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康百万家族第19世人。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我还年幼，但已懂事明理。对当时发生在康百万庄园和家族中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带给我们的灾难和对亲人的杀戮，更是留在我心头的永久伤痛。 1935年的春天，我刚6岁，母亲有病卧床，常年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回家探望。有一天，我正在南大院门口玩儿，我父亲领了五六个穿着学生装的女学生来到庄园，有的手中拿着小旗，有的抱着一个小木箱，直奔南大院奶奶、婶婶住的院中，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也跟着走到院里。只见父亲跟奶奶小声说了几句话，奶奶便笑着和来的学生们打招呼。然后把家里的人都叫了出来，接着学生开始讲话，诉说日寇在东北的罪行，说完后又一同唱起了《松花江上》。学生唱歌时，声泪俱下，我虽然对她们说的话、唱的歌都听不太懂，但知道是控诉日寇罪行的。因曾听父亲说过“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强占了东北三省，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以听到她们唱歌的悲怆声调，非常感动，当时我也哭了。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了深深的烙印，直到现在还铭记在心。当时我父亲向奶奶说，从东北逃难出来的同胞们没有房子住，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这些学生是为东北逃出来的难民募捐的，我们要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出钱，出粮。奶奶等人立即回屋去拿钱，将钱放进学生的木箱里。还听奶奶说了一句，粮食怎么办呢？我父亲说，回头集中到一起，用车送到某个地方。父亲回头看看我说了一句：“是不是把你存的压岁钱、零花钱也捐出来？”听到此话，我撒腿就跑，回到西院住处，抱着存钱的小木箱又回到中院，连箱子一起交给了女学生。因为箱子是全封闭的，只开一条小口，仅能装进去钱，不能取出，她们不收。我父亲说：“钱不会太多，是她积攒的压岁钱和零花钱，这是捐助灾民的，让她知道钱应该花在最需要的地方。”父亲的这句话我听懂了，牢牢地刻在心上，至今仍未忘记。接下来父亲带她们到家族各户去了。一连跑了几天，村里的富裕户都跑到了。结束后，听父亲对母亲说，虽然跑得很累，但是效果很好，所到之处没有空手而归的，大多数人家是出粮食，最后用大车把粮食送到某地方的。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向我国北平西南卢沟桥驻军进攻，驻军奋起抗击，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同时标志着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侵吞我国领土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疑。自此，康百万庄园也失去了以往的平静。 河南巩县孝义镇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兵工厂，创建于1915年，至1922年全部建成。该厂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生产了很多枪支弹药。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11月份，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就来轰炸该兵工厂。工厂奉命南迁，次年阴历2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黄河北岸向该厂打大炮，飞机也连续轰炸，生产区的车间建筑几乎全部炸塌，附近村庄居民死伤不少。 中原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巩县的位置居于我国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线上，北临黄河天然屏障，东南有中岳山脉，东边有虎牢关，西边有洛河上的黑石关，地势险要，难攻易守，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从“七七”事变后，这里一直有重兵把守，尤其是康店村，从1938年起，我们村里开始有国民党的军队驻扎。第一支是陆军二十七师，师长黄谯松，师部就设在康百万庄园的南大院。据说，这支部队曾在山东台儿庄与日本侵略者交战，驻守这里以阻止日寇向南的进攻。该部队的战斗力非常勇猛，屡战屡胜，打败了日寇叽咕、板垣两个兵团。该部队调防到巩县休整，师政治处有一支抗日宣传队，男女队员有五六个人，每天到村里去宣传。有一天到了我们学校，给我们讲日本侵略者强占我们的土地，在东北、上海、南京等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光在南京城就杀害了三十多万人，惨无人道。宣传队员讲完日寇的滔天罪行，便激昂地呼吁：面对日寇的暴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绝不答应，中国四万万同胞团结在一起，一定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学们也跟着高喊口号。宣传队员接着又讲了他们部队在河北、山东等地和日寇打仗的英雄事迹，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感动。听到有几十万中国同胞被杀害，个个热泪盈眶，咬牙切齿；听到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抗击日寇，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宣传队员见此情景，问道：“同学们！你们愿意参加抗日宣传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回答“愿意”。后来，宣传队员和学校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学校里成立一支“抗日宣传队”。当时该学校不是完小，只有一到三年级，人数不太多，所以就在全校挑了十多个人，成立了“儿童抗日宣传队”，队员年龄在十岁左右。此后，利用星期天和下午课余时间，师部宣传队员到学校教我们唱抗日歌曲和宣传抗日的内容，队员男女各半，个个热情高扬，学校派一位女老师负责，选男女两个队长，我被选作女方队长。经过一段培训，很快我们就开始到校外宣传。第一天，每个队员都有点紧张，唱歌还可以，到了诉说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时候，却像在背演讲稿。慢慢地，去宣传的地方多了，内容也熟悉了，表情也就自然真实了。宣传队所到之处都很受欢迎，群众听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后，人人痛恨万分，异口同声高呼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儿童抗日宣传队”受到师部宣传队的表扬，更激励我们努力宣传，后来还排练话剧，逢节日登台表演。当年，我们学了不少抗日歌曲，直到现在有的仍然会唱。 二十七师在康店驻防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宣传工作做得非常深入。像我们这些刚上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就能分清爱与恨、是与非，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对日寇的仇恨种子，可以说，抗日宣传队的人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 黄谯松师长就住在奶奶中院的西厢房。他是位年轻的师长，很少和地方上的人来往，他每天早上都到南大院附近菜园里的一间房（空着无人居住），静静地在那里读书。他的通讯员按时送去一杯茶，不准其他人进去，大家都觉得这位师长很奇怪，自己住的屋子难道不能看书，偏要跑到菜园人住的破屋子里。 后来,才听说他是共产党员，1948年被蒋介石逮捕，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二十七师1938年底离开康店后，接着四十七师驻进康店，师长是裴昌会，师部在南大院，在康店驻扎约一年。当时父亲在家里，没有到南方去工作。裴师长曾多次和我父亲一起聊天，知道他青年时不受封建家庭的约束，离家出走到上海求学，后来又到陕西讲武堂学习，对他的举措很赞赏，所以约父亲到他部队去，为抗日工作出力。我父亲当即就答应了，并说，等家里的事安排妥当，就随部队去抗击日本侵略者。时隔不久，四十七师调到洛阳一带，改为九军，裴昌会任军长。我父亲于1940年加入裴昌会部队，在第九军军部军需处任少校、中校主任。在新安、陕县、灵宝防守潼关。因他负过伤，1945年抗战胜利后，转到洛阳地方电厂工作。 1948年，裴昌会曾任第14集团军副总司令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50年初在四川省绵阳起义。 抗战期间，我们家族中除我父亲外，还有我的六叔、九叔及四个堂兄先后加入抗日队伍。有的至今下落不明，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 我大哥思超，高中毕业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三年，他在家未停多久就加入了胡宗南的部队在山西晋城、中条山一带和日寇作战。后来调防，负责守潼关，当时任连长。抗战胜利后，部队保送他到云南上警官大学。 1940年下半年，我到孝义兵工厂遗址的遗爱小学读四年级，后来转到我们班一个女生，叫刘淑藩，家住白沙村，离学校很近，和我坐同桌。我问她以前在哪里上学？她说连年随着父亲到处奔波，学校没固定的地方，曾经跟着父亲到郾城住了不到一年，他要去和日本鬼子打仗，又把我们送回老家了。原来，刘淑藩的家庭和我们康家如此相似，父辈都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感情不由地拉近了。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命运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后来我会成了刘家的媳妇，并因此承受着康、刘两家遭遇日本侵略者野蛮杀戮的永久伤痛！ 1942年，我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有一天学校把全校学生集中到操场上，校领导陪着一位穿着极为普通的老人走上讲台，向学生介绍说：“这位德高望重、大名鼎鼎的老人是我们学校的老校董刘焕东先生。老校董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曾两次到东洋留学。回国后，在咱县办教育，后来从政，曾在安徽几个县任县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军抗日，先随军到山西太原五台山地区与日寇作战，后又转入地方从政，在许昌、叶县、郾城县任县长。他在所任职的县里不畏强暴，铁面无私，查处积压多年的冤案，为民除害，使当地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被当地百姓称为‘刘青天’。老校董1940年在郾城任县长时，日本侵略军正疯狂向西南进军，郾城、漯河在京广铁路大动脉上，漯河军备司令部是正规军，司令李某负责守卫郾城县城，保安团负责守卫五沟营。老校董率领的保安团，尽管人力装备远远比不上正规军，但他们和士兵们誓死保卫国土的决心大。平时秣马厉兵，与战士同甘共苦；战场上，他又能身先士卒，率部几次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守住了阵地。而警备司令李某，平日高高在上，目中无人，导致军心涣散，抗击日寇不力丢失了县城。最后，反而靠刘县长率兵又夺回了县城。因此警备司令被免职，刘县长则受到蒋介石致电嘉奖。” 校领导还要继续说下去 ，却被老校董制止了。于是，学校领导便请老校董讲话。他说:“孩子们，看到你们喜气洋洋，精神抖擞的样子，我很高兴，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国家的希望。现在，我们国家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二分之一的土地，并任意掠夺烧杀，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绝不会容忍鬼子的残忍罪行，一定要团结起来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目前我们省连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老百姓更是雪上加霜。现在，你们还有幸坐在这里读书，希望你们求得知识，为国出力，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刚才你们老师说到了我的情况，要记住，做人要为国家富强、百姓安康着想，不要看重荣誉，这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孩子们，希望你们都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老校董其貌平平，穿着粗布服装，看着很像农民，但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话虽不多，但道理深刻，发人深省。散会后，听有人说，他是刘淑藩的父亲。我们两个一直坐同桌，可从未听她说起过她父亲的事情。我和刘淑藩小学毕业后，又一同考入遗爱中学，仍然是同桌。1943年秋，上初中一年级。1944年春，中原抗日的局势非常紧张，我父亲从部队给家里写信说，他们的部队守卫潼关在灵宝一带，随时都可能与日寇交战，不允许带家属，就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姥姥家，跟着她们进山躲避一下。我所在的遗爱中学也需转移，除初中一、二年纪学生年龄较小，不方便，初三和高中学生只要家长同意都可以跟学校迁往陕西宝鸡一带。我不便同去，母亲决定让我跟她去荥阳姥姥家。母亲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她。我妹妹年龄尚小，让她跟随我姨去西安。就这样，我们把家里能藏的东西都分散藏好，只带些衣服便逃离家乡。 康百万家族中，我有个堂姐叫康雪桥，后改名洪波。在上学时，瞒着家里和同学一道去延安参加革命，她是我们康家最早参加革命的一个人。 家族第十八世康庭煜，字子昭，比我父亲大一岁，在家族二十多个同辈兄弟中，他二人志同道合，相处很好。兄弟二人都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到外地新学堂读书，又同到陕西讲武堂学习，后到安徽地区工作。康子昭有理想、有抱负，1929年前后河南连年灾荒，粮食欠收，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所到之处抢粮抢物，弄得民不聊生。河南成立移民机构，往东北移民，巩县以陈灼三为首办理此事，康子昭也参加此工作，费尽千辛万苦，数次长途跋涉，为灾民找活路。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一批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民族英雄，自动组织起的一支抗日队伍叫“义勇军”。他们的枪支弹药都是自筹的，当时康子昭慷慨相助，捐钱给“义勇军”。他知道仅自己出的这点钱是杯水车薪，便打算回家后卖些自己的土地，再带头募捐些钱支援“义勇军”。但是他的打算遭到了他父亲的反对。后来因无奈、郁闷，患了精神分裂症，于1936年初夏开枪自杀。事后，“义勇军”的领导知道了，还特意给他送了一副挽幛，表示哀悼。 康氏十八世康庭兰是一个有理想、有经营管理头脑的人物。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叔父长大，分家后得到一份丰厚的家产。他看不惯族中一些人不思进取自甘堕落败家的行为，就暗下决心，想办法为家族再创辉煌。他秉承祖上成功的经商之道，精心筹划，开始在陇海、京广两大铁路线的交汇处郑州建立了“大兴公花行”，经营棉花生意。此生意品种单一，设备也不复杂，几间厂房，几台打包机即可。将收来的棉花打包后，运往各地，销路非常广，利润也很可观，但是投资也很高。所以几年后，他就在家乡买了不少土地、房产。正当生意蒸蒸日上之时，康庭兰竟一病不起，不治身亡，他妻子王氏办完他的丧事后，即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接替了大掌柜职务，坐镇原籍主持“大兴公花行”的生意。但此时抗日战争已爆发，“大兴公花行”运往青岛的一列车棉花被日本鬼子抢劫一空，时隔不久，又有运往上海的一列车棉花，正赶上“八一三”事变，被日本鬼子全部烧光。连着两次大批量的棉花被抢烧，“大兴公花行”遭到灭顶之灾，投入的资金付之一炬，还欠下中国银行的贷款数十万元，负债累累，再也无力翻身了。1939年，中国银行向“大兴公花行”追讨贷款，因无力还债被告上法庭，吃了官司。王氏不得已卖掉原籍数百亩田地才结了案，从此“大兴公花行”彻底倒闭。康庭兰毕生的理想和全部心血都毁在日本鬼子的侵华战争中。 1944年春，日本鬼子占领了巩县。之前的三年当中，中原大地水灾、旱灾、蝗灾不断，粮食歉收，甚至绝收，饿死了不少人。灾荒年刚刚过去，又来了日本鬼子，可谓是灾难重重。康氏家族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也屡遭骚扰，不论是谁的队伍到巩县，康家就遭到抢劫，但还不至于杀人。日本鬼子就不同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此，从开封沦陷后，家族中的人，尤其是青壮年人，除了参加抗日的外，不论姓氏亲戚关系，大家心连在一起共同对敌，坚壁清野。我们的村子地理位置很好，背靠邙山，面临洛河，河里的船只都控制起来，唯一的不足是离黑石关太近，那里驻扎有日本鬼子。康氏家族的人都住在庄园的寨上，大门紧闭，日夜有人在制高点上放哨，假如日本鬼子从村子南边的黑石关进村，寨上的人就从后边的山洞跑出去。粮食和其它财物都藏在洞里，鬼子不可能找到。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了一年多，后来听说我们村子对面的嵩山，住了不少八路军的队伍，还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机构，让人心里稍感踏实。日本军驻在黑石关后，修建了洛河铁路桥，成为八路军袭击的目标。有一天夜里，有一支八路军的队伍从南山到黑石关，打死并俘虏日本鬼子几十个，缴获了鬼子的枪支弹药，同时还解散了两千多名被鬼子抓去修桥的中国老百姓。康氏家族受到了八路军的保护，鬼子不敢冒然到村子里残害老百姓，因康店沟沟坎坎，地势险要，鬼子害怕遭到八路军袭击，始终没敢进入康店。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终于战败向中国投降了。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八年了，终于盼到了胜利，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但是，一想起被日本鬼子蹂躏的岁月，留在心灵的伤痛却难以平复。 1946年春，我所就读的遗爱中学已经恢复上课，我又回到学校读书了。到校后却发现学生大都是新生，我们同时考入的同学只有三四人，我的同桌刘淑藩听说也转学了。很巧，我的新同桌李汴生，她是刘淑藩的外甥女，是其大姐的女儿。后来，汴生告诉我说，她的大舅（刘校董的大儿子）、舅母及舅母的妹妹在河南大学（抗日战争前该校在开封，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938年迁往嵩县）上学，日本鬼子到那里后，他们三人都被鬼子杀害了。去年大舅的女儿也病死了，全家人痛不欲生，都到开封居住了，淑藩也转到开封读书。我当时听了此话后，感到怒不可遏，日本鬼子禽兽不如，连学生也不放过，太惨无人道了！同时，也深感老校董刘焕东先生的遭遇太不幸了。  1947年下半年，经人介绍，我和刘校董的小儿子刘祖禹订婚了。1948年初结婚，婚后随他们家居住开封。闲暇时，祖禹给我讲述他们家的往事，特别是他哥、嫂被日本鬼子杀害一事，讲得非常详细，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无比痛恨日本侵略者。他讲得泣不成声，我听得泪流满面，紧握拳头。我既为康、刘两家的抗日热血志士而自豪，也为两家遭遇的灾难而悲痛。同时，更增添了我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根据祖禹的讲述，我又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刘家抗战期间的情况做了较系统的整理。我的公公刘焕东，是巩义白沙西沟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祖望，二儿子刘祖禹。刘祖望的妻子李先识是巩义二十里铺人，他们二人都曾在开封上学（读高中）。1938年开封被日寇占领以后，刘祖望随同家人回到巩义老家。李先识则随同一些进步青年参了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叶剑英领导的部队（当时国共合作时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40年初，李先识的母亲去太原将她接回巩县，刘、李两家主持，让刘祖望和李先识结了婚。1941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当时我公公刘焕东在河南省民政厅工作，因战乱省政府由洛阳迁到内乡县，祖望夫妇就跟随家人一起去了内乡。之后二人又一同进河南大学读书（当时河南大学在嵩县）。祖望在潭头镇的理学院，李先识在嵩县城内的医学院，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李先识的妹妹李先觉。  李先识在河南大学读书时非常活跃，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抗日救国。当时局势混乱，这些举动对她的安全已构成威胁。学校领导稽文甫曾多次向她提出警告，但她无动于衷。稽文甫无奈，只好向老相识刘焕东告状说：“你儿媳李先识在学校活动太突出了，希望你能制止一下她的行为。”刘焕东回答说：“孩子们的信仰可以自由，我做长辈的不会横加干涉。”刘祖禹曾问过李先识：“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她反问：“你说呢？”那时学校里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稽文甫早就是共产党员。他之所以找刘焕东告李先识的状，其实是为了保护进步学生，只是不便明说罢了。  1944年3月，日寇大举进攻郑州、洛阳等地，十几个市、县接连失守，嵩县山区也危在旦夕。河南大学便匆匆迁往陕西。这时，在省政府供职的公公刘焕东通知河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院长张静吾（刘焕东的内侄），让刘祖望、李先识等和他一起去陕西，因为兵荒马乱的，路途上可以互相照顾。  1944年5月16日张静吾、吴芝惠（张静吾的妻子）及张宏中（张的侄子）、任西云（张的表妹）、刘祖望、李先识、李先觉一行七人向陕西撤退。他们从潭头镇向北走到杨坡岭，一路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山区人烟稀少，道路难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村庄，便决定在此休息一下。他们走进一户人家，屋内无人，但灶上一锅玉米糊还是热的，看来主人离开不久，因实在太饿，就吃了起来。吃完留下了足够的钱，就继续赶路。可出门没多远，对面山坡上就有人在喊：“你们不要走了，出不去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为什么村里看不到人，原来日寇已经占领了这个村子。很快，就见一群鬼子冲他们而来，强行将他们带到一户人家。然后，鬼子用绳子将四个女的拴住手臂连在一起，把她们赶到一个窑洞里由汉奸看管着，接着鬼子到处去找吃的东西。她们就小声商量着如何想办法逃走，如逃不脱，宁死也不能屈服受辱。汉奸听到她们说话，过去就打，把李先觉的近视眼镜也打碎了。这时日本鬼子看到任西云的蓝色大褂里面穿了件花旗袍，就让她把外面的蓝色大褂脱下，借脱衣服之机她逃跑了。当鬼子又要押着她们走时，吴芝惠说了一句“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地上不起来。张宏中也躺在地上不动，鬼子见状拿起刺刀就朝张宏中的头上打，随后又拔刀朝他的脖子刺了几刀，张宏中当即昏死过去。当张宏中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吴芝惠已被杀死，其他几个人均不见踪影。他忍着伤痛，向前爬着，希望能遇上救自己命的人。不知爬了多久，又昏死过去。后来被一位村民救回了家。张静吾和任西云逃跑后藏在另一个村子里，后来张静吾委托村民找到了张宏中并掩埋了吴芝惠的尸体。刘祖望、李先识、李先觉三人被鬼子押着走，一直没有机会逃离鬼子魔掌。     一个月后，张静吾找到刘焕东，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说：“姑夫，我没保护好表弟和表弟媳，她们被害了。”刘焕东问：“怎么被害的？在什么地方？”张静吾说：“他们三人是在潭头被日本人拴在一起带走的，听说最后是一起跳井了。”刘焕东又问：“那你是如何逃出来的……” 刘焕东立即带人奔赴潭头镇，又在当地雇了好多人开始寻找刘祖望、李先识、李先觉的尸体。刘家以潭头镇为中心点，凡是日本人走过的地方（日本人攻破洛阳以后，又南下直逼卢氏。所以在嵩县、潭头镇、栾川只是路过，并未停留，凡经过的村庄均遭受劫难），在方圆二十里的范围内进行搜寻。山间沟沟坎坎，特别是水井，寻了一个遍。历时半个月，终于在一口井里打捞出三具尸体，两女一男，已腐烂，但三人并未用绳子绑在一起。虽然尸体腐烂，但经过仔细辨认，从体型、相貌、穿着等可以认定绝不是刘祖望、李先识、李先觉三人。但我公公刘焕东认为，这都是遇难的中国人，应该给予关照，于是买了三副棺木就近埋了，并立了一块碑。在潭头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就是有人说看到日本人的队伍里有两女一男，用绳子拴在炮车后面走。我公公悲痛绝望地返回了内乡，又得知一件令他不安的事：他的小儿子刘祖禹在巩县孝义遗爱中学读高中，于1944年跟随学校往陕西迁，到洛阳就生病了，被留在当地，由同学中的三个亲戚留下照顾。病刚好，洛阳吃紧，赶紧往南走。当时逃难的人很多，跟着人群进入卢氏的大山中，和家中所有的人失去了联系。有一天，公公坐在丹水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失声痛哭。大儿子、大儿媳遇难，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小儿子逃难杳无音信，他的家属又在沦陷区，巨大的灾难，使这位一贯体格健壮、豁达坚强的人，短短二十几天，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又开始寻找小儿子，印了许多份寻人启事，从豫西南各县一直散发到陕西。最终，刘祖禹等人在卢氏大山中辗转一个多月，才到西安。时隔不久，他们父子在西安见面，才使我公公稍稍得到一些安慰。抗战胜利后，刘祖望、李先识、李先觉遇难的消息传遍了全巩县，都传说是刘焕东派人从井里打捞出三人的尸首后，就地掩埋了。我公公之所以没有说明真相，原因是考虑到日本人惨无人道，他们三人绝不可能活着回来了，不如就说跳井死了，让亲人不再抱任何希望。但从此，仇恨和悲痛深深地埋藏在亲人的心中。  抗战胜利后，家里人都说该把刘祖望、李先识的遗体运回巩县埋葬，等他的女儿长大了也好有个交代，但刘焕东当时却很果断地说：“不必了！虽然从井里打捞上来的尸体已经腐烂了，我经过仔细辨认后，还是分得清的。我是学法律的，又干了七、八年县长，什么疑难案件都破过，难道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清？”此后，家人又陷入迷雾中，一起忍受着无尽的思念和悲痛的折磨。大家都在猜测：残暴的日本强盗，抓住了中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杀害的可能性最大。再则，将人拴到炮车后面，让人跟着炮车走，山路崎岖，当时连降大雨，又没吃的东西，连饿带累，人也会被拖死，加上山里经常有狼群虎豹出没，恐怕连尸体也不会留下。  悲痛欲绝的刘家人有时甚至会幻想，假若当时三人有幸逃脱了，或许有一天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家里人就这样生活了几十年，每逢佳节都会加倍思念亲人，泪水长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永久的谜。老人们的泪流干了，头发盼白了，带着这个解不开的谜相继离开了人世。当年，祖望和先识的女儿，因父母都在外上学，不满一岁就跟着奶奶和奶母生活，每年假期和她父母见上一面。两、三岁前她在全家人的呵护下生活得很幸福。1944年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她宁静的生活。她的父母遇难，家人陷入悲痛之中，小女孩非常聪明，大人们说起有关她父母的事，总是背着她，怕她听到。她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印象也不深。奶奶告诉她说：你爸爸、妈妈在外地读书，放假时就回来看你。后来，大人们不说此类话了，她从大人悲痛的表情和伤心的泪水中好像明白了些什么，以后就没有再提过找爸爸、找妈妈的要求。1946年上半年，小女孩生病了，不哭也不闹，那双期盼的眼睛的深处，蕴藏着令人心碎的悲伤，在生命弥留之际，身边站满了亲人。奶奶紧紧地抱着她，她用悲戚无望的眼神，向床前的亲人寻视着，突然伸出了小手，拉住了离他最近的叔叔刘祖禹的一个手指头，小女孩苍白的小嘴蠕动了一下，流下了一滴泪水，闭上了眼睛，握着叔叔手指头的手也松开了……小女孩走了，去找她的爸爸妈妈了。那年，她刚刚五岁。 这段往事，是我和刘祖禹1948年结婚以后他告诉我的。三位亲人到底身在何方，魂归何处，至今下落不明。这人间惨剧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给我们留下的是永世难忘的伤痛和仇恨。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家已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纪念日。我作为亲历八年抗日战争的过来人，尤其是见闻了康、刘两家亲人为抗战做出的牺牲和遭遇的苦难，有责任将尘封70余年的记忆，疾书告白于天下，并借以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 （此文写于2015年3月，收录《抗日烽火中的康家人》<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