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对《第一书》的态度

一介布衣，给皇帝写的这《上清帝第一书》，是什么样子?

为引起皇太后、皇上的重视，“第一书”以一半多的篇幅，大胆分析了清廷的外患和内忧。“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这还不是最令人担忧的，最令人担忧的是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怎么办?康有为提出了三条谏言：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他说所谓的祖宗成法，都是六朝唐宋元明的弊政，清入关以来采用明朝遗制又结合了满洲的法典，证明世祖就是变了太祖太宗之法。如果他仍旧沿用八贝勒旧制，我朝不可能统一久安至今。因时变法，才是最对得起祖宗。日本小小岛国，变法仅仅十余年，百废俱兴。如今“上下否塞”已到极点，应仿汉代议郎设议院，起用忠诚敢言之士，人人得其尽言，防止那些“承颜顺意者的佞臣”阻断变法，贻害国家。如果皇太后、皇上真的能这样做了，可预言“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

康实在是“敢言、会言”，言之凿凿、之恳切、之大胆、之有理有据，如在目前。一个清晰的康有为，穿过百年晚清走近来了，站在我们面前。

“第一书”字字托悲愤爱国之心。康有为其胸怀、其眼光、其笔力、其心诚，无法不让人敬佩。一介寒士，笔底光芒四射。尤其是他对国事对政治的敏感和预料，让人足足吃惊。难怪只见过康有为一面的潘祖荫有一次对其弟潘祖年说：“此人若生战国时，可立谈致卿相。”

我们可以想象，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写作此文的日夜了。(按：“南海会馆”如今在京残存，地处宣武门南部距菜市口很近的米市胡同四十三号，大门外如今可以看到有很醒目的标识“康有为故居”。到民国后里面最初八户人家，如今是八十多户。它系1824年道光时广东南海县籍京官集资所建，原来是乾隆时工部尚书董邦达的故第。扩建成会馆后，内有十三个院，可见是一个较大的会馆。)康有为所居住的小院，在北侧，三面住房，有回廊相通，名“七树堂”，七株老槐树郁郁葱葱，围着一座丈余高的假山，山有凉亭，幽雅别致。康有为在这里北望，可见隔壁老便宜坊小二楼如舫。既然这是南海会馆，与海有关，康有为就称自己的住处为“汗漫舫”，自题匾额悬挂院中。康后来在《汗漫舫诗集》中说：“别院回廊，有老树巨石，小室如舟，吾名之为汗漫舫。爱其幽胜，与野人之质为宜，频岁居之，读碑洗石。”后来他五次旅京，七次上书，到戊戌变法期间大多居住在这里。“第一书”写作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思考的时间，一定很多。给皇太后、皇上上书，对他这个“草野之人”，是破天荒的事。而最难的事，是他明白这样一个上书，很可能给自己招来横祸。有清以来，历代的“文字狱”之厉害，作为读书人，他最清楚。

还有，清制科道及四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专折奏事，四品以下小京官如有条陈，须交所在部门堂官代奏，或呈请都察院代奏。如康有为这样的布衣，按例是不许向皇帝上书的。连上书的资格都并不具备的康有为，这封上书甚至还会招祸，这实在是左右为难的事了。

权衡再三，他“上书”的决心已定，并做好了各种准备。

可以看看此时他给弟弟康广仁的信，信中说：“我近见公卿大夫感愤时事，又睹友朋凋丧，感不可言，顷遇永陵大哭，我上一奏折……

     事已行矣，乃一感悟天意，如天之福，不然，则或以言事得罪。本朝待臣下至厚，不患有他，至重不过下狱，或出戍而已……我已打算定，心一毫不动，但不必令老母知，若有他事，星海太史必能料理，汝可照料嫂侄女便是。”

一直到翁同龢拒绝递“第一书”后，康有为又经盛昱介绍去见御史祁世长代奏，祁同意了，相约十二月十日到都察院递书。这天早上，康有为准备好了刚要出门，仆人谭柏从外面急匆匆回来，告诉他菜市口今天要杀人，聚人太多，马车无法通行。康有为听到这消息一惊，觉得很不祥，早不杀晚不杀，今天我要去上书，杀起人来了，这是否意味着什么呢。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些信命，康有为尤其很信这一点。这真的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自己上有老母，下有妻女，岂可冒杀头的危险轻易赴死?但继而又想：生死有命，我既然决定了要为天下苍生上书，不能再顾忌一切啦。于是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而行。可惜的是，祁世长突然患病流鼻血不止，后来连差事都停了，告假在家养病，上书事终未成。

所以，对于“第一书”可能招祸，康有为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

     梁鼎芬所说康上书“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一说，不攻自破。

这里，该说说翁同龢了。因为翁是帝师，又是户部尚书，并分管翰林院，康有为开始最想拜见的，就是翁同龢。这当然也与翁学问渊博、为官清正很有关系。给翁师傅写的信，被拒绝后，康有为很失望，万般无奈，回来才写了“第一书”。“第一书”写好后，康有为给了新结识的好友国子监祭酒盛昱。盛昱说，最合适的人该给翁同龢，于是，交到了翁的手里。一直的说法是，翁同龢看了之后，“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

翁同龢第二次回绝了。但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据康有为自己猜测，翁同龢未接“第一书”的原因，是上书中有“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这种提法有些“过敏”，因为中法战争中，就是因为起用了文人张佩纶，造成这一战致命失败。张佩纶之前说得滔滔不绝，但战事一起，兵败不说，临阵脱逃。实践证明这是用错了人，所以之后朝廷降罪张佩纶。现在康有为又提马江一战，还说要登用人才，翁同龢怕会激怒皇太后和皇上，所以就没有去递上书。康有为说，这是翁同龢怕康获罪的一种保护之策。康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正是冬至，翁同龢与李文田、许应骙共同侍祠天坛，翁本来就与他们交恶，怕此时上书引起矛盾冲突。

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据新发现的翁同龢光绪十四年(1888)《杂记册》中，对翁没递上书又有新的说法：“南海布衣康祖诒，拟上封事，由成均代递，同乡京官无结，未递。其人初称布衣，继称荫监，乃康国器侄孙也。”这就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未递的直接原因是康有为在上书前没有取得同乡京官的印结。清代，只有四品以上的官职方有资格上书，无资格的人要向朝廷进言，需交验同乡京官出具的上书人的身世评明。还有一个信息是，翁同龢对康有为在介绍自己身份的时候前后有别，一说布衣，一说荫监，翁有些不太放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史学家孔祥吉在美国见到了翁同龢的后人翁万戈先生，有了重大的发现。孔在翁家看到了家藏的翁同龢未刊史料，其中竟然有一份“翁同龢对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的摘抄本”。1998年8月，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著名史家汤志钧先生，到北京大学参加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也从前来开会的翁万戈先生处，得到了“摘抄本”的影印件。这份重要的史料，又揭开了两个谜。

其一是，翁同龢被《上清帝第一书》深深打动。

孔祥吉在《翁同龢与上清帝第一书》中说：“翁同龢虽然未递康氏《第一书》，然而，并不等于康氏的《第一书》对翁氏并未造成什么影响，实际上恰恰相反，康有为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以及他改革朝政的计划都深打动了翁同龢。尽管现今传世的翁氏《日记》以及此次新发现的史料，都没有直接记载康有为的《第一书》在翁氏心目中留下了何种深刻印象。但是，一个无法抹掉的事实是：翁同龢作为帝师之尊，却能花很大力气，将康氏撰写的《第一书》做了详细的摘抄，有不少段落都是一字不少地照录。试想，如果翁氏认为康有为的上书无足轻重的话，他能花这么大气力去抄录吗？”

对孔先生的判断，我认为入情入理。“第一书”原文六千字，十五页。翁同龢用松竹斋十行纸，每页十行，每行约二十八字，共抄录一千五百字。

汤志均则在《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说：“‘翁抄'”的发现，预示着翁同龢对康有为留下深刻印象，并为日后帝党和维新派的结合准备了条件……中法战时，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等‘清流'指斥时政，震动朝野。但随后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以‘失败'被谴责，‘清流’随之被解散。1887年，光绪亲政，一些官僚、文人、名士不满后党腐朽，以拥帝相标榜，其中有过去的‘清流'，也有‘清流'游移观望，主张‘旧学为体’的。‘清流'有升沉，人员有变迁，翁同龢极力接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发展为帝党。帝党中的沈曾植、黄绍箕、盛昱对‘第一书'或者手批，或者代递，‘实左右其事'，自然对翁同龢发生过影响而心仪其人，加以垂青。”

其二是，康有为在写“第一书”的时候，得到了几个中级官员的帮助。他们就是上面提到帝党，编修黄绍箕、刑部沈曾植、侍御屠仁守、国子监祭酒盛昱等人。沈曾植甚至亲自帮助“批改”。康有为最初的“初稿本”，就是翁同抄录“摘抄本”的原本。后来，康有为准备随祁世长去都察院上书的一稿，之后收入出版在《南海先生遗稿》中，封面下有“沈寐叟手批”字样。“沈寐叟”是沈曾植的晚号(按：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曾任钦用主事，观察刑部，签分贵州司行走)。因沈曾植旅京日久，任职刑部，对官场习俗和掌故熟悉，也清楚上书建言的禁忌，所以，帮助康有为做了很细心的批改。如原稿的“上有土木之工，下盛赏花之宴”改为“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如原稿的“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而能晏然保全者”眉批是“此意太说烈，与本旨不甚相应”改为“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原稿的“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崩，皆非常之大灾也”改“地震山全倾”，“非常”改“未有”。皇上辞世才叫“崩”，这是很禁忌的。

“沈批”说明了朝中的一些年轻的中层官员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认可，对革故鼎新的渴望，也说明了他们相互的信任和友谊。他们帮助了康有为，康有为也帮助他们，康曾经亲笔帮御史屠仁守代写《请开言路折》《请开清江浦铁路折》《请筹银钱折》《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等等奏折。这些奏折也是康有为在吐露变革的心声。

连连碰壁，上书又不成，康有为的失望和伤心难以言表。京城又连连传来关于他的各种谣言，尤其是一些广东在京京官和同乡，如李文田等人的讥讽斥骂。听到这些谣言和讥讽，康有为愤怒至极。此时，他很感谢身边常来往的一些朋友，如沈曾植、黄绍箕、盛昱等人对他的安慰。他们常常在城南陶然亭相聚，诗赋深谈。看他静了下来，沈曾植对他直言相劝，“规其气质之偏，而启之以中和”。沈曾植实在是康有为的知己，一针见血地直言相告，康有为的性格中，有很偏执的一面。这性格的好处，是处事决断，有大气魄，存做大事之心；但往往又不够理性和冷静，过于刚愎自用，将反受其害。——若干年之后，再看沈曾植的提醒，确实为忠告和箴言。康有为听到好友这样劝说，真的动了心，回到南海会馆，给沈曾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辩解自己何以有一些常人不理解的作为，反过来，他也劝说沈别太软弱，该抗争必须抗争。但是，康有为在此时，还是听从了沈的劝告，静下心来一坐十七天，写下了著名的《广艺舟双楫》。

康有为诗道：“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谈。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日步回廊曲，应从面壁参。”

还该提一下康有为曾经的好友，后来的政敌梁鼎芬。世事和人生，真的如同梦幻。戊戌变法后，两人视若仇敌，梁鼎芬更是恨不得将康有为啖肉饮血。但到了清廷退位、张勋复辟的时候，经陈宝琛的说项，这两个“保皇党”竟然抛却前嫌走到了一起。梁鼎芬成为溥仪的帝师，康有为也成为弼德院副院长。梁鼎芬还是那样，“死都死在怪异”上——光绪下葬时，梁鼎芬随同下了地宫，痛哭着说死不上来，非要给光绪殉葬，是被人强行拖出地宫的。后来他就在这陵墓旁的梁各庄买了间小屋，给光绪守陵，最后死在那里。康有为还亲自来到梁鼎芬的墓前，酹酒祭奠这位比自己小一岁的“贤弟”。

站在梁鼎芬的坟前，康有为想到的是什么？

这一幕，算是前人的胸怀吗？五味杂陈，复杂矣。

第四章 梁启超拜师与奇特的万木草堂

1889年9月9日，决定离京南归的前两天，康有为乘了一辆车，依依惜别，再转京城。他停车大清门前，“瞻望宫阙，徘徊久之”。

十日，黄绍箕、沈曾植等一些好友，为他践行陶然亭。席间琵琶声声，令他无限感伤。对自己之后的打算，他在给沈曾植的留信中写道：“我无土地，无人民，无统绪，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其托于教乎？”——只有教书生涯这最后一条路了吧。

十一日，还粤。

他当然不会知道，恰恰就在这“最后的一条路”上，他很快将结识一个人，一个十年后也将与他一起震惊整个中国的“天纵之才”——梁启超。

此时的梁启超，仅十六岁，还未到弱冠之年。

征服梁启超的是什么？

出京后，康有为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游历了上海、杭州、苏州、庐山、九江、武汉。1890年初春抵故乡苏村，与家人团聚。春节后，合家搬到广州，住在布政司前惠爱街的“云衢书屋”，这是曾祖父康云衢传下来的老屋。

查《康南海自编年谱》，他是在1891年春，也就是到广州一年后，方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室，正式设立学堂的。筹备的时间不短，足足一年。

办学的开始，很不顺。

民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吴敬轩（按：吴康，1895-1976，著名哲学家。字敬轩，别号锡园，广东省平远县人）幼年从乡里传闻中，听到了一些康有为最初办学的故事。虽为传闻，但也说明康有为最初办学之难。吴在《康圣人的故事》一文中说，康有为初居广州时只是一个监生，那时一个监生，名不出里巷，很有些被人瞧不起。康有为想办学，一日贴出了“广告”，有人嗤之以鼻，竟以淡墨在这张广告上写道：“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因为那时教馆的，非举人就是进士翰林，不然，在学术上甚负资望。广告悬贴了半个月，不见一个学生光顾。当时教馆最红的，是一个叫石星巢的人，学生在百人以上。康有为与其相识，便给石写了一封信，请求这位石兄帮助，能否分一些学生过来。石笑曰：“吾门生尚不足，安有余数分与他人邪？”康有为很是失望，但也没有办法。一日，石星巢因事外出无法授课，请康有为来临时代代课。康有为无意间得到了这一机会，欣然前往，于是“逞其海涵地负之才，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咸互相骇愕，以为闻所未闻”。于是逐渐有学生找到他来上门求教了，慢慢地，康有为觉得时机成熟了，遂在长兴里开馆招收学生。梁启超等一些学生，也就是在这时从石门投奔了康门。

由于吴敬轩出生较晚，并不是当事人，他的这“传闻”说，只能参考。多数的说法和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是，办学之因是“应陈千秋和梁启超两人之请”。

教馆先生石星巢，当时所执教的书院，是广州著名的五大书院之一学海堂。梁启超、陈千秋等人，都是学海堂的高才生。

而第一个来向康有为求教的，是陈千秋。

陈千秋较梁启超年长，是学海堂的尖子学生。在此读书的他，已经成名，十八岁即写出了《广经传释词》一书，开始匡正前辈大家的谬失了。所以他听了康有为的课后，非常震惊，很快，就在这一年的三月，自己找上门“问惑”来了。

查《康南海自编年谱》，与吴敬轩所说有一点出入的是，石星巢请康有为上课，是九月冬学之际。在此之前，康氏也当有可能去“临时代课”。否则陈千秋如何认识康有为是在三月？

这是来见康有为的第一个学生，竟然如此高才，康有为非常真诚又感动。所以，他没有把陈千秋当成“上门求教的学子”，而是当成了一个好友与同道，无遮无掩倾心深谈。心与心的交融与碰撞，即刻深深打动了陈千秋。陈千秋竟然向这位“监生老师”，流着泪谈起自己的身世与家难。这是非常感人的相识了。康有为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天才亮特，闻一知二，志宏而思沉，气刚而力毅，学者之所未见也。”

古往今来，天上地下，从《诗》《礼》到孔子改制，又到三世大同，康和陈谈的真是“今古天下奇伟之论”，而陈千秋又是正处在渴望视野洞开的时候。这一切，在当时再有名望的书院，也是不可能获闻的。陈千秋顶礼折服。六月，他毅然离开海学堂拜在康有为名下为徒。

康有为在年谱中，对此时梁启超的到来，只提了半句：“八月，梁启超来学。”梁启超是在陈千秋离开学海堂两个月之后，被陈千秋带着来到康门的。

梁启超呢，对于如何投奔康门，在自己的《三十自述》中特记了一番。他说原来还为自己的少年科第沾沾自喜，待见到康先生后，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让我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夜不能寐，才毅然退出学海堂，舍弃旧学，请业南海之门，追随先生学习陆王心学，史学、西学概论等……

梁启超初见康有为的覆地翻天般的“震撼”，五体投地也。

自此，梁有了康，康有了梁。“康梁”如血肉相存相依相助，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必然在千年后搅翻清廷。

康梁之会，也留给我们丰满的想象和空间。一个深有意味的话题是：康有为能如此震惊，征服梁启超、陈千秋的，究竟是什么？

1889年，正当康有为顺天应试不中，在京写下《上清帝第一书》的时候，十六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恩科乡试，一试中举，而且在录取的一百零八人中名列第八，实在是少年得志。像那时的每个读书人一样，他感到一条仕途之路就在眼前，踌躇满志，宏图大展。第二年信心十足地进京参加会试，这一次未中，于是在学海堂继续读书，“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他的成绩在学海堂格外突出，“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自由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梁启超）一人而已”。

如果没有遇到康有为，梁启超将会沿着传统读书人的希望，安然地走上求功名，求仕进的仕途之路，这是很自然的。梁家，这个“十世为农”的家族，好不容易在他这一代“千顷地里才出了这一棵读书苗子”啊。然而也正是因为出身在这样淳朴艰难的家境，使他终生勤奋，总能为底层人思考，具有深深的爱国情怀与民族大义。这是梁启超的底色。

这底色，使他马上走近了康有为。

一个举人身份的他，向一个监生身份的康称师求学，说明梁启超的谦逊、虚怀若谷。他明白，面前的这位监生老师，其学识与胸怀，早已大大超过了很多号称硕儒名师的人。

这里有一个深深的原因，即梁启超很早就看透了旧教育的腐败和无望，后来他又在文章中说：“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唯利禄之是慕。唯帖扩之是学。先生初接见一学者，必以严重迅厉之语大棒大喝，打破其顽旧卑劣之根性。”就教师而言，梁启超认识得更清楚，很多学究都是“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之人。

旧教育与科举学风之坏，梁启超说“至本朝而极”，说明晚清的教育早已病入膏肓，无法救治了。

其实，学子对导师折服，所求的无非两条，一是学识，二是人格。两者缺一不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过是一种说法，真能遇到这样的恩师，太少太少了。梁启超和陈千秋没有看错。

此后，他们两人又分头引荐学海堂的学友和自己亲友中的青年，又有徐勤等多人来到康有为门下求学。到年底，学生已经多到二十多人了。陈、梁两人请康有为考虑正式开办学堂。

经过一番筹备，1891年春，康有为租赁了长兴里邱氏书屋，唤作“长兴学舍”，正式办学开始。书屋深藏巷内，是一座三进的大院落，中院两棵木兰树亭亭玉立，正堂大厅宽敞明亮，为讲堂。清初，广州城内有数百家类似这样的姓氏书院，大部分不是“课艺之所”，因为当时广州的民间组织保留着强烈的反清意识。清朝统治者发现了这一点，严禁建合族宗祠。这里即为广东邱氏家族嘉靖年间所建的宗祠，便改为了书院、书屋，名义上专为家族士子到广州考科举所用。因其闲置，被康有为租下。开讲这一年，康有为写了首七律给十个弟子，即《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

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

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

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

群龙无首谁知吉，自有乾元大统长。

这里托出的自然是康有为的抱负。“大同道隐”“群龙无首”，圣统谁继？我和你们。（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