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高龄的老人看上去精神不错。他经常站在干休所大门前，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车流若有所思。暗黄色的防风镜遮住了眼睛，似乎也遮蔽了一个人的历史。耄耋之年的老人对于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已经所记寥寥，只有那身干净的旧式绿军装在黄昏的人群中醒目异常，让人不难揣测其背后的沧桑。

部队里的“知识分子”

听到对他的军装进行询问，老人呵呵笑了。这件旧军装伴随他已经有些年头了，“当年穿它的时候，还配着枪呢。”

康庆臻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东河滩村，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家境不错，在划分成份的时候“评了个富裕中农”。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从山西五台县迁到了河北阜平，深泽县属于革命根据地之一。1938年，日军攻占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伪军为了补充兵源，经常到村里抓壮丁当兵。

“那会儿，日本兵驻扎在县城，一般来村里不是抓丁就是扫荡，人多的时候一个小队有20多人，少的时候也有七八个。” “小日本”个不高，不到1米65，但很残暴，“叽哩哇啦听不懂说什么，不是抢东西就是打人，用枪托子戳、砸。”

“那时的人们有一种‘恐日病’，村里人见到日本兵怕得要命。”康庆臻回忆说，“日本兵来了，没人敢露面，胆子大点的就组织了维持会，出面跟日本人交涉。”

康庆臻到了18岁后，家里人担心他被日伪抓去当兵。恰好，晋察冀根据地冀中军区来人招兵，“报个名就跟着走了”。当时同村一起参军的男子有十多个人，后来多数阵亡。

高小文化程度的康庆臻在当时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因此，到了部队后就进了随营学校接受培训。培训内容除了文化课程之外还有军训，但军训不让打枪，因为子弹在当时太珍贵了。

培训结束后，康庆臻下到连里当文化教员，负责战士的文化教育工作。虽然是个文职，打仗照样上。由于工作表现得好，没多久，他被提拔为连指导员，刚开始参军时发的步枪也换成了“撸子”手枪。

康庆臻所在的连队属于冀中军区第八分区清沧胶支队。“八分区主要活动在津浦县一带。司令员是常德善，政委是王远音。”这两位在抗日战争史上都曾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河北烈士陵园对常德善牺牲的记录是这样写的：“1942年5月，日伪军5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常率领冀中军区23团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在肃县西张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据康庆臻介绍，当时司令部的警卫队伍只有一两个连，而当时的敌人有日本鬼子、汉奸队、伪军，人很多。“司令员在河间到肃宁的公路上被敌人包围，突围失败后阵亡。王政委怕被敌人俘虏也自杀了。”在那个年代，八路军指战员一般都会把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以免沦为敌人俘虏。

被子弹击中脖子

后来，康庆臻被调到了“抗日先锋队”，担任指导员，这支队伍的战士多是投诚过来的伪军或者俘虏。“队伍很好带”，因为“他们都是当初被抓壮丁才当伪军的，本质并不坏”。

因为是“先锋队”，参加战斗的次数也就很多，有攻城战，也有近距离的肉搏战，因为是文职干部，康庆臻受到保护，没怎么受过伤。只是在攻打清县县城的时候，一颗子弹差点要了他的命。

“没有炸药，没法炸城墙，只能硬攻。”每个人一支枪、四五个手榴弹。一个100人左右的连队也只有一挺机枪。当时参加攻城的队伍有一个营，战士们都是匍匐前进，“要不被鬼子一打一个准儿。”尽管这样，前面还是有很多战士再也没有站起来。

当时清县的城墙有高有低。高处因为加了碉堡，足有5层楼高；低处只有城墙，大概2层楼左右。为了方便攻城，作战用的梯子也有长有短。

“敌人的工事很坚固，打了好几次都没有打下来。”这时，康庆臻忽然感觉到右侧的脖子有点疼，用手一摸，湿乎乎的，再一看，是血。由于离城墙太近，敌人又是居高临下，康庆臻被击中了脖子，还好只是擦伤。“卫生员上点药，处理一下就没事了。”由于我方损失很大，最后，攻城被迫取消。

1942年，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包围冀中抗日根据地。那段时间，“被包围是很常见的事。”“距离近了只能拼刺刀，鬼子拼刺刀很厉害。”日本兵拼刺刀前，一般会将子弹退膛，以免冲锋时走火伤到自己人。“那时候心里只有充满对鬼子的仇恨。”

因为参加的战斗次数多，革命经历丰富，康庆臻先后被授予了三枚军功章。

“我很知足”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康庆臻被调入北京，之前他是“209师626团的营教导员”。进京后，康庆臻被安排到北京军区空军部任职，接受北京军区和空军总部的双重领导，曾任政治部秘书和组织部科长。

此后，生活一直很平静。虽然出身富裕中农，康庆臻在动荡年代并没有受到什么牵连。离休前，他负责军队的后勤工作，是北空后勤部副政委。

受父亲影响，两个儿子年轻时曾“主动要求参军”，在部队锻炼了三四年。在他们眼里，父亲是个老革命，但很少听他讲过战争年代的故事。或许是因为朝夕相处太过熟悉的原因，孩子们也没有探寻老人人生故事的兴趣。

离休后，原冀中军区曾组织过老干部聚会，“主要是各军区的负责人，都是领导干部”，康庆臻老人也接到了通知。聚会者有一二百人，康庆臻从中认出了原来同村一起参军，后来去了第十分区的一位战友，两位老人一阵唏嘘。只是此后双方也没怎么联系。

现在，康庆臻是正师职干部，和小儿子一家住在六里桥北空干休所的单元楼里。有事儿出门的时候，可以申请一辆专车，前两天儿子请了个保姆来照顾老人的起居。

干休所的老干部们平常会组织一些活动。康老爱好有限，不下棋、不打球，“我就出来锻炼身体。”本来记者采访那天干休所组织老干部们去玉渊潭公园游玩的，“我没去，那些地方我经常去。”

闲来无事了，老爷子喜欢串门，跟一些老干部聊聊那些他从报纸上看到的国家大事。老人认为“孙女表现的最好”，她现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研究生。对于孩子，康老一般不会提什么要求，“一家人都挺好，对我也很好。”他很知足。

记者提出给老爷子拍张照片，他坚持不让：“没什么值得拍的，没什么可张扬的。”

  （摘自《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