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清帝第一书

梁鼎芬1888年的“康有为事实”真也假也？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进京。这次在京的时间较长，一年有半。主要做了五件事：参加顺天乡试、拜访京官、写上清帝第一书、替屠仁守撰写奏折、写作《广艺舟双楫》。

最重要的，当然是上清帝第一书，这是他变法的发轫之作，也可以说是“源头”。

后人提及戊戌变法，都会提及这个“源头”。

但对于他这次进京的“所作所为”，始终多有争议。远说，当年很多人就对他的行为认为“逆行”，大怪不祥，掩耳远遁。一些官吏和士民纷纷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要求对其惩罚。而旅京的同乡为免受牵连，提出将他驱逐出京。近说，一直到今天，很多学者也认为康的首次上书活动“意在乞恩”和“求得富贵”。

后人和学者所提出的证据，首推梁鼎芬的《康有为事实》。

梁鼎芬是什么人？

他和康有为是什么关系？

他说的是真是假？

他曾是康有为的好友，过往甚密。所以，他的“揭发”更易被人认正。

梁鼎芬（1859-1920），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他是张鼎华的外甥。康有为1879年在西樵山与张鼎华相识后，很快结识了梁鼎芬。粱鼎芬小康有为一岁，年龄相近，自然谈得来。康有为屡次去张鼎华处，梁鼎芬见舅舅很看重康有为，诗文唱和，自然也看重康有为。他少年得志，仕途比康有为顺利得多。与康相识的第二年，即光绪六年（1880）获进士，他同舅舅同任翰林院编修。梁也是个“奇人”，博学多才，诗文的功底很深，但性格怪异，常常做出一些超乎常人的举动，让人匪夷所思。如年纪轻轻地留起了“大胡子”，密髯如戟。最出奇的是，光绪十年（1884），也就是他在任仅仅四年时，突然上疏光绪帝，弹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理由是李在中法战争中一味主和，明明战胜了，却与法国签订《中法条约》，指责李有“六大可杀之罪，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一个小小的编修，胆敢弹劾权倾朝野的北洋大臣，连呼非杀不可，顿时震惊朝野！好事者究其原因，一个传说在京传遍，让人哭笑不得——说一日梁鼎芬和几个同僚聚会，侍郎李文田说自己会看相，非要给梁鼎芬看看。二人是同乡，梁鼎芬又十分迷信，就请李文田给好好看看。李是逗他，还是害他，谁也说不清。李说看出他短寿，活不过二十七岁，也就是说只有两年的阳寿。梁大惊，急讨破解之法。李文田送给他四个字“自寻大厄”。也就是说，非得让他招惹出巨祸方可。梁鼎芬听后信以为真，就有了弹劾李鸿章之举。传说归传说，这大祸果然惹下，此疏触怒慈禧太后，被斥“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一个翰林院编修被连降五级免官，绝无仅有。梁鼎芬自朝归来，自镌一方“年二十七罢官”小印，收拾包袱行礼返乡去了。

在故乡，康有为与梁鼎芬相会，康对他敢于直谏李鸿章很敬佩，对他的遭遇也很同情，特赋诗安慰梁鼎芬：“一别三年京国秋，冬残相见慰离忧。伏陈北阙有封事，醉卧西风剩酒楼。芍药翻红春欲老，杜鹃啼碧涧之幽。繁花零落故人往，惆怅当时旧辈流。”人在倒了大霉后，有朋友如此安慰，梁鼎芬自是感激不尽的吧。他对康有为的“通中西学之识，谋强国之志”也很是欣赏。1886年十月，与康有为同在朱九江先生之门的学友简朝亮因事被诬，被顺德知县逮入狱中，押解广州。康有为找到梁鼎芬诉说冤情，梁鼎芬马上去找广东按察使于荫霖，经查简朝亮确是被冤，经过交涉简朝亮马上就被释放了。

不久，对李鸿章深有芥蒂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慕其学问，请梁鼎芬出山主讲惠州丰湖书院，1887年夏又调任肇庆端溪书院山长。后来，

待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梁鼎芬随其入鄂开始参与幕府事，长期入幕追随左右。

1888年康有为入京，梁鼎芬时在肇庆端溪书院，他如何得知康

有为在京所为?说起来，梁鼎芬应当好好感谢康有为：康到京不久，梁的舅舅张鼎华重病垂危，康“遂视其殁，营其丧”。康有为与张鼎华的忘年深交之谊自不必说，张鼎华的病逝让康有为悲痛欲绝，以至康有为亲眼目送张离世并亲营其丧事，梁鼎芬能有不感谢之理?所以说这期间，两人的友谊还很深，书信往来频繁。1889年康有为回粤后创办万木草堂，广收门徒，梁鼎芬还给康有为赠诗《赠康长素布衣》：

牛女星文夜放光，樵山云气郁青苍。

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岂有疏才尊北海，空思三顾起南阳。

搴兰揽芷夫君意，蕉萃行吟太自伤。

此诗对康有为办学的评价极高，甚至夸赞康有为是诸葛孔明。因两人相知，梁知道之前康去京上书的失望，诗中顺便还安慰康：你有如此大志向的事业，就不必再提之前的“伤往事”了。

1888年康有为入京，就他自己来说，大事当然是顺天会试，求

取仕途之路。这对当时的所有读书人，几乎是唯一的通道。但康有为在顺天会试不售后，要做一件更大的事，那就是给朝廷上书。其时康有为已经三十一岁，他明白这件事会有巨大风险。上书不成，得罪朝廷，被抓甚至被杀，他都清楚想到，并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旦祸降，全家怎么办?康有为在《与幼博书》中这样告诉弟弟：此事很可能遭祸，如这样，“计公卿自翁、潘、御史屠皆爱我，必相救也。我已打算定，心一毫不动，但不必令老母知。若有他事，星海太史必能料理，汝可照料嫂侄女一切便是。”又谓：“星海信汝可抄起……汝将奏稿赶紧速起印，送星海，中朝有意明年亲政，特召星海及朱一新矣。”

这里提及的“若有他事，星海太史必能料理”，“星海”即梁鼎芬。这有些生死之托的味道了。足见康有为此时和梁鼎芬非同一般的关系。也透露出“上书”这件事，他在与梁鼎芬通信中早已提及，并受到梁的支持。

能够生死相托的朋友，能够将家人相托的知己，梁鼎芬如何会“出

卖”康有为?

这足以说明晚清世情的复杂和吊诡。1895年，梁鼎芬还欣赏康

有为的维新活动，曾将康推荐给张之洞。康在上海成立强学会的时候，

张之洞还捐资支持。但在戊戌变法后期，梁鼎芬在张之洞幕下已经看

出“康有为和梁启超事必败”，所以当戊戌政变后，在清廷追捕康梁的时候，不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还干出了落井下石的勾当。梁鼎芬此时的态度大变，认为康“灭圣、欺君，神人共愤，贤益绝之”。

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政变，捕杀惩处维新人士，凡与康

梁有瓜葛的人都惶恐起来，纷纷急忙表态与其划清界限，以图自保。黃遵宪给梁鼎芬一诗道：“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梁鼎芬马上给黄遵宪写了一封绝交信，表示与维新党人无涉。胆小是可以理解的，但梁鼎芬突然站了出来，以一个与维新派是死敌的姿态，大张挞伐。十月十四日，他致函汪康年说：“朝廷罚大刑，天下快心。乃逆为、超逃，逆恒拿而不斩，逆宪不拿而免，逆铸不忠不孝罪大恶极，不斩不拿，不免学政如故也，数日后当有后命，逆宪尚巍然在洋务局否?或已逃，复即。”

这是一封私信，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梁鼎芬刷清自己之后，

便站在惩治者的位置上幸灾乐祸不说，对维新派充满了仇恨和杀机，恨不得连黄遵宪也要拿杀。

    十月二十七日，梁鼎芬在申报刊出《驳叛犯康有为逆书》：“……

贼心但有官职，但有货财，但有矛戈，但有徒党，乘我皇上锐意求治之日，又为翁师傅造膝密荐之人，于是逞其奸谋，夹以危论，依张荫桓为羽翼，结内监为腹心，阳托变法之名，阴行僭逆之事，欺侮我圣主，贻害我百姓。得罪之后，逃在外洋，与逆犯孙文联为一气，无所不至，无所不言。”

是月，再撰写《康有为事实》，署名“中国士民公启”。

这篇《康有为事实》以六千余字的长文，逐条罗列，历数康有为

三十二条罪状。冠以“事实”，流播甚广，猛一看好像很具杀伤力。但细一分析，多为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从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政治野心到个人私德，逐条揭露。文中最后说：“以上三十二条，皆康有为实在事迹，共见共闻，都有根据，可以考查。其实康不过一贪鄙狂悖、苟图富贵之人耳，而为其所愚者，竟误以为此人乃变新法、强中国之人才，真中国之耻矣。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中国士民公启。”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此材料被日本驻沪总领馆收集，报告给日本外务省，作为档案保存下来。

在康有为被清廷追杀之际，《康有为事实》的出笼深有意味。这里列举的“事实”林林总总，多数难辨真伪。梁鼎芬说这些是“实在事迹”，又说“共见共闻”，足见其中的“心虚”。因为他早就知道康有为的性格和树敌太多，关于对康的诋毁攻击太多了。关键是，对昨日的好友、如今遭难的朋友，不惜恶言相加，不留余地，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梁鼎芬过毒过狠。

梁鼎芬1888年不在京城，在《康有为事实》中揭发康有为该年

在京活动的情况，“遍谒朝贵”“上书谀颂”，何处而来?两个出处，一是康有为在通信和之后会面时说过其中的一些过程，是肯定的；二是梁鼎芬听他人所述。

实情，究竟是怎样的？

一切全为“上清帝第一书”

“遍谒朝贵”，算是。康有为毕竟一次次上书求见，甚至登门求见工部尚书潘祖荫、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翁同龢、户部左侍郎曾纪泽等高官。

“上书谀颂”，也有。有人从康有为1888年至1889年的遗稿、函札内，找到了若干康有为给这些人的信札抄件。这是1961年康有为之女康同凝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康有为遗稿、函札。这些信件已收入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的《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其中，康致潘祖荫函云：“恭闻明公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有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画八表之思，好士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垒耆艾之大臣也……诚许进之于门下，望赐时日，野人不文，谨猎缨束带以待，不胜鹤立悚息之至。”

康致祁世长函云：“恭闻明公以大儒总台纲，有直亮刚介之节、清忠廉正之德，此真陈蕃、李膺之俦，鲍宜所谓骨鲠耆艾，忧国如家，议论通古今，喟然动众心之大臣。……窃以为公必身任之，宏谟亮节，必有可闻焉……无所求于公，若辱收之，俾瞻扬休山立之容，固所愿也。倘赐阶前尺寸之地，俾伸其说，非所愿也。诚许进之门下，望赐退食之暇，告以时日。野人不文，谨猎缨束带以待命，不胜鹤立悚息之至。”

从所读的此两函看，康有为确有“谀颂”。

这有什么稀奇呢?一个小小的来京赶考的学子，要给堂堂在朝的高官上书，写信，必然要分外谦恭吧?作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连这点道理还不懂?这些朝官，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了，给他们上书，是有求于人。求人者，理当矮人三分，何况自己还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荫监生。

但依此，就能够得出“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躁进无品”“托名西学，希图利禄”吗?妄断了。

关键还是在于，康有为为什么“遍谒朝贵”?

他有求于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一切全是为“上清帝第一书”。

说“遍谒朝贵”也不确，康有为就没有拜谒同乡官员李文田、许应骙。

有必要把这两件事分清。一个是科举应试，一个是“上清帝第一书”。

清代考生赴京会试，规矩极多。到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去

拜见“同乡官”。广东籍在京官位最高、最有权势的，为侍郎李文田和许应骙。康有为不去拜谒，必有原因。一是对他们的为人为官听到了一些非议，不愿攀附；二是性格使然，对自己看不上的人，官再大也不愿理会。这就大大得罪了李、许。李文田很生气，斥责康有为太狂妄。有朋友赶快去找康有为，劝他快快前去拜谒，或可补救。康有为的回答更绝：“他们如果认为我是贤士，就应该来拜访我，我只是一介书生，到京师来，不去拜访的人多了，他们为何独独怪我?”

康有为不是不谙京城习俗，但确有自负自傲的狂气。他不知道得罪同乡官，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被动。果然，待他去拜谒了潘祖荫等其他一些高官的消息传出后，他便陷入了被无数同乡责骂的地步，甚至有人提出要将其赶出京城。

相反，考生拜谒同乡官的目的，才大多是“攀附”，希图“会试得中，求得富贵”。

“同乡官”在这里，简直就是得中考生的“代言人”和“再造父母”了。也并不是就如上所说的所有同乡官都对考生如此关照，而是考生要花钱联络同乡官的。这代价心知肚明。待考生得中入仕，当然会与同乡官结成死党，相互关照。若说“富贵之路”，这确是明明白白的富贵之路，而康有为偏偏不拜谒同乡官，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条康有为不热衷于走，而又必须不断去走的路。

清末的科举考试，内容更为空疏、形式更加僵化。因为八股取士圈定了以“四书”为考试范围，以“程朱学问”为考取标准。它的结果也就是“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于是舞弊成风，贿赂公行。

严复说的几种“怪像泛滥”—“通关节”(买通考官)、“顶替”(冒名顶替)、“倩枪”(花钱请人代考)、“联号”(买通编号人，将自己的号与雇佣的人编成同一号，以行作弊)等等，屡见不鲜。

对于这样的一种考试制度，康有为早就非常厌恶痛恨，但又不得已而为之。他也是一名读书人，他没有别的路。

1888年这年，他五月到京，七月参加会试不售。

八月，谒明十三陵，出居庸关，抵八达岭，登万里长城。

站在长城上，他自己说——“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

每一个站在八达岭长城上的人，都会有古国千年烽烟迎面飘来，历史的血火如在目前之感吧!

他写诗道：

秦时楼蝶汉家营，匹马高秋抚旧城。

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

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

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人惊。

“英雄造事令人惊”!康有为的“造事”之念，早已开始酝酿心底了。

是的，就是“上清帝第一书”。

一介布衣，为何要给皇帝上书?

这念头本身就足以“令人惊”。

康有为认为，自1884年马尾海战福建水师惨败以来，国势面临

危机越来越明显。外夷交迫，看看我中国的四周，就明白已经被外强包围。琉球被灭，安南(越南)失去，缅甸亡国，日本、法国、俄国、英国自鸦片战争后，再次对中国成瓜分之势。这不是危言耸听，国家面临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挽救这场灾难，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变法。康有为还提出，时间和机会还有，只要变法，还来得及。但如果错过了这一机会，大清完矣。

如今回头看看康有为的判断，十分准确。没有几年，甲午战争就

来临了。

为图存，为自强。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

一介布衣，他在考虑国家安危的大事。而且，他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变法”。朝野间，预料到国家面临危机的人绝不在少数，但又有谁能未雨绸缪，在此时率先大声疾呼“变法”?

该设身处地为康有为想一想，一个广东来的学子，进京来会试，连考试都没有通过，就该快快回家补习才是。会试不中不说，在京城突然提出要“变祖宗的章程”，你提得着吗?如同后来恭亲王说的，我大清朝官还没死绝，轮不到你一个布衣小子出来说话。

但这就是康有为，他就是要做做这件“不可能之事”。

从史料中看到，这个“上清帝第一书”，应当分为两步。第一步，

是口头；第二步才是康有为亲自起草的上书。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最开始，康有为可能自己也觉得亲自给光绪上书并不合适。那怎么着呢?找几位自己信得着的、有影响、有可能支持的朝官，请他们向皇上转述自己的主张。所以，这就有了所谓的“遍谒朝贵”。

这也充分证明了此次上书的艰难。因为他并不认识这些朝官。

他所选中的这几位，确是京城很有权势、而与光绪最接近的、口碑较好的大臣。选人，他是做过功课的。

第一位，是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

这潘公和康有为康家不能说有“通家之好”，但也沾一点儿边。康有为的叔祖康国器咸丰时曾任广西巡抚，与潘祖荫交好，所以与康家也算世交。康有为在给潘公的信中，顺便提及求潘祖荫为叔祖写一篇墓志铭。潘很爽快地答应了，约他前来相见。

潘祖荫，晚清重臣，儒雅多才。字在钟，号伯寅，咸丰二年(1852)

进士，江苏吴县人。他曾向咸丰帝直言进谏，提出“勤圣学，求人才，

整军务，裕仓储，通钱法”，大胆变通康熙帝的旧制，深受咸丰帝器重。他后半生主要在京为官，提携了很多对国家有用的干才，如左宗棠等。

康有为在京多次居住的南海会馆，位于宣武门南部。清朝汉族官

员和士大夫大都住在外城的这一区域，如潘祖荫、李鸿藻、孙毓汶等大臣。康有为所处的米市胡同，距潘宅很近。康之前在给潘祖荫的信中，已经申明希望对方“赐阶前寸尺之地，俾申其说”。康登门后，两人是如何会面交谈的，记述不详，按康在年谱中说，他直言陈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希望潘公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劝谏太后、皇帝变法。潘祖荫是很对得起这位“世侄”的，一、劝其熟读大清律例，不要贸然造次鼓动变法。应当说，这是出于关心和保护角度的规劝。二、同意给康有为叔祖写一篇墓志铭。三、给了康有为白银八两，让他返乡时做路费。

对于潘祖荫来说，劝谏太后皇上变法，这怎么可能呢?但执着的康有为回到南海会馆后，觉得还有话要说，提笔又给潘写去一信。信中再次强调了必须否定成例旧法：“窃谓成例者，承平之事耳，若欲起衰微，振废滞，造皇极，晖万象，非摧陷廓清、斟酌古今不能也。”他希望潘公等元老重臣向皇上直陈国事败坏，外夷逼近，非卧薪尝胆式尽快变法，无以图存。甚至请潘向皇上“反复言之，牵裾痛哭”。——这实是有不理不敬之嫌。

这是康有为和潘祖荫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会面。不到两年后的1890年，顺天水灾，潘授命前去筹放义赈，累病之后仍不忘上奏请拨银米以备灾民过冬，积劳病故，时年六十一岁。

康有为选中的第二个目标，是体仁阁大学士徐桐。

康有为选定徐桐，确是“误撞”。说明他还是对京城朝贵不太熟悉。徐桐为道光进士，曾做过同治皇帝的老师，以治宋明理学负盛名。康有为看重他是汉人，又做过帝师，被慈禧器重，说话有分量，该是个正义、忠君爱国之士。所以，想请求他向太后和皇上进言动员变法。说起来，确实有些让人辛酸，康有为曾三次来到徐桐府上求见，具片拜访，一次也不得入。连徐府的门槛都不得碰，就被拒之门外。他只好给徐桐上书，求他向光绪帝“面陈祸乱之由，牵裾痛哭，感悟圣意，此莫大之功也。不听则以去争之，以皇太后之明，未有不感动也”。

徐桐接信后，斥骂“大胆狂生!”遣人将原书信抛还。

两人自此也就结下了梁子。康有为后来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提及说，1888年这次进京乡试，“大学士徐桐衔吾前书，乃谓‘如此狂生，不可中!'”查史籍，这年乡试的主考官并不是徐桐，所以此为康误记。由此也说明两人关系确如冰火。

第三个目标，是帝师翁同龢。

康有为给翁同龢上书后，同样没有结果。翁同龢拒绝与他见面。查翁同龢日记这样记载：“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借嘴上书”的目的没有达到。

康有为这时清醒了，他回到南海会馆，这才写了《上清帝第一书》。

(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