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年，即1884年，法国发动了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康有为此时住在广州城南板箱巷，战争爆发后，广州全城戒严，他被迫返乡避难。

自1884年开始，二十七岁的康有为迎来了一个“著述的丰收期”。至1887年，三年间撰写了《人类公理》《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教学通义》。

这里最重要的，是《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因为，这几部书和论著其实都是《大同书》的前身。《大同书》的孕育，自这里开始。

到1888年，他开始叩响北京皇城的城门。

比死还重，留给后世的《人类公理》

1885年初，张鼎华邀康有为赴京一聚。康有为答应了，决定二月成行。

但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二月二十三日起，头痛大作，痛得连书也看不了了。他感觉非常不好，头痛之剧之苦，绵延不绝数月，竟使他想到了死。

那就准备赴死吧。

至死，他挂念的是这部《人类公理》。于病中“裹头行吟于室，数月不出”，整理好这部书稿后，他才释然，“从容待死”。这本书的分量之重，甚至超越了他的生命。此书写作于去年，即1884年。

这部《人类公理》，应当说是后来那部石破天惊之作《大同书》的前身。《大同书》为1902年康有为在《人类公理》的基础上，重新写成的。可以说，没有《人类公理》，也不会有《大同书》。

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误解：《大同书》就是《人类公理》。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84年写成了《大同书》。

误解的产生，源于康有为自己的说法不一。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提及的，1884年至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这里只提《人类公理》。但是在民国八年(1919)首次发表《大同书》的序中，说：“光绪甲申(1884一1885)年廿七岁。法军侵羊城，避居西樵山北之银塘乡。痛国难民困而作《大同书》，初意大同百年难见实行，而不意三十五年后国联成立，遂亲见大同。《大同书》计十部，甲乙两部今始印行，余部则犹需待之异日。”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说法也有两种：“迄光绪十年(1884)，先君结合宋元明学案、佛典，旁收四教，兼及西学，悟齐同之理，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注《礼运》，旋著《万身公法》，后著《大同书》，初秘不敢示人……”(《追忆康有为》，康同璧《回忆康南海史实》) 

这里说得比较含糊，注明了是1884年，“后著大同书”，好像是说撰写了《礼运注》和《万身公法》后，写作了《大同书》。

但后来，康同璧在《补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说：“同时演礼运大同之义……自甲申(1884，先君时年二十七岁)属稿，初以几何原理著《人身公法》，旋改为《万年公法》，又改为《实理公法》。十余年来……数易其稿，而卒成《大同书》十部。”

这便证明了《大同书》是“十余年”后的1902年，经“数易其稿”而成。

据美国学者萧功权先生在《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中说，是著名学者钱穆最早就《大同书》的写作时间提出质疑。质疑的理由是：康有为早期在长兴里讲学时所用的讲学大纲《长兴学记》没有提及“大同”“小康”。如果康已于1884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重要学说，而不列入讲学的课程中，是不可思议的事。钱穆的结论是：康有为不太可能在1884年到1887年完成《大同书》，《人类公理》很可能是《大同书》的初稿。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梁启超，最有资格知道此事，他也认为：“彼时尚未成书也。至辛丑壬寅(1901-1902)之间，先生避地印度时，始著成之。”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差”?

只有一个原因：康有为将其早期的《人类公理》与后期的《大同书》，看作“同一部”著作。尽管，这是“两部书”。《大同书》是从《人类公理》“数易其稿”脱胎而来。

萧功权指出：《人身公法》《人类公理》《公理书》和《实法公理》，很可能都是同一著作的不同名称。“康有为自称于光绪十年(1884)写成‘大同书'，并非完全无据；事实上，在那几年，他确已谱成这一著作的中心概念，并完成初稿。”

但遗憾的是，《人类公理》和《公理书》都没有刊布于世，至今也没有发现原稿。但《实法公理全书》手稿的抄件流传了下来。《实法公理全书》过去也一直秘不示人。此书的微缩胶卷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图书馆收藏，后收入康有为的弟子蒋贵麟主编的《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一书。

这是康有为这几年读书和思考的成果，也是他惊人的“发现”。

算学、物理、天文、地理、生物，他都很感兴趣，专心学习。近代西方在自然科学上的任何一项成就，都使他心悦诚服。在后来的一部关于天文学的读书笔记里，他极其生动地写下自己对哥白尼、牛顿这两位天文学和物理学巨子的崇拜和倾心：“吾之于哥白尼也，尸祝而馨香之；鼓歌而侑享之，……至康熙时，西1886年，英人奈端(牛顿)发明重力相引，游星公转互引，皆由吸拒力。自是天文益易明而有所入焉。奈端之功以配享哥白尼可也。故吾最敬哥奈二子。”(康有为《诸天讲》)

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目的很清楚，就是寻求他一直苦苦寻求的“道”。

“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考中西之新理，穷天地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古今，穷查后来……”(《康南海自编年谱》)

《实理公法全书》包括十六部分，为凡例、实字解、公字解、人类门、夫妇门、父母子女门、师弟门、君臣门、长幼门、朋友门、礼仪门、刑罚门、教事门、治事门、论人公法、地球书籍目录公论。写法上，康有为采用了几何学的“定义”“公式”“证明”来作为编写形式。这在当时，不仅新鲜也很大胆。他把自己认定的人类必须遵守的公共关系道理，分门别类，归结为若干“实理”(定义)；又把自己设计的为保障各种道理得以遵守的社会生活守则，名为“公法”(公式)；与之做对照的各国现行、曾行、将行的信条，作为“比例”(证明)。

康有为认为，“人类平等”是最大的公理。“人有自主之权”，“以平等之义，用人立之法”，人类该“兴爱去恶”。这一准则贯穿在人类社会的夫妇、父母子女、师弟、君臣、长幼、朋友等各种关系之中。

当今社会，“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君主威权无限”是“大背几何公理”的。(《君臣门》)

“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又一夫可娶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此更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夫妇门》)

“弟子之从师者，身为其师所有，不能自立，按：此法大背公理，无益人道，其弊甚大。”(《师弟门》)

“长幼二者，既均无可以偏重之实理，则不必加以人立之法。以平等行之，正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矣。”(《长幼门》)

朱维铮先生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中谓此书：“……全书展示的未来图景，都是康有为以为西方已有而中国没有的，或者他以为中国和西方都没有而全人类都应有的。”

这部书，在当时写出，实在令人惊奇，也理解了康有为“以死相托”的原因。这里的确是处处埋着“地火”的，他在向千年的君权、父权、夫权、一切不平等的权力挑战。既然这些不合理，与人类公法相违背，无益人道，怎么办?改革封建君主专制，改变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道德观念!

一介布衣，在光绪年间敢有这样大胆的想法，并写作了这样一本书，真的是一个奇迹。

更称奇的是，他选择了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论述。“人类”，这是一个何等庞大的称呼，那些周游了四海的人，都不敢用，但他用了。他见过外面的天吗?他知道地球上所有的世界吗?他不就是去了一次香港，看了些西书吗?这就是康有为!他身居中国广东一个小小的苏村，在考虑人类的大事，难怪一般的人们觉得他有些狂妄，有些“不可思议”。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一个思想者的康有为，就这样悄然出现在中国的南部小村。

1886年春天，康有为正居广州。一天，张鼎华来看望他。两个人在聊到西学的时候，康有为说：中国翻译过来的好的西书太少，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尽管翻译过西书一百四十余种，但多为军事、医学等科学技术之书，介绍西方政治理论的书太少。“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

康有为说着说着，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张鼎华熟识张之洞，为何不请他把这一意见转告呢?张鼎华很认真地听取了这建议，很快就把建议转达给了张之洞。

张之洞此时正在两广总督任上，他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找他真是找对了人。

张之洞对这一建议非常认可，并声称要聘请康有为来主持开办译书局事宜。康有为很惊喜。可惜此事由于种种原因，牵扯到经费、运作很多环节，后来没有了下文。但康有为明白了一条路：要做成事，必须结识这些朝廷大员。后来，在康有为办强学会、创办《时务报》时，果然受到张之洞的大力支持。

以好友张鼎华的御史身份，今后想结识更多的朝廷命官，是没有问题的。

张鼎华在，康有为觉得和京城很近了。

1888年这一年，康有为三十一岁。

春天，张鼎华来信再次让他进京。这年恰是顺天乡试。康有为决定再次赴京。不知为何，此时，他的感觉出奇得好。“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话说得太有些自夸自信了。朦胧之中，跃跃欲试，他像一个武士，急切地要刀剑出鞘。

他的预感并没有错。他打定的主意是，此行的重心，是通过张鼎华，叩一叩紫禁城这黝黑沉重的铁门。(未完待续)

    (作者：张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