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兴县教育界离休老人康少钧的抗战救亡经历

太原求学参加牺盟会

康少钧，别名孟育，1921年8月生，山西兴县人。1936年，16岁的康少钧在兴县县城完小修完了高小课程之后，便于次年的正月初九，踏上了太原求学的征程。初来太原，这里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新鲜，但更吸引这位求学者的是：太原城里宣传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城里大街小巷人山人海，随处可见连绵不断的宣传车和各种形式的秧歌队以及车厢里学生们的化妆表演。

当天上午康少钧便和表兄王直到太原新民中学注册入学，插入初中46班，开始了太原的中学生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国家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日益严重。1935年更是多事之秋，日本魔爪又伸向华北，向蒋介石要华北的统治权。蒋政府在华北上演了一连串丧权辱国事件。其大者如“何梅协定”、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等。国民党政府又指派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有良心的中国人对此无不痛心疾首。

在这严峻的情势下，阎锡山为了保住山西，同意和共产党合作，在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上宣布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成立。从此，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便在太原市迅速开展起来。1937年，太原市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成立了军政训练班，学员们穿着灰布军装，扎着皮带，打着绑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街上。康少钧成为其中的一员，显得非常振奋。在游行队伍中，康少钧结识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特别是东北来的流亡学生，更增添了对日寇的切齿之恨。听着他们那“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的凄楚歌声，康少钧常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学习之余，他总是跟着这些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散传单、贴标语，还向群众教唱革命歌曲，发动募捐支援傅作义将军绥东抗战。随着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宣传热潮的不断高涨，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也日益扩大，陆续在各校学生中发展会员。1937年五月间，经同伴王直介绍，康少钧参加了牺盟会，决心献身抗日救亡活动。

暑假迫近，各校开始招生。康少钧觉得新民中学的环境条件不够理想，决定报考成成中学，经初、复两次考试，他在1000多考生中以第20名的成绩被录取。康少钧后来才知道成成中学的校长刘墉如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这里的抗日救亡氛围更加浓烈，康少钧在这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集训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日本鬼子太可恶了，新仇旧恨之火在人们胸中燃烧。可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步步迫进，报馆的“号外”一天几次报道着前线失利的坏消息。太原已经吃紧，大街上挖筑备战工事，当局下令疏散人口，集训队也结业了。

康少钧和同学们商量，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结束学业，就应回到家乡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这年7月下旬，康少钧带着一腔爱国热忱，经过6天长途跋涉，回到了故乡兴县。那里是八路军120师的驻地，等待他的将是抗日救亡的火热战斗生活。

宣传抗日救亡的日子

短暂的太原读书生活，让年仅16岁的康少钧经历了都市社会的风吹雨打，在这里他不但读到了课堂上的书，而且读到了“国难当头、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这本大书。初步认识了社会，感知了作为中国青年那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

康少钧同与他一起从太原省城回来的二三十名青年学生聚集在县城，第一件事，就是商议成立“兴县留省学生战时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不久，兴县“留省学生战时服务团”正式成立，配合当时首任兴县牺盟会特派员余丕铎、米建书二人的工作，多次组织街头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康少钧和同伴们一起编演抗日救亡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游击队歌”、“牺牲已到关头”、“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等，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深受群众欢迎。一些知识青年看了他们的宣传，被那慷慨激昂的爱国情绪感染，纷纷加入到救亡工作中来。

1938年，抗战进入第二年，仍处于敌进我退阶段。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首府兴县百端待举。抗日救亡教育有待深入和加强，人民群众需要紧急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粮献款，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需要迅速组建，开展工作需要大批人员，培训干部又成为当务之急。

春节过后，兴县动委会、牺盟会联合开办了以知识青年为主的军政训练班。康少钧报名参加了这次训练，课程有政治理论课和军事训练课，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康少钧提高了理论素养和军事素养，为日后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训练结束后，除少数几个人分到大本营游击队当队员外，其余都被分配做六个地方工作团的工作员。康少钧被分配到第六团，每天爬山涉水走村串户，作宣传教育、组建农青妇等群众性的抗日救国组织工作。

四月份，兴县又成立了牺盟军政干部队，年纪小的工作员都被调回，17岁的康少钧又成了军政干部队的学员。这一期训练，比上回严格、正规，时间也长。训练结束，康少钧被分配到游击四中队任政治工作员。就要动身时，由于伤病，只得回家疗治。两个月后，伤病未愈，康少钧急着回部队，就找牺盟游击大队开介绍信，时任大队长兼政委的白刃见康少钧身体虚弱，不宜去部队，就分配康少钧到设在魏家滩的民族革命七分校任教员。

1940年秋，县里又调康少钧到晋西抗战学院教育队学习，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学院和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一样，是培养抗日干部的最高学府。所不同的是，抗大是培养军事干部的，而晋西抗战学院，是以培养地方干部为主。学院处于战争环境，离前线很近，常随形势变化而流动转移，校址无法固定。院长续范亭、副院长牛荫冠是晋西北行政公署的正、副主任。课程设置有“社会科学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

秋冬之交，康少钧随学院渡黄河返回兴县，反扫荡战争已迫在眉睫。边区首长发出号令，立即组成战地动员工作团，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晋西抗战学院、晋绥军区教导队、政训队，三个院校打乱，组成三个工作团分赴二、三、八军分区，深入敌后，开展战地动员工作。康少钧被分配到三分区战地动员工作团，投入新的宣传工作，经历新的战斗考验。

到敌人后方作战地动员的日日夜夜

到敌人后方作战地动员是一项既危险又复杂的艰巨工作。入冬时节，康少钧跟随战地工作团星夜出发，黑夜中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中午时分，到了临县北坪村，传下令来休息造饭。四面路口派出岗哨，封锁消息。转眼太阳偏西，饭还没有吃完，传下令来整队出发，说是当晚要争取突过封锁线。康少钧和同伴们只好把剩下的粥用茶碗毛巾勒在皮带上，顷刻间这些粥就变成了冰块。

行军队伍翻山越岭，沉静而紧张，休息的时候，人们才活跃起来，在拉拉队的吆喝下，叫唱声和歌声此起彼伏。稍事恢复又上路了，将要接近封锁线的时候，队伍隐蔽下来等待时机。直到月亮下沉，课长端着手枪领头，一声令下，康少钧跟着队伍飞也似地快跑起来，不到半小时，已安全通过十里封锁线。

队伍到了静乐县的金家岔和榆树掌，决定在此过夜。一天的疲劳，人们正享受着酣眠，忽然一声尖厉的哨音把人们惊醒，康少钧和队友们一骨碌爬起来就整队出发了。一直到中午时分，队伍进了南屿，来到分区机关前面，张宗逊司令员、刘墉如专员向大家招手欢迎。分区首长传下令来，休兵三日，听候安排。

三日后，宣布工作团化整为零，分队分组，向岚县、静乐、忻县三县敌后进军，康少钧被分配到岚县队。那时，岚城、东村、普明、王狮、赤坚岭、蛤蟆神日寇据点林立，常有小股敌人出来清乡，搞强化治安残杀百姓，他们还宣传什么“王道乐土”。汉奸伪军也很猖狂，加之密谍坐探暗中活动，情况复杂，一般群众疑虑很大，工作较难开展。

日寇冬季大扫荡开始后，据点兵力单薄，敌人凶焰稍有收敛。康少钧所在工作组就趁敌空虚抓住时机积极开展工作。农历十月的一个夜晚，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康少钧随组里同志一起，和岔上村的村干部召开干部会。会上分析敌情，宣传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大义，也讲了国际形势，增强干部们的工作信心。还布置了战地动员工作的各项任务：组织游击小组、侦察小组，侦察敌情，打麻雀战扰乱敌人。组织民兵割电线挖公路，破坏敌人交通。发动群众交公粮公草、做军鞋，支援根据地反扫荡。康少钧和同伴们首先在这里试办冬学夜校，妇救会召来二三十名妇女，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教育大家誓死不当亡国奴，并进行扫盲识字教育。会议通宵达旦，夜校也办得红红火火。

一天上午，康少钧正在敦厚召开群众会，突然侦察组长跑来报告：普明的日本鬼子出动了，正向这里赶来！康少钧问，还有多远？他说只有三里多了，康少钧安排立即散会。空室清野已经来不及了，康少钧布置了侦查小组的工作，立即转移。登上半山回头看时，敌骑已进入敦厚。人喊马叫，有几处房屋冒着滚滚浓烟，街头也燃起了大火。受惊的牛驴在田野乱跑，鸡飞狗叫夹杂着妇孺嘶喊之声。傍晚，八路军某部出现在附近高地上，向敌发起了攻击，激战一夜，翌日天明，敌逃回普明。康少钧怀疑敌人这次袭击是因村子里有敌人的坐探，以后开展工作总是声东击西，一日中常在几个村子之间迂回，晚上也要随时转移，要求大家和衣而卧，防范甚严。

寒冬腊月将尽，敌人扫荡的主力又返回敌占区，进行疯狂报复，常常跟踪剿杀群众。康少钧们的工作组已经无法在村子里停留，只好与敌人周旋于山峦沟壑之间，夜宿山林，寒风刺骨。周旋数日，他们翻山到区公所所在地冀家庄，敌人兵分11路来清乡扫荡，防不胜防。夜半接到情报，说敌人向这边运动，康少钧和队员们一起忙回山头向西转移，可听到前边正传来隆隆炮声，几面均有敌情，大家只好分头隐蔽。几经瞎摸，熬过寒夜，康少钧才和其他3名队员在西边的斗林背会齐，并联系上了战地工作团。

过了春节，康少钧跟随工作队踏着阴山上厚厚的白雪，连滚带爬下了雪山。顺沟而出，经木窑村、张家岔、麻地沟翻山，来到岚县抗日政府所在地阴阳寨。河口是岚县北部一个较大的市镇，附近有范家口、梁尾沟、陶家村、王家村，都受灾受难不轻。到处是房倒屋塌，断垣残壁。康少钧和工作队的战友们在这里查看灾情，慰问群众，拨粮拨款赈济灾民，深得群众的好评。

在杨柳飘絮暖风吹拂的时候，战地工作全部告捷，公历4月凯旋归来。学院已搬至杨家坡村，在那里作学院工作总结，康少钧和参加战地工作团的其他学友等待分配新的工作。

初到县政府担当教育工作

1941年春，康少钧从晋西抗战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兴县教育科任科员。原来的科长、科员都已离职，康少钧刚到任，便单人独马搞教育行政工作了。战时的县政府规模很小，县长白刃，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粮秣五科。教育科长暂缺，康少钧要独当一面了。论年龄康少钧才刚满二十，刚到政府，有点不大适应。几年来，东奔西走活动惯了，在相对安静的政府机关工作，康少钧反而觉得有点别扭。心想：这地方是老年人的场所，青年人不宜做政府工作。

那时工作不讲价钱，什么都是边干边学。不久，晋西北行政公署通知召开三科长（即第三科教育科长会议）联席会议。白刃县长指派康少钧代表兴县出席了会议。联席会议由行署教育处主持召开，全边区30多个县教育科长出席了会议，重点是讨论和修改行署教育处草拟的《晋西北教育法若干规定（草案）》，会上，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讨论。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对草案做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最后，一致通过了全体与会人员亲笔签名的《晋西北三科长联席会议决议案》。会议历时半个多月，制订了《晋西北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山西省第二游击区中学法》、《小学法》、《中学规程》、《小学规程》、《教职员任用调动待遇优待奖励暂行条例》等13部法规。经晋西北行政公署批准，于当年5月1日公布施行。从此，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了。这里，当然也有康少钧这位年轻人的心血和智慧。

此时，边区一级机关的精兵简政开始了，陆续有被下放到县里来的同志。康少钧亲手接收分配来做文教工作的人员就有40多人。他们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全县各学校的教学工作，加上本地知识青年陆续参加到教师行列中来，使兴县小学教师阵容显得朝气蓬勃，人才济济。

1941年秋，县级精兵简政开始，政府机构大合并，民政、教育合并为民教科。科长、科员也配备齐全，按科里分工，康少钧仍负责教育行政。但因于科长孙敬诒年事较高且多疾病，科里的日常工作，就由康少钧分工协作自行处理了。

1942年夏，日寇第四次向兴县发动扫荡。敌独立第16混成旅团之步兵第85大队长村川大佐，率敌军1400余人，骡马200余匹，于5月14日由岚县东村出发向兴县进犯。县城一日数次报警，传言敌军已逼近界河口，人心惶惶不安。但县政府在白刃县长的统一指挥下却稳如泰山，直到5月16日午夜才做转移准备，17日拂晓在敌人掷弹筒爆炸声中县政府人员迅速向北转移，敌人发觉后，尾追到千城村，一无所获，又折回县城去了。康少钧随政府人员一道从容地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区村坚持反扫荡工作去了，康少钧被分配到瓦塘一带。

敌人遭到我军某部的进攻，仓皇应战，向城南之白家焉退走。又遭我军沿途的埋伏包抄，窜扰二京山、肖家洼、龙尾峁、孔家沟、田家会等地，最后被八路军围歼于田家会。期间，康少钧和科里的另外两个人在反扫荡工作中向东南转移，半夜行军，路径不熟，误入龙尾峁战场，在庄稼地里过了一夜，日出时分，才看清累累弹坑。

初到政府工作的一年里，康少钧既为兴县的教育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艰苦锻炼，逐渐成为一名抗战时期成熟的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