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荣福，现名田又生，祖籍涉村太平头（现北庄村），系我的族兄。谈起他改名的由来，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2004年，荣福哥曾在我家小住数日，我们弟兄俩非常投缘，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一天，我问他怎么会改名田又生，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荣福哥生于1925年，比我大19岁。北庄村沟壑纵横，穷山恶水，他从小就给人家放羊，打短工，历尽了磨难，看惯了人世的白眼，因此性格比较倔犟。
    1944年9月，皮定均、徐子荣率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来到巩县，在涉村成立了巩县抗日二区（涉村）区政府，他积极投身革命，任抗日二区武委会主任。期间，他全身心地献身革命事业，带领民兵搜集情报，站岗放哨，组建农会，发展党员，扩大民兵队伍，宣传党的政策，斗争恶霸地主，开展“倒地”、“减租减息”，工作有声有色，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敌人对他恨之入骨。
    1945年9月3日，他带几名民兵到小关一带侦察敌情，不料与日伪军遭遇，为了保护同志们和老乡的安全，他故意吸引敌人掩护大家撤退，后弹尽被捕，被投入巩县监狱。敌人认为一定能从他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枪托捣，皮鞭抽，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但他咬紧牙关，一个字也不说。由于多次受刑，上衣变成了布条，于是他干脆扔掉烂衣，光着上身（赤脊梁）赤着脚，继续和敌人抗争。
    由于他曾带领群众减过坞罗村恶霸地主魏公茂的租和息，倒过他的地，因此魏怀恨在心，必欲将他置之于死地。魏和临近村的地主恶霸密谋，联名要求国民党县政府将康荣福交给他们处置，还决定从10月29日起在坞罗魏家祠堂唱大戏3天，在第3天支起油锅，将康押回割其肉油炸，逼他自食后再将他杀害。
    10月30日，魏公茂派芝田联保处中队长赵昆山（芝田人）到巩县监狱提康荣福，同时被提的还有喂庄村民兵张松茂。按照魏公茂爪牙的意思，怕两人路上逃跑，要将他们下血线（即在人脚拦筋处穿孔，用铁丝将两脚相连），但负责押解的赵昆山却不同意，下血线后，人走不快，啥时才能走到坞罗？路上耽误时间长了出事谁负责？于是他们去买了新麻绳，将康、张两人五花大绑后就上路了。
    当时已近深秋，张松茂家条件好，已穿上了厚衣服，故绑得很紧。而荣福哥还是光脊梁赤脚，新麻绳又硬，故绑不紧。路上，他问牵绳子的保丁：“要去哪？”“坞罗。”保丁可能意识到说漏了嘴，赶紧改口，“到坞罗开个会，乡亲们一具保，就会把你放了。”但荣福哥知道，魏公茂要对他下毒手了，他想自己一个穷孩子，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为革命做了些工作，即使死也值了。但又一想，自己还年轻，还能为党多做些工作，决不能白白送死，要拖延时间想办法，寻找逃跑的机会。于是他说肚子饿了，走不动了，坐在地上不走。赵昆山无奈，只好派保丁给他买来火烧（烧饼）。吃了后他又说，天老冷，快冻死了，不走了。赵昆山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皮大衣给他披上。
    到了益家窝，天已经黑了。赵昆山他们决定在芝田乡公所住一晚，第二天早早赶回坞罗。荣福哥听了后，认为机会到了，因为芝田一带他熟悉地形，加上天黑，是逃跑的好机会，如进了芝田被关起来，再逃跑就更难了。于是他松掉绳子，将绳头拿在手里，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眼前已是芝田了，赵昆山突然下令：“检查一下绳子！”荣福哥以为敌人看出了什么，立刻紧张起来。幸亏那个保丁只隔着大衣摸了摸，回答“没事”。他才把心放了下来。
到了芝田北门，前边的保丁和赵昆山已进了寨门，此时不逃，更待何时？于是他猛地甩掉大衣和绳子，用力向保丁撞去，保丁们倒成一堆，他拔腿就沿寨壕跑去。到了东寨门，上了往涉村的大路，后边枪声、叫声、脚步声响成一片。敌人知道他家是涉村的，决定沿大路追。于是荣福哥拐入路边的田里，趴在地堰跟处，听着敌人往前追去。
    荣福哥脱险后，赤脚跑到老井沟姑母家，蒺藜把赤脚扎得生疼，于是他将裤腿撕下半截，包在脚上，才稍好受些。
    第二天，他回到北庄，在黄龙山山洞里躲了4天。敌人闻讯追来，他又转移到密县郭洞煤矿当了矿工。虽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没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工友中传播革命思想，和资本家、工头进行斗争。
    后来，他决心去延安寻找党组织。他混在去陕西逃荒的乡亲们中间，沿途乞讨，巧妙地躲过敌人的盘查，历尽苦难终于到达延安。
    经过组织审查，肯定了他的所作所为，《解放日报》曾以《一席血泪话》为题，报道了他死里逃生的经过。同时，组织还给他改名田又生，即在芝田获得了新生之意。
    因他年纪小，又不识字，因此组织上决定送他去延安中学读书，和李鹏同班同学，他是班级中的“大哥哥”。这段时间的学习，为他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