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吉（1914—1995.12.16），石家庄市元氏县西同下村人，早年参加商震的队伍，后又加入李仙洲部队。1941年在中央军校驻山东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又考入黄埔军校23期学习，1943年进入国民党军令部队边务研究所学习。日本投降后，1945年冬到热河省保安司令部任职。1949年1月随傅作义将军接受了北京和平解放。解放后回元氏老家务农至去世。在部队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李先洲侍卫队副队长，在热河时官阶为正师级。 以下是康平吉老人的自述： 我15岁时，因家庭贫困，无奈在石门（今石家庄）参加了商震的队伍，当时只是混口饱饭。当兵后，给营长当侍卫，以后到连队当战士。刚开始军训相当艰苦，还要学习文化，但能吃饱肚子，吃的也相当不错。这样，便决心在部队待下去，铁心当兵了。 在商震部队时参加过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后商震带着队伍又回到了河北。全国抗战爆发后到长城一带阻击日本鬼子，打了好几仗，每仗打得都很艰苦，伤亡也不小。后听说，既没有友军配合，更没有援军支援，无奈部队开始撤退。在撤退途中我所在的团遭到日本鬼子飞机轰炸，部队伤亡惨重，溃不成军。我们几个弟兄便开始向南奔逃，在逃亡时，遇到了李仙洲的21师，我又加入了李仙洲的队伍。在李仙洲部队，我认识了李仙洲的侄子李建功。我俩脾气相投，爱好一样，交往甚密，以后换了帖，结成了生死弟兄，在外总算有了亲人。 到李仙洲部队后，先跟部队到山西驻防。在部队，我很注重军事操典、武术和文化的学习。又得到拜把子兄弟李建功的帮助，各个方面进步很快，也很受长官们的赏识。不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随21师开拔到华北，增援29军。先后随军参加了南口、忻口战役。随后，南下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豫中会战等诸多大战役。 记忆犹新，一辈子难忘的，第一是忻口战役。此战役打得相当惨烈。日本鬼子利用武器优势，特别是炮兵、飞机，比我军强的多，但我军将士打的很顽强。特想一提的是李仙洲做为一师长官，不顾日本鬼子的炮火猛烈，为提高全师杀敌勇气，亲临最前线指挥，与士兵同生共死。不幸被日本鬼子狙击手打穿了胸部，情势危急。当时，我跟几个兄弟就在李仙洲身边。看到师长身负重伤，我和几个兄弟不顾生死，冒着日本鬼子的猛烈炮火，把师长背下了火线。李师长命大被救活了。自此，李仙洲对我多有照顾。 另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战事是枣宜战役。此战役打的也相当残酷，死人很多。当时我已升任营长。此战役我负了重伤，日本鬼子的子弹从前胸打入后背出来。被弟兄们送到野战医院时我还清楚，当时给我检查诊治的军医是河北保定老乡。老乡为了救我的命，不顾违规受处分，给我用了一支进口消炎药，由于用药及时，保住了我的一条命。事后，听保定老乡说：“全野战医院只保存着两支这种药，是给高级别官员备用的。”我不够这个资格。老乡冒着被处分的危险，违规给我使用一支，这是我一辈子难忘的救命之恩，也是我这一辈子难忘枣宜战役的原因。 1941年，在中央军校山东训练班学习。当时，李仙洲是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在中央军校山东训练班学习期满后，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又被李仙洲保荐到黄埔军校学习。黄埔军校毕业后，又回到李仙洲92军，任李仙洲侍卫队副队长。因为我与李仙洲的亲侄子李建功是换帖弟兄，也很受李仙洲看重。因此，我在92军时，大家都认为我是李仙洲的老乡山东长清人，却不知道我是河北真定元氏人。1943年，李仙洲又保荐我到国民党军令部下属边务研究所学习。在边务研究所我学会了蒙维藏等少数民族语言，掌握了这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在边务研究所还没有毕业，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被委派到国民党热河省保安司令部任职（正师级）。承德是热河省省会，保安司令部就设在承德。这时，我已30多岁了还没有成家，在承德同事的帮助下，找了对象，结了婚，成了家。15岁当兵，在外闯荡了20多年总算有家有室了。但好景不长，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承德难保。我与刘多荃司令员等人奉命撤到了北京鼓楼东大街居住。到北京不久，北京即和平解放。我们接傅作义指令与博作义将军一起接受改编，并将所有文书档案上交给解放军一位姓辛的军代表。到此，戎马生涯宣告结束。当时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有误解。没有接受共产党的工作安排，而携妻回到了元氏老家务农，终了一生。 （康平吉女婿范联吉整理，石家庄分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