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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悲歌：康有为传》连载（之二）
浏览： 次 日期：2021-03-26
第二章“布衣何处不王侯？”
在西樵山学禅不到一年，他就下山回村了。
下山还有一个原因，是1879年秋季，叔父要他回乡应试。这个时候，康家生活拮据到了只得依靠叔父们接济的地步。叔父很严厉地责令他必须下山去应试，否则将断绝资粮与供给。
但他并没有马上去应试，他太有主意。此后四年，他基本上钻入七桧园的“两万卷书楼”和“澹如楼”潜心读书，一边教胞弟广仁和几个堂弟读经。
他所读的书，却悄悄发生了变化。
读书的目的性、针对性，越来越清晰。接触张鼎华后，他的视野洞开，身在小小的苏村，心已经越来越关注这个不成样子的国家。其时，日本已经夺取了琉球，法国夺走了安南，英国夺去了缅甸，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越来越严重。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一直软弱妥协，对内治国无方。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拯救国人于水火中的痛苦?康有为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改变国家的政治经济，也必须从历代的政治经济方面去找“救世良方”。于是，他再次把《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书籍找出来，精心阅读，并把书中涉及到改变国家管理的名言一条条摘录了下来。
他要从古人那里得到启示。
最潜心读的是两部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读史方舆纪要》。
《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此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梁启超称这本书是“政治地理学”。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清康熙年间，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合作，改名“炎武”。他曾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誓不两立。为救世，他涉猎群书，探求国计民生的学问，寻找改造社会拯救国家之道。从发愤读书，到发愤著书，他给后世写下了《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人格的骨气、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与救国的志气，深深打动了康有为。使他觉得中国不是没有“明白人”，顾炎武这样有真才实学的杰出之士，就是可以救天下的“明白人”。大清又到了内忧外患、已被列强包围的危急时刻，所以该出现顾炎武这样的人了。
《读史方舆纪要》看上去是一本地理书。由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撰写。全书共一百三十卷，以全国的政区分类，叙述了各省、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关隘、古迹，着重于山川险要及战守得失、地理变迁等，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康有为觉得，这是太实用的一部重要典籍了，俯读仰思，做了大量的笔记。
还有，这一时期，康有为又苦心攻读了唐、宋、辽、金、元、明
史，《东华录》《大清会典则例》及国朝掌故等书。
他在做着怎样的准备?
结识张鼎华等人后，康有为经常往来于苏村与广州。广州是鸦片战争的最前哨，正是英国等外国列强挑起的这两次鸦片战争，将偌大的中国开始一步步推向黑暗的深渊。广州最痛，当年留下的历史遗迹历历在目。祖父从小就带着他在广州城四处游历，他对于这种国家之痛，早有感受。而和张鼎华等人谈论的时候，最重要的话题无非一个：国家的腐败越来越厉害，几乎所有的官吏颟顸、封闭无能不说，对内的横征暴敛与欺压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样也是广东人的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就在昨天。受家族与父辈的影响，他是憎恨这次农民起义的，但太平天国被剿灭后，大清不仅没有吸取教训，一切如旧。
这时，他作过一首很重要的诗，《登粤秀山顶五层楼》：
登山缥缈又登楼，风气云飞揽九州。
沧海有时经烬劫，布衣何处不王侯!
袖中纳纳乾坤易，眼底茫茫星汉浮。
云水此身频出入，珠江花发又扁舟。
“布衣何处不王侯”，足见他的抱负。
更重要的，是他已开始转向西学。
游香港带给他的刺激
康有为，本是一个程朱理学的后继者，是如何转向西学的?
这过程，引人深思。
1879年，二十二岁的康有为还在苏村自学读书。
但就在两年前的1877年，中国发生了一件事。
1877年1月17日，一个叫李圭的中国人做了一件大事，从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归来。他也就成为第一位环游地球的中国人。他是江宁(今南京)人，生于1842年的一个世家望族。二十三岁，受聘任宁波海关副税务司霍博逊的文牍，也就是秘书。1876年，美国费城举办建国百周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司委派他作为工作人员前往，他还有一个身份，也就是代表清政府。这对于一个中国人，是千载难逢的了。李圭乘日本轮船从上海出发，经日本长崎东渡太平洋到了美国。博览会结束后，这年十月，李圭乘英国轮船横渡大西洋去了欧洲，先后抵达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斯里兰卡、新加坡、越南、香港等地，最后返回上海。全程跑了四万余公里，大开眼界。
后来，李圭依据沿途的经历、考察见闻撰写了一部叫《环游地球新录》的书。李圭是近代中国邮政的倡导者之一，曾得到李鸿章的赞许，卒于1903年。
1879年，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康有为得到，通读后如获至宝。他对书中所介绍的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教育都十分感兴趣，使
他面前出现了全新的世界。李圭还在书中提到在容闳的陪同下去哈佛看望清廷派出的一百一十三个留美小学生的事。李圭指出，西方的教育“不尚虚文，专务实效”，我们不能再闭关锁国，“取长补短，原不以彼此自域。则今日翊赞宏图，有不当置西人之事为而弗取也”。
世界原来如此之大之神奇，康有为甚至强烈地萌发了走出国门，也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念头。
当时，就年轻的读书人来说，看到这部书的人会很多。但唯有康有为，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周游世界不可行，按书中的描述去看看香港，是可行的。
于是，有了香港之行。
行程，就在1879年这年的年底。
好在，香港就在自己身边不远，距广州仅一百三十公里。
香港在历史上一直为广东辖地。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离岛组成，面积为一千零六十二平方公里。它位于南海之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的良港，一直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觊觎。到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1841年，岛上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和耕种的内地迁来的开发者仅两千多人。鸦片战争后，昏庸的清政府被迫与英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英国实现了夺取香港的野心，将这里变成对华和对亚洲的贸易基地，三十多年间，也使香港成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
康有为对于这次的游历，心情很复杂。他知道这块土地是被“外夷”生生掠夺而去的。使他大为震撼和刺激的是，英国人为何占领了仅三十多年，香港就变成了一座如此繁华的城市?
他写下了一首七律，《初游香港睹欧亚各洲俗》：
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
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朦艟破浪飞。
夹道红尘驰骠袅，沿山绿囿闹芳菲。
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蛮靴满目非。
“聚百旗”，说明岛上欧亚各国来此聚集贸易的频繁。“别峰通电线单微”，香港自咸丰十年，即1860年第一个煤气、照明和供水工程宣布启用，到同治十年，即1871年已经建成电报系统。光绪四年(1878)，创办了第一家炼糖厂，而银行和保险业务也发展起来。著名的英国汇丰银行在同治四年(1865)就开办了，它的借贷业务，广及我国各通商口岸，并在日本、新加坡设立了分行。汇丰在向清政府提供的各种贷款中，源源获取暴利。
“夹道红尘驰骠袅”，说明香港此时还没有通汽车，港督、商人进出用的是漂亮的马车。“半山楼阁凌云起”，风景最好的半山区以上，洋人的楼阁、花园洋房鳞次栉比。“锦帕蛮靴满目非”，华丽的衣着让人目不暇接。
面前这一切，对二十二岁的康有为刺激很大。“伤心信美非吾土”，
这伤心，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难言的剧痛。一场鸦片战争，美丽的香港就割让给了别人，任由别人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红红火火地建设。他们建设得越好，越令人伤心。这伤心既有被人欺凌的耻辱，又有自己多方无能的悔恨。
他是数次去过广州的，对于中国开埠最早的广东、广州是什么样
子，他最清楚。
谁不渴望自己的家园繁荣?同样是人，为何西人能如此?
康有为写道：“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狄夷视之。”(《康有为自编年谱》)
治国有法度。
要救国，要改变，必须去学习人家的方法啊!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距离不远，几年后的仲秋，康有为再一次来游香港。《八月
十四夜香港观灯》：
空濛海月上金绳，又看秋霄香港灯。
曼衍鱼龙陈百戏，参差楼阁倚高层。
怕闻清曲何堪客，便绕群花也似僧。
欢来独惜非吾土，看剑高歌醉得曾。
这次，康有为的心情好了一些，但仍旧耿耿于怀的，还是“欢来独惜非吾土”。两首诗，都一再用了“非吾土”，足见其“亡土之愤”。再欢乐的时刻，也难忘“救国与治国”。而心情转好、“看剑高歌”的原因之一，是自己已经走在攻读西学的路上。
这次在香港，康有为遇到了一个同乡叫陈焕鸣。陈焕鸣曾任中国驻日公使馆的英文翻译，归国后辞官定居香港。他很喜爱康有为的字，请康有为写几幅扇面。康有为来到他家，吃惊地发现他的藏书很多，以日本书为主。康有为很高兴，向他请教了西学、日本明治维新的很多事。后来，康有为在回忆中写道：“吾于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自开译局后，请译日本书，派游学，因缘实自君来也。”
此时，他向外国、西方学习的决心越来越强烈。
看看魏源等前人怎么说
初游香港后，康有为又回到故乡苏村。
他急切地翻出了一部百卷本的大书，这就是魏源最著名的《海国图志》。
这是一部他早已经浏览过的书，但那时年纪仅十七岁，读得囫囵吞枣。
如今，他要好好研究一下前人对于西人和西学的介绍、分析和看法。
提到这本《海国图志》，首先该说的是林则徐。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梁启超赞誉此书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句最著名的话，就来自魏源于此书中序言。
什么是“夷之长技”呢?魏源说：“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在军事装备上太落后，而清军中的腐败又太厉害，焉能不败?同时，中国要变，要富强，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用机器生产，发展工商业。“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西方之强，不仅拥有一支精锐的军队，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工业。魏源提出必须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办厂。只有这样，才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
让康有为震惊的是，魏源在这本书里，讲述西方政治沿革和政治经济时，已经较早提到了英美等国的议会制，比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优越，魏源非常称赞美国通过选举而产生总统，“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是合理的，“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
魏源这样称赞和分析英国的上下两院制：“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苏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与例条，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
看起来，这部书是在客观介绍西方各国。其实，魏源明明白地提出了中国要强，要变，必须抛弃千年形成的传统落后观念，向西方学习。
书中的这些提法，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魏源也在1857年，康有为出生的前一年，就辞世而去了。如今，康有为捧着这部前辈的书，作何感想?
这说明，中国确有很多独具慧眼的仁人志士，为救国图强，已经艰难地在开掘这条尚在雏形中的变法之路了。
中国的确并不缺少人才啊!
《海国图志》给封闭的中国带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达官显贵们，连英国在世界的地理位置都不知道，能不挨打?魏源“师夷”的思想，是那个时代的高峰。它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起和发展，魏源盼望的造船厂、火器局等也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此时，对康有为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一本书，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此书也是介绍世界地理和各国概况、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及社会变迁的。此书附有世界地图，使康有为大开眼界。还有《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明末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所翻译的译著等等。只要是介绍西方的书，康有为都千方百计找来，潜心研读。
落榜归来，经上海大购西书
1882年春，一直在书斋生活的康有为病了一场。由于读书太多，久坐成疾，臀部患了“核刺”。不是要命的大病，但疼痛得必须卧床，深受其苦。父亲和祖父去世后，全家的生计日绌。次女同璧的出生，让他很开心，但全家经济的压力又使他郁闷。二十五岁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连个谋生的职业都没有，七尺男儿，尚不能谋求个人的温饱。
母亲和叔父们，对他也很不满意。一心让他静心温书应考，他却几乎再不沾帖括之学，心全放在自己喜爱的杂书上。读书不向仕途而进，前程何在?母亲就和家族老者频频相劝，让他去参加乡试。
这年春，乡试近了，康有为答应了母亲和叔父的要求，同意参加。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去北京参加乡试。在一般人的眼中，这有些没有道理：近在身边的广州就可以，为何舍近求远?但母亲答应了他。
他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广东之外的天有多大，他还没有见过。
隐隐的愿望，是去看看这个国家。
最重要的，是去看看皇城北京。
北京和他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不知道。好像很近，却又很远。
康有为去了北京。乡试落选。但这一次，也是第一次，他游览了北京、扬州、镇江、南京、上海。
这些城市的文化、历史、气息也就活生生地生长在了他的心中。北京自不必说，那是天朝和天子之所，他不久便会归来的。扬州的兵燹蒙难，南京的六朝古都、太平天国，上海的十里洋场。透过这些重要的城市，康有为会觉得“中国”这两个字有了声色。
在上海，他获取了超乎意料的丰收。
康有为看到，上海真的是内地一个“太特殊的繁华都市”，现代的气息远远超过北京。这自然是外国租界之地的原因。这个东海之滨的城市以其长江三角洲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之众多，经济之发达，是在中国找不到的。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十一月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开埠，是英国强迫清廷签订下《南京条约》后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但也催生了一个让天朝瞠目结舌的繁华之都。开埠不久，英法等国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工部局、公董局、巡捕房、万国商团、会审公堂等机构，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成为“国中之国”。大批外商涌入，不到十年，上海的商行就达一百二十多家。这使上海马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东方的一个重镇、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到1876年，外国洋行达二百多家，上海人口也比开埠前翻了一倍，达六十多万人。城市面积扩展了数倍。大量外国人来此经商、传教等等，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一个窗口。
他曾说，“见彼族宫室桥梁道路之整，巡役狱囚之肃，舟车器艺之精，而我首善之区一切乃相反”，“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
这次最大的收获，是他大购西书。“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
这一次购了多少书?没有记载，加上之后几年，他所新购的西书、新书达三千余册。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局三十年间出版的新书，也才一万两千册。他所购的书达到四分之一了。回家后，遂开始大读大讲西学。
这个时候的西书，是较简单的。江南制造局和外国教会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一些初级的工艺、圣经、医学、兵法和教会所用的宗教宣传品。对这些所能寻到的西书，康有为也格外珍惜。正是这些较浅显的读物，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转年，他订购了一份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这是本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编辑和撰稿者多为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如：林乐知、李提摩太、丁韪良、艾约瑟等人。此报办得很聪明，说是教会所办，但有关教会的内容却很少登载，宗旨在于“传播知识”。封面印有“万事知为先”，每期的扉页上都申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所介绍的西学，以政治、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为主，非常迎合当时在摸索救国之路的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兴趣。这本刊物先后出版了四十年，累计达千期，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时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康有为对这本刊物不仅仅是阅读，连如何办报办刊都精心学习。之后，他和梁启超宣传维新的一个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办报和办刊。
很有意思的是，阅读这些西书，康有为不仅仅只对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方面感兴趣，连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感兴趣。他又购买了一些天津、福建、广东等地编译的有关声、光、电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天文、物理、化学、古地质学、音乐、诗歌……他的兴趣和胃口很大，真是博览群书。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准备编缉一部巨大的书：《万国文献通考》，后来由于规模太大，耗时耗力太多，终未有编成。
没有记载他从哪里购得了一架倍数很高的显微镜。这架“洋玩意儿”使他万分惊奇西人的先进和聪明。闭上左眼，凑上右眼去看显微镜下，虱如轮，蚁如象，是何等神奇。从微观再到宏观，他对宇宙的起源和奥秘，以及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天体力学、康德的星云说，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是要从西学中，寻找救国的真理。在探究中，又把西方的自然科学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学说相结合，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进化观和变法理论。
就读书范围之广阔来说，康有为也是个奇人。
这样的人，对中国，是太少太少了。
仅仅是一个广东苏村的读书人，一介布衣。
他在积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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