知其一，只知其二”，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时过了湘江，红军很快就进人了越城岭地域。越城岭就是老山界。我在中学时，读的一篇由陆定一写的《老山界》回忆文章，就是讲的这里。越城岭在广西境内，是五岭的范围，山体很大，东西三百多公里，南北一百多公里，主峰叫猫儿山，海拔两千一百多米，人烟稀少，山势险恶，是瑶族聚居区。在这里，红军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在越城岭左冲右突辗转了一个多月，最终翻越越城岭，军委纵队前进到了湖南境内的通道县。“通道会议”就在1934年12月12日召开。

现在红军长征史中，都明确认为，开了一次中央负责人会议，父亲却记不得了，没有印象，这就是他的“不知其一”。父亲认为，从湘江到穿越越城岭，而且几乎天天在大山里转，开这样的小会天天有，是很经常的。而史称通道转兵的“通道会议”，这也只是经常的小范围的少数领导的碰头会而已，事前也没有特别布置警卫，会后也没有什么文字记载，时间也很短，与其他在越城岭多次碰头会，没有什么两样，警卫们和往常一样烧水送水，一样点火盆添柴。父亲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这些频繁的会议：中央首长们“到宿营地就开会，睡觉、休息时间还没有我们多”。因此，父亲是不会有特别记忆的，这也不奇怪了。

“黎平会议”父亲是有记忆的，他说他和罗正基等担当了警卫工作。在黎平，父亲到休养连把刘群先(博古同志的爱人)接来与博古聚会，当时是博古同志叫父亲去接的。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中就有夫妻过星期六的规定，到了黎平，刘群先和博古聚会了两三天。博古还交给了父亲一点钱，叫父亲买一些吃的东西。父亲知道博古喜欢吃鱼，就买了一条鱼、鸡蛋和蔬菜什么的回来。

“黎平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到川黔边区的遵义一带开辟根据地。后来又到了瓮安的猴场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父亲对猴场这个地方的印象是两个字：“热闹”。当地人叫的什么什么场，就是北方称呼的什么什么集，南方叫赶场，北方叫赶集，其实都是集市贸易的地点。“猴场会议”也是决定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按黎平会议的决定不变，北上攻占遵义，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两个会议被父亲认为是“只知其二”的两次会议。

红军突破乌江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了遵义城。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形成拱卫遵义态势后，1月9日军委纵队人城。按照保卫局号的房子，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进住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公馆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领导住在其中办公，这里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进住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父亲随博古同志住进了柏辉章公馆附近的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里，这里原是国民党黔军第七师副师长侯小白的私宅。

接下来的五六天时间里，红军按黎平会议决议，在遵义及周边开始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工作。红军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队，宣传革命道理，深入到村镇打土豪、分田地，动员群众建立农会，建立红色政权，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完全按江西中央苏区的办法搞了起来，全遵义城都沸腾了。很快，在条件成熟后，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在遵义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讲了话，博古同志宣布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是按照黎平会议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决议实施。

这些日子，父亲随博古同志在遵义看了一下，父亲被轰轰烈烈的场面感染得兴奋异常，他又看到了与江西中央苏区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踊跃参军一样的场景。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住的柏辉章公馆召开。这个柏公馆坐落在遵义老城区，会议期间博古同志进住柏公馆，父亲也被指派住进公馆，担任遵义会议的内卫。所谓内卫，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内部保卫部队，父亲说，在柏公馆外的周围城区内，各个要点都有警卫部队，遵义城外各个山头、制高点都有警卫部队守卫，在柏公馆内外担任警卫的有一个警卫连。父亲说，他们几个人是最内的内卫，住在二楼靠近会议室的一间房子里，负责会议的直接警卫，除安全警卫外，还有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干扰开会的任务，烧水、送水、生火、添炭也是工作之一。白天围屋子轮流到四周巡查，把守大门，晚上开会一直守候，片刻都不疏忽。父亲能住在二楼担任警卫，这是由于博古同志还是中央负责人的缘故。现在遵义会议会址的二楼的一间屋子的门楣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是这样写的：“警卫员罗正基、康念祥、吴振英等住室”，以下还有英文说明。我知道有这个牌子是很晚的事了，朋友去参观后，发现有父亲的名字，就和管理人员聊了起来，他们很希望这些名单上人的后代来看望会址和交流，我有幸去看了一次，不由得肃然起敬。

父亲经常看到中央开会，而且每到一处，几个领导碰到一起就开会，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他觉得有一些特别，一是博古同志心情很沉重，平时很善言辞的他，不爱说话了，而且成天埋头写东西、看材料，不让别人打搅，有时连吃饭都会忘记。一天中午，博古同志的饭菜父亲热了三次还没吃，后来干脆不吃了，到了晚上才午饭、晚饭一起吃的；二是保卫局对这个会议的警卫搞得很严密，分工很仔细，任务明确，不像以往会议那样，有个大一点宽敞一点的地方就行。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随着在中共党史上的定位，父亲才慢慢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光辉的时刻。父亲担任遵义会议的内卫工作，使我们感到很是骄傲和自豪。

博古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事情，父亲当时并不知晓，但他勇于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精神，父亲是有所感知的。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父亲在博古同志的住处给他擦枪，父亲很喜欢这支“勃朗宁”手枪，分解后，对每一个零件都仔细地擦拭，努力做到一尘不染。也许因为父亲摆弄枪的时间长了，打断了他的思考，突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是对的。”在延安整风中，博古同志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是错的，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在党的“七大”上博古同志又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主要的负责人。”

父亲眼里的博古和遵义会议，由于局限，也只能是这些小事的“拾贝”，所处使然。

    （作者：康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