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康有为，字广厦，广东南海人，是清代著名人物，毛泽东主席曾对其作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高度评价，值得康姓人引以为荣。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博通经史，尊崇儒学，满怀爱国图强之志，以“经世致用”“自强雪耻”为己任，包括著名的“公车上书”在内，先后七次上书皇帝，反对割让台湾，力主维新变法，直陈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四大方案；他秉持中华传统文化之和合理念和儒家仁道观念，主张世界大同，著《大同书》，构画了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尽管辛亥革命之后，他也留下不合时宜的“虚君共和”政体空想和懵懂参与“张勋复辟”的人生败笔，但作为一个无法超越时代局限的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忧国忧民的胸怀和矢志不渝的强国追求，则无可怀疑。可以说，他的人生就是一曲旧时代人文知识分子强国梦碎的慷慨悲歌，其为国为民之心，天地可鉴，堪当永垂史册，光耀千秋！为了让各位宗亲能从家族文化的视角来观其一生，进一步认识这位博学善文的康氏先贤，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康氏优良家风，《康氏文化》自本期开始连载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张健的长篇巨制《戊戌悲歌：康有为传》，以飨族人。也借此机会，向张健先生表示感谢，并致以康姓人的敬意！   第一章  此书生为何如此颠狂？  人和人的相识，有时是很奇异的邂逅。 光绪五年，即1879年的春天，来自京城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返梓广东番禺省亲。这天，他约了几个文人学士的好友，来西樵山游玩。 “南粤名山数二樵”，东樵为罗浮山，西樵就是西樵山。此山位于广州西南六十八公里，方圆四十多华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洞，多处泉水和瀑布。春来，古树参天，桃李争妍，繁花似锦。西樵的胜景为西北麓的白云洞。洞边不远就是应潮湖、鉴湖和会龙湖，附近的建于乾隆年间的三湖书院，即因此而得名。 这张鼎华是个奇人，小时候就以神童闻名；十三岁登科，后入值军机处参与国家大事；三十二岁入翰林院，现任翰林院编修之职。这翰林院是皇帝的一个秘书机构，又是清廷“入政人才的后备库”。他“神识绝人，学问极博”，奇在哪里?终身未娶，生前不留任何文字。 一行人边说边走边看风景，不觉来到白云古寺旁。只见白云洞边的一块巨石上，躺卧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后生。这后生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自歌、自笑、自哭，把张鼎华吓了一跳。 作为一个京官，看到这一幕，张鼎华顶多会好奇地问问“这位后生，你是哪里来的?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事这样想不开啊”之类。而这后生，竟一语不合，与其顶撞争论起来，实是狂诞无理! 张鼎华气坏了，大声斥责，拂衣而去。 本来上山是为散散心情，没想到让这位狂生给搅了，怎么说，这也是件扫兴的事吧。 但回到广州后，这狂生的身影又总是在张鼎华面前浮现。阅历太丰富的张鼎华慢慢意识到了什么，转而“盛称之”，对人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遇一异人。”他很想知道这个“异人”是谁，为何如此癫狂? 不久，有人打听到了：此人叫康有为，南海人，二十二岁。 “康有为……”张鼎华念着这个陌生的名字。 他当然不会知道，此时的康有为，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精神危机。” 康有为也不会知道：就是如此的一场邂逅与龃龉，竟使自己得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恩师中的一位。 这个家族的鼎盛，靠的是武人 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康有为诞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苏村。 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南部，距省城一百一十里。苏村不大不小，百十户人家。村东为丘陵土岗，村西有几个很大的池塘，所以村庄也叫“银塘乡”。他的家在村北敦仁里深处的一座两层楼的老屋，为康氏四代祖传的“延香老屋”。一厅两房，坐东朝西，青砖墙，木楼板，为硬山式镬耳建筑。厅堂前是天井，西墙正中镀嵌着的花岗岩石条上刻着“天官赐福”，为当地农村典型的格局。 “延香老屋”是康有为的曾祖父康云衢的宅第，经过高祖康炳堂、祖父康赞修、父亲康达初，到康有为已是第五代世居于此。 康氏家族，自宋代末年，由始祖康建元自广东韶州府南雄州的珠玑里村，迁来南海县苏村。七百年来，前八世没有留下记载，应该都是普通农民。到了建元后第九代的康惟卿，才开始成为“读书人”，他算是康家的第一个学者。到了第十七代的康辉(又名康文耀)，于嘉庆九年(1804)通过乡试，有了文名，后来成为很有影响的教师，前后有生徒千人。他为康家建立了第一个祖庙，纪念惟卿公通过读书，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康有为曾说“吾宗以孝悌为礼学，昌自公始”。正是康辉，不仅使家族的后人中读书的越来越多，而且不少人进入仕途，或走上教授之路。 到了第十九至二十一世，这个康氏家族鼎盛起来，达四十余户，成为“书香门第”了。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这是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而康有为也十分得意地说了八个字“从戎仕宦，朱紫盈门”。 这话说得有些大了，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这三世，大官小官，达三十一人之多。 真正使这个家族突然昌盛的，却不是文人，而是武人。 这两位武人，是康有为的叔祖康国熹、康国器。 康国熹，又名康懿修。咸丰年间，广东发生了红巾起义。康国熹当时仅仅为一布衣，他连夜杀牛祭旗，招募壮士，创办了七县“同人团练局”，人丁五万，统领三十二乡。有了武装，在地方势力渐大，平定了南海、高明、三水、高要四县的起义者，以军功受知于左宗棠。康懿修不是读书人，却自小饱览群集，藏书万卷。他以布衣之身，在政局危机的时刻，能毅然出手左右地方时局，这一点，深深影响了康有为。 康懿修最直接影响的人是幼弟康国器。康国器于道光年间从军，太平军于咸丰初入侵江西时，康国器已任江西赣县巡检。他配合左宗棠所部转战于江西、浙西、福建，最后进入广东作战。“百战克名城十余”，战功赫赫。1866年1月，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嘉应州作战受伤，于2月1日伤重去世。康有为说汪海洋是被叔祖康国器射杀的，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查《清史稿·列传》中，确有《康国器传》：“国器治军能以少击众，常伤足而跛，军中号康拐子。”他身先士卒，亲临战场杀敌英勇，当是无疑的。清廷对他连连加升，由广西布政使升至护理巡抚，成为二品封疆大吏。后来，1884年康国器在故乡去世的时候，左宗棠高度评价他：“综其平生，大小百战，克复坚城十余处。历任江、浙、闽、粤，廉正朴诚，无所缘附。”曾请求清廷破格“照军营积劳病故例议恤，并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 二品封疆大吏，这是赫赫高官了。于是康氏家族遂成“旺族”。 这是族人中唯一的显荣者。康有为说“吾宗光大自公为之”。 1866年，也就是康有为九岁的时候，康国器新授福建按察使后，衣锦还乡。 康有为亲眼目睹了这一“繁华”。这位堂堂的叔祖拿出大量的银 子修筑祠堂，建造园林，带回和新购了共约两万卷书，藏于澹如楼和 “二万卷书楼”。两楼相峙，亭台楼阁，碧水环绕。内有古桧七株，这里也叫“七松轩”。 康有为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样美丽的园林庭院度过的，澹如楼也是他读书的地方。 “吾少读书于此十余年，七桧为数百年物矣。”康有为说。 很有意味的是，康氏家族这兄弟两位“武人”，都对族内后生的读书格外关心。他们是武人，但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知识对整个家族命运与繁衍的重要。“藏书万卷，为童冠涉猎，得博群集。”——也可以说，他们放下读书而去征战，就是为了家族后人“书香”的烟火不熄。 以上是祖辈。在父辈中，也有一些族人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出于义愤奔赴边疆沙场。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康有为的叔父康达行当时任福建候补知府，马上随沈葆桢去了台湾前线。一年后，左宗棠率三路清军进新疆平阿古柏叛乱，他又随左宗棠参加了收复新疆的战斗。当法国开始对越南侵略的时候，康达腾（康懿修之子）、康达迁（康赞修之子，康有为亲叔叔）领兵数千，勇敢跟随冯子材参加了抗法战争。 这些胆识过人、从武的前辈，自战争和沙场里滚了过来，对康有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想象，前辈们在战场自身亲历的故事，一定会流传在他们这些后代之中。而父辈在反抗日本、法国等侵略者时的爱国热情、救国决心，对康有为的影响，也会更为深远。 康有为的高祖康云衢这一支，以“文”显世，是教育世家。他讲学于乡里，被封资政大夫，官至福建按察使。四子中，康赞修是最小的儿子。康赞修为道光年间举人，为岭南醇儒和导师，做儒官四十年。康赞修的儿子，也就是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是岭南大儒朱次琦的门徒，博通古今，聪明好学，“多深思新意之论”，“考天下古今治乱义理之学”，自然成为康有为治学的楷模。只因身体多病，后在家乡教书。 所以，康有为，是注定一生要走“文”这条路的了。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在自传《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 这十三世都是读书的士人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已故华裔学者萧公权先生，在研究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交来的一批康家的资料后，不太同意康有为的这个说法了。他指出：自康文耀之后的七十个康家后裔中，仅有十一人为士人，占的是少数。康有为之所以这样说，是“对其家族做学者式之尊重，反映了他自身的志愿，以及自我激励”。 童年，一直到开蒙读书，康有为的生活是幸运、幸福和快乐的。随着康氏家族因康国熹、康国器等人带来的鼎盛，不能说钟鸣鼎食，也算过上了富足的日子。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族祖辈、父辈们都非常喜爱这个聪慧的孩子，自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后人不可限量的希望。在他降生后，大伯祖学修甚至不等赞修为孩子起名的信件到来，就决定叫他“有为”。六岁，堂伯父达棻竟然连夸他：“此子非池中物也!” 但这样的时间并不长。 十一岁，突然之间，家道就开始中落了。数年后，穷得“不能出游，不能购书，乃至无笔墨……”原因是父亲的病逝。 家变，由富裕变为贫寒与穷苦，对这个孩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生蹭蹬，起自始也？ 父亲的遗训 康有为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一个还天折 了，所以全家都希望这是个男孩。生下来一看，果然!父亲康达初马上给远在钦州学政任上的父亲康赞修写信，告知这一喜讯。康达初也是在外地为官，这年因母亲去世在家丁忧。 五十二岁的康赞修正因夫人去世而伤感，盼孙盼得急切，得到喜讯后，马上给长孙起名“有钦”，为在钦州任上喜得长孙的纪念。欣喜中的他，写下了《闻长孙有钦生》： 久切孙谋望眼穿，震雷未发巽风先。 漫将璋瓦猜三索，忽报桑弧画一乾。 画省孤灯官独冷，书香再世汝应延。 可怜大母含朝露，空话含饴慰九泉。 按理说，给长孙起名，祖父是最有资格的人。但这封信到家的时 候，大伯祖学修已经给孩子起了“有为”，也就没有再改用祖父起的“有钦”。这件事，说明了康氏家族内部的和睦，也证明了整个家族对康有为的期望。 对此，康有为无比感念，那是非常温馨的童年。四岁，伯祖开始 教他认字，抱着他看洋人的镜画。孩童的他亲眼见到：种芝公(伯祖康懿修)任团练御贼有功，去世时仪仗极盛，送者万人。五岁，叔伯教他背诵唐诗，看他聪敏，都很喜爱他。六岁开蒙，跟番禺的简凤仪先生读《大学》《论语》《中庸》。叔伯们出对考他，出的是“柳成絮”，他答出了“鱼化龙”来，让叔伯们很惊喜，马上赏给纸笔。 九岁，伯祖康国器和从军的叔伯们凯旋归乡，酒宴觥筹，棋咏之 乐，他和同辈的小伙伴嬉戏其间。诸叔伯出行游宴，也都爱把他带在身边。祖父康赞修修《南海县志》，居南海学宫志局中，把康有为接去，专门为其请了两个老师，一个教他读经，一个教他其他的知识。 十岁这年，祖父补任连州训导，连州距南海太远，无法带着这个长孙，就让其回乡再次求教于简凤仪先生。此时，母亲在康有为之前生下两个女儿后，再生下了二儿子，祖父康赞修为其起名“有溥”，又名康广仁，字幼博。这个四个孩子的家，使父亲康达初负担加重。正是雪上加霜，不料他又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康有为后来在回忆父亲的病时说：“连年频拟听鼓，而病咳殊甚。” 一年后，三十八岁的康达初去世。弥留之际，十一岁的康有为跪在父亲床边，聆听父亲最后的嘱托：“立志勉学，教以孝亲，友爱姊弟。”葬礼上，他流泪执丧走在最前面，如一个成人，被乡里人感慨称异。 这个十一岁的少年，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家道中落，“家计骤绌，仅用一婢，老母寡居，手挽幼弟，与诸姊妹治井灶之事，为平生未有之劳焉。”(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守丧三个月后，他跟随祖父到了连州。 这十一年里，康有为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因康达初一直在福建、江西供职，归家也是时间很少，来去匆匆。所以自小，康有为和祖父的感情很深。而祖父之格外疼爱，除了长孙与隔辈之亲外，更是对他期望过深。康赞修早已看出，这是棵读书的“好苗子”。其实不止康赞修，康氏家族中的祖伯和叔伯们也早就看到这一点，也就对他倾力助学。 如今儿子早逝，康赞修对这个长孙更为疼爱，将他带到了连州身边。 到连州后不久，康赞修欣喜地发现这个孩子读书很用功。祖父为他选定《通鉴》《大清会典》《东华录》等历代史事和掌故，还有《明史》《三国志》等。这些选本具备较强的可读性，很对他的胃口，他读书已痴迷到不知晨昏，废寝忘食了。祖父一次次提醒他不能这样熬夜，他口中答应，离开书房，躲开祖父后，点上油灯，躲进蚊帐还是在读书。 一方面，是他记住了父亲的遗训；另一方面，是这些书他太喜欢。 祖父为官，官舍内自然有一份邸报，上面多为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一些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祖父吃惊地发现，连这样的东西，有为也爱读，并不时发问朝中的人事，如曾国藩、左宗棠等。这实是有些奇特了。这类文抄，多枯燥无趣，这样年龄的孩子，本不会对此有兴趣的，而这个孩子却相反。 康赞修开始教他写作诗文。 他学着写好一首，就给祖父看，祖父点点头，细细指点。 很快，有些模样了。 他十二岁这年的端午，祖父带他去观看龙舟，一些当地的官宦也来了。祖父让他细心看，用诗的文体来试写试写。他点点头开始写，竟一连写了二十韵。对他，这本是一种训练而已，但围来的连州官绅和诸生非常惊异，争看这十二岁孩子作诗。一个姓金的吏目连称“神童”，赠送来漆砚和笔盒数件，让一旁的祖父难掩心中的得意和高兴。 十几岁了，这样好的家学，自己又喜欢，写出一些诗的习作来，也是不足为奇的。来看这一时期他的一首诗： 万松乱石著仙居，绝好青山画不如。 我爱登楼最高处，日看云气夜看书。 这是一首较为纪实的诗，祖父暇日爱带他去当地的名胜游玩，如北山寺、大云岩、“画不如楼”等。此诗叙写的是“画不如楼”。“画不如楼”位于连州城北，登楼远眺，松柏连天，万山磅礴。此楼也叫“刘梦得画不如楼”，以纪念唐代这位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曾在连州任刺史。这里有一段掌故和佳话。刘禹锡，字梦得，唐顺宗时因与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倡导改革一起被贬。刘禹锡被贬播州(今贵州遵义)，柳宗元被贬柳州(也被贬过永州)。柳宗元与刘禹锡交谊甚笃，知道刘禹锡高堂老母多病，播州地处荒僻，便向朝廷哭求请改换刘禹锡去条件较好的柳州，让自己去播州。后朝廷感动，也就将刘禹锡改贬连州。 祖父在此楼前，是定然要对康有为提到这段佳话的。或康有为在读书时也早已知道这件事。作诗，这是一个最能引发感触的“诗眼”，是无疑的。但你看此诗，不仅没有提及此事，表述也很直白，“我爱登楼最高处”简直是大白话了。但是，注意——这恰恰真实符合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观察与表述。这样的表述，不必过誉称奇，也是相当的不错了。不错在最后一句，洒脱蕴藉，诗意葱笼，真实展示了这个少年开始具备的学养。 祖父是位名儒，最大的嗜好与雅兴，是遍览名胜。无论在何处，性喜游览。他任官多地，去的地方也多。同治九年(1870)，康赞修调省城任羊城书院监院。繁华的广州，让康有为第一次走进并看到大都市的样子，使他目不暇接。离开连州，乘船去广州的途中，站在船上，他感到南国的山河原来这样大，这样美丽。祖父带他去了镇海楼、五羊观、蒲涧寺……指点形胜，教以道义，康有为的视野慢慢阔大起来。 无形之中，祖父喜游览的爱好，传给了康有为。之后，这成为了他的财富之一。大自然和名胜古迹，浓缩的是人类最壮阔灿烂的文化，一个喜爱大自然和名胜古迹的人，才会具备超然的胸怀吧。 广州距东莞不远，在读到《明史·袁崇焕传》的时候，康有为知道明代这位威武的军人，就是从自己身边不远走向国家的。读到袁崇焕修筑关外重镇宁远，向皇帝提出五年破金的建议，他很感动，觉得自己成了袁崇焕。读苏东坡，自己是苏东坡，读丘处机，自己成了丘长春…… 少年毕竟是少年，到广州后，祖父一忙，当然有些顾及不了他。康有为也贪玩，爱去四处闲逛，对这新鲜的、光怪陆离的街市，“目不暇接”也是必然的。 十四岁，他回到故乡苏村，从叔叔康达节学文，读书于澹如楼，览先秦诸子以及宋儒学说，喜爱孟子和荀子。 这年，第一次童子试，不售。 十五岁，再试童子试，仍不售。 两次落榜，祖父和叔伯们开始“督责”，必须学“制艺”，也就是八股文。 学了两年，“两年费日力于试事及八股，进学最寡矣。”几乎油盐 不进。 十六岁这一年，家中给他换了两个老师。他还是极度厌弃八股，所喜爱读的，仍为经说、史学、考据书一类，常常打着学八股的幌子，读自己喜爱的书。“于时益吐弃八股，名为学文，绝不一作，诸父极责，大诘之先祖前。” 看看，“绝不一作”，决心真的很大，就是不写。 祖父急了，专门从广州一次次赶回来，就是来督促他学八股这件事。叔伯们恨不得把他揪到祠堂，让他在先祖面前罚跪。 第一次，康有为的性格在我们面前如此突出地显现了。 这样的家学，父亲、祖父又都是士人，他不知道所有人读书的目的就是奔科举吗?科举是天梯，是命! 起码，他这是要了祖父的命。 但就是不喜欢，不喜欢的事就不做。“绝不一作”。 八股文有极为刻板的要求：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在这八个部分中，句子的长短、声调高低等都要相对成文。立言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议论必须根据宋代理学家朱熹写的《四书章句》集注，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字数也有限定，清康熙时要求五百五十字，乾隆以后一律以七百字为准。书写亦有格式。 明清两代，八股文几乎是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官。这种文体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八股文在中国终结于何时?就是戊戌变法，就是康有为一再向光绪提出的变法内容之一。这是后话。 正因为他从少年学子时，就感同身受了八股文的戕害。 一次，祖父狠狠斥责之后，当场出题“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难，让他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马上写。这个题目有些意思，他提笔写成十六小讲，各有警语，祖父看了很吃惊，这小子可以嘛!这年年底，他参加了社学考试，百份考卷，取前十五名，他所做的六篇全部中选，前三名都是他的答卷。这还不算，又替别人做了五篇。次年新正开课，又夺了第一，祖父大喜。只是，这仅是考试，不是童子试。祖父又很是遗憾。 他喜欢的是“于时读书园中，纵观说部集部，昆弟聚学，有诗酒之欢……涉猎群书为多，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据康有为弟弟康广仁说康：“从小就很用功读书，每天早上拿五六本书放在桌上，右手拿一把很尖利的铁锥，用力向下一锥，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日，必定要读‘一锥书'，他有时要完成一锥书的任务，看书看得上眼皮闭不下来。”书用锥读，有些怪异，康某不爱惜书乎? 一次，他偶然发现了一本《红楼梦》的残本，如饥似渴地读完，犹如黄粱一梦，好似要看破红尘，抛却人间富贵声色，“惘然作出世意”。 这可都是与八股无关的闲书啊。 1876年，康有为十九岁。这一年，祖父为他办了一件事，按清 廷的相关制度和规定，品官的嫡子孙可以不再通过童子试，直接获荫监生。康赞修的官位达到了，康有为也就自然获荫监生的资格。有了这一资格，可以直接参加乡试，去考举人。 祖父马上送他去应乡试。 这次乡试落榜。 康有为在参加这次乡试的时候，第一次用了“康祖诒”这个名字。 之后，历次参加乡试，用的都是此名，寄托着对祖德的恩念。 这次乡试落榜。 他有些无所谓，但祖父很着急。祖父觉得自己官职在身，无暇对 他进行系统的教育，之前给他请的几位老师也多为平庸之辈。这个孙子呢，“窥书甚多，见闻杂博，而无师承门径，惟凭好学而妄行，东搏西扯，苦无向导”。 祖父决定了，给他请一位“高人”。 痛哭礼山草堂 这个高人,是朱次琦,即康有为的另一位最重要的恩师。 朱何许人也? 他是声名赫赫的粤中大儒,理学大师。 朱次琦(1807-1881)字子襄,号稚圭,广东南海县九江堡人,人称“朱九江”“九江先生”。道光进士。这是位“奇人高士”。成丰初年，     清廷让他去山西任山西省襄陵知县。据说他去赴任的时候,就备好了“打道回府”的旅费,在任仅一百九十天就辞官而归,走的时候,不带走一文山西的钱。一路上兵荒马乱,走到江西赣州生病,不名一文,只好把随身的一件毛裘典当了,才返回故乡。 辞官的原因,很简单,巡抚授意,要他重用一位亲王的亲信。他坚决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清朝的官场腐败,那是最严重的时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多少士人举子自一登龙门后,很快熟悉了官场门径,良心一昧,只贪一己之利。所以忍辱含诟，战战兢兢也要如命一般保住自己的官位。而像九江先生这样“昭昭日月之明”的人,宁愤然弃官而去者,凤毛麟角也!此时,他才刚刚出仕,多么年轻!抛却一世功名,甘于厮守清贫的教书生涯。 看穿了这世道,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 先生之心,“通明如烛”,也是苦涩的。 朱次琦回乡创办了礼山草堂,开始收徒讲学,一晃三十年了。三十年间,粤之大吏多次聘他为广州学海堂山长,他坚辞不就:同治元年(1862),清廷再次下诏要重用他,他更是严辞相拒。所以,四面八方的远近学子,来到礼山草堂拜他为师。 康赞修自青年时,就与朱次琦是莫逆之交。九江先生在给康赞修的一封信中,称他们是“性命之交,肺腑之语”,可见两人交谊之深。当年康有为的父亲康达初,就是九江先生的弟子。康赞修还曾把侄儿达葉、达节,侄孙有霖等送到礼山草堂,如今,又把长孙康有为送来了。 此实为康有为一生之幸。康有为多次说过,正统的学习,自随先生始。 刚进礼山草堂,九江先生就给他出了一道试题考他,是想摸摸这个后生学业的底。题目为《五代史史裁论》,康有为接过,认认真真作答,仿照《史通》的体裁,一连写了二十多页。九江先生看后颌首微笑,提笔批给他四个字“赅博雅治”。对一位年轻后生,先生是如此鼓励,让康有为很惊异。这给了他求学的自信和决心。他喜爱这位先生。 九江先生硕德高行,著书甚富。他的学说,根柢于宋明理学,以程朱为主,合汉宋之长,探源于孔学,形成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他对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的得失,深有研究。尤其是,他提出做学问以经世致用为主,不为无用之空谈。先生的教学宗旨和内容,概括为“四行五学”,四行为: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为: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 这些,日后都极大地影响了康有为,为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他开始攻读《周礼》《汉书》《仪礼》《尔雅》《楚辞》、杜诗等,几乎可以背通,又深入研读春秋诸子、历朝经说,还有天文、地理、算学、乐律等。“穷奥洞微”,老师时时启发传授,他随时请教。 一次,或许是读书有些累了,他正伏案闭目,九江先生来了,看他的案头倒放着一卷《三国志》,就用手指轻敲书案,风趣地说:“你这是在闭目倒看三国啊!”康有为连忙站起,答:“是。”将翻开的那页背诵出来。先生很满意,拍拍他的肩而去。 一次,先生带领弟子们过江,去瞻仰苏东坡当年被贬时的“遇风泊舟之处”,此处已为一古迹。别人都去了,可是他不去。同学问为何?他说:“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想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王荆公,王安石啊,他佩服王安石变法的勇气。 一次,他竟然与恩师相左,真有些大逆不道之嫌:九江先生很推崇韩愈,尤其对他的《原道》篇,所以向弟子们推荐必看必学。康有为看了之后,就向九江先生说,韩愈的道术浅薄流于空疏,他的《原道)也很肤浅,是浪得大名。这其实是在向老师挑战,一帮同窗学子都觉得他狂妄至极,纷纷斥责他。九江先生听了,仅仅是“乃笑责其狂”。 先生笑什么?足见先生宽容的气度,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啊。而“责”里,也含有称赞的成分。或许,他已经窥视到这个骨子里狂气十足的弟子身上,有一种他所盼望的东西了。 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尊长,敢想敢说,康有为已经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只是,他当时是不会明白九江先生笑和责的含义的。 一年多后,他已经跟随先生受恩泽三年。这时突然明白,但悔之晚矣…… 这年初冬,他开始醒悟并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危机:尊崇先生的经世致用的原则,所读的这些书,最终的用处在哪里?连学问渊博的九江先生,都视仕途如草芥,那自己的路又在哪里呢?先生给了他风骨,给了他学问,盼他走出去,但走出去,去向何方? 人一钻牛角尖,就很难拔出来了。康有为深深地钻了进去。 极度的苦闷和矛盾中,他觉得自己几近崩溃。 是他自己,把自己逼上了近似疯狂的程度。 把自己关在屋里,谁都不见。 日夜不睡。闭目坐着。 喝酒,拼命喝酒。 不想再读书了。 谢绝一切亲朋。 忽而放歌,“放歌始愁绝”。 忽而悲声痛哭。 哭声震动了礼山草堂。 人人都说,这个狂妄的青年,疯了。正常人不会这样的。 他辞别了九江先生,回到苏村,马上去了西山,沉入禅藏之学。 他几近癫狂。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走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九江先生也癫狂，也疯了——先生病重后，觉大期不远矣，将自己一生心血著述的《国朝名臣言行录》《五史实征录》《晋乘》等全部书稿，统统焚毁付之一炬。先生真是质本还洁，连一生所凝之心血，也带走了。 先生为何焚全部书稿，让其不存于世？这是一个谜了。 在先生的坟前，康有为放悲声大哭。或许，是后悔与先生的那次“相左”？还是突然明白了先生留下的、看不见的许许多多？ 去问禅道吗？ 张鼎华惺惺相惜 1879年初春，二十二岁的康有为，在西樵山白云洞参禅学道。 这白云洞，三面绝壁，景色悠然，处西樵山西北麓。初春满山杜鹃盛开、红云一般把白云洞缠裹其间，由于山高，白云常缭绕洞边，更使它异常幽美。此洞是有些来历的。明朝嘉靖年间，广东顺德人何中行，入山修行，开凿了此洞。其子何亮，又名何白云，继承父志继续开修此洞，在内读书，著有《白云洞志》，人称“白云先生”。 康有为少年时曾随祖父来此游玩，极为喜爱此洞。如今，他随白云先生来了。 高士祠中曾小住，扪萝日上妙高台。 白云无尽先生去，洞口云飞我又来。 与其说来读禅道之书，不如说是来找个幽静之处，梳理和排解心中的苦闷。他要好好静一静，清一清心中的“渣滓”，悟一悟前边的路。 二十二岁，开始理解这世界之初始，作为一个青年学子，也正是人生最敏感之时。就家世来说，也是他痛苦的原因之一。 自十一岁父亲去世后，家境逐渐开始拮据。虽有祖父和叔父们接济帮助，但家中姊弟多，生活大不如前。康有为一生都很感谢母亲。母亲叫劳莲枝，家道殷实。她的父亲劳以迪曾任候补知府，曾修广东贡院，办科场，在乡里设立书院。康有为孩童时期见过这位外祖父，对自己特别疼爱，但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母亲劳莲枝在丈夫去世后，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支撑门户，很是艰难。她用自己的私房钱作为家庭开支，再艰难，也不让大儿子康有为操心，支持他全力读书。康有为回忆母亲时说：“为少读书无宦情，不欲就科举。母强之曰：‘汝祖以科第望汝，汝不可违。’及光绪乙未成进士，则曰：‘官途多危，吾欲常见汝，不可仕也。’”可见慈母之心。 但作为长子，他心中的压力是巨大的。自己已经成年，让年迈的寡母一人来支撑这个家，而自己的学业又如此，愧对全家，更愧对母亲。 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877年六月，康有为在礼山草堂正读书的时候，连州洪水暴涨，祖父在前去视察的途中，被狂涛吞没，溺水而死。噩耗传来，康有为悲痛欲绝，即刻归家奔丧，结苫庐于棺前守孝，三日内水浆不入囗，百日内吃咸菜，终年内不食肉，孝不离身。祖父的突然去世，使本来就紧张的家庭生活水准，再次下降。 在他十九岁的时候，家中让他和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姑娘张妙华结婚。大喜之日，本当高兴，但他和同族的叔伯弟兄闹翻了脸，大不愉快。因为按当地风俗，新婚之夜，同辈的叔伯兄弟们可以来“闹房”尤其是对新娘子，行为、语言、举止都很放肆。看到新娘子痛苦的样子，康有为急了，把他们斥责一顿赶出门去。这使家族的弟兄们很为扫兴，骂他“木头”“憨为”。他为故乡的此类恶习非常痛苦。 还有，就是恩师九江先生的故去。 种种痛苦加在一起，他来到西樵山。 潜心佛道，昼夜苦读。 “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 于是，种种超乎常人的癲狂行为，再次出现： 登上妙高台，如接上天。 独步湖边，啸歌诗文。 夜仰星月，俯听泉溪。 坐对林莽。 卧枕石窟。 夜坐弥月不睡。 恣意游思，天上人间。 极苦极乐，现身试之…… 这段经历和学习，对康有为后来的思想与著述影响很大。据梁启超说，康氏的进入佛门之学，是受了阳明哲学的影响。康有为也说过：“佛学如药能医人。" 萧公权先生说： 康氏半入佛教必在1879年，当时他正全力研读佛道之书，他对佛教的兴趣仅是选择性的，不过是学者用功的途径之一……他能洞悉大千苦难也很可能来自佛中“五苦”之说。但有一不同之处，康氏并不如佛家将苦难之源归之于人欲，以及寻求去人欲、得解救之途，而将苦源全归之于错误的制度，故求改制以求人类解放，满足人欲。因此，康氏并不拒斥世俗，而求革新，使成为人们安居之地。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康有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大同书》，可以说与他的这一段经历关系很大。这当然是后话。 也就在这时、这里，康有为与京官张鼎华上演了那出很不愉快的“邂逅之遇”。张鼎华的呵诋与“拂衣而去"，康有为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张鼎华放在了心上。 居京多年为官，对京城的官场黑暗，深谙其详。尤其在天子脚下为官，尔虞我诈、盗名欺世的太多，心极反感。回乡来，一是省亲，二是散心，把在京城的憋闷之气好好放放，所以约了几个好友来游西樵山。对这位狂生的冒犯和顶撞，他尽管生气，却也没在意。但往山下走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位狂生和自己求学时的性格有些相似。再说，这也是自己故乡的一个读书人啊，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处？ 他请人打听，这个狂生是谁。 恰恰有人认识这个康赞修之孙康有为，几日前在西樵山见过康有为。 此人也是苏村人，回乡后就对康有为说了这件事，提到张鼎华不仅没有指责，还有几分赏识的意思。 康有为听了很吃惊，对张先生肃然起敬。他马上给张鼎华写了一封很真诚的信，对自己的莽撞无礼很后悔，深深感激他的雅量，也简单诉说了自己求学中的苦闷。 张鼎华接信后，很高兴，对着这封信赞赏道“粤中无此文”，马上回信，请他来广州一晤。 康有为很快“造庐相访，一见倾心”。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竟是从结交张鼎华起，悄然发生了重大转变。两人的密切交往，达九年之久，一直到1888年张鼎华去世。 康说与张“过从累年，谈学最多，博闻妙解，相得至深也”。“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延秋，就是张鼎华。 张鼎华给康有为推开了一扇门、一扇窗。 “一扇门”，是最初的维新思想。张鼎华向康有为尽数了京朝风气，清廷当时所用的各路人才，以及道光、咸丰、同治的三朝掌故，格外提到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洋务运动”。尽管康有为后来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并不高，但恰恰是“洋务运动”这批先行者“求强、求富”的新的治国理念，给康有为带来重大影响。这是一股清新的“京朝风气”。 之后，正是张鼎华的提携和引荐，康有为才结识了梁鼎芬、邓承修甚至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 “一扇窗”，就是西学新书。 康有为的人生，在这里，悄然完成“重大转折”。 九年后，张鼎华突然病逝，康有为伤心至极。但那时，康有为已经是“康有为”了。这也是命，康有为的命中，该出现恩师张鼎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