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康文华的不凡人生

康文华，1921年出生于陕西省佳县大佛寺，1935年参加红军，先后在八路军司令部、北京军区后勤直属公司等单位工作。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从天津返回老家农村务农至今。

童年拦羊求生存

“我老家是佳县大佛寺，只知道自己是1921年出生的，具体日子记不清楚。后来当了红军参加革命后，要建立档案，部队上把我的出生日期填写为3月3号。我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出生年月日。”

今年9月8日，在延安市临镇石村一排整齐的石窑院落里，身体硬朗、气色红润的康文华老人向记者谈起了他的一生。

“我在佳县出生，但我是在延安长大的。我3岁那年（1924年），父母亲逃荒将我们兄妹5人带到了延安临镇的麻黄塬村。一年后，又搬离了那个村子。”康文华老人说，他有3个哥哥、1个弟弟。在他4岁那年春天，由于吃不饱肚子，他和三哥把野杏核砸开吃杏仁充饥，不曾想差点被毒死。

“先把我给闹死（方言）了，人都停在那里动不了了，然后是我三哥。家里人就赶紧救我们，把嘴撬开灌了些草药，然后放在地上等着人苏醒。我活过来了，但三哥却没有救过来。”康文华老人说，他三哥殁了后，父母又带着他们兄妹4人离开了麻黄塬村，搬到了延长县安沟乡杨道塬村。

“我们家在杨道塬村住了十几年，我就是从延长县参加红军游击队的。”康老说，他6岁就开始给有钱人家放羊，因为人小，经常需要大人帮忙才能将放到山里的羊群赶回来。为此，他不知道被东家骂过多少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9岁。

“我9岁以后，才能真正一个人拦羊了，一直到14岁参加游击队。”康文华说，1935年元月，他跟着游击队上了山。不久，游击队又被整编成了正式部队，他被安排在彭德怀的司令部当警卫员。从此，就一直做警卫工作。

少年扛枪闹革命

康文华说，他当兵的时候，大哥康文成、二哥康文德也一块儿参加了游击队，全家3个人“闹红”干革命。

“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老百姓保护。那时候，我才觉得我活得像一个人了。”康文华老人说，参加游击队有半年多，因为部队整编，他和两个哥哥就被分到了不同的部队。

康文华回忆说，从1935年当兵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但所在部队在山西的石楼、永河、洪洞及河南的安阳等地都打过仗。特别是最出名的平型关战斗，他们部队都参与过。

“平型关战斗主要是115师在打，战斗进行了一天多时间就结束了。很惨烈，最后都变成了肉搏战。但那一仗咱们打赢了。”康文华说，平型关战役把日本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灭了。他记得当时战斗胜利后，整个部队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小日本敢侵犯我们，就叫他们有来无回。现在想起来，都感觉到非常开心。打日本鬼子，就好比打丧家之犬，来一个灭一个，那个痛快简直就没办法用语言来说。”康文华老人说，抗战胜利后，所在部队先后参加过许多战役。特别是平汉战役，给他的印象最深。

“我们在安阳、沙河、漳河、丰乐等地方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自卫反击。那是1945年小日本投降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到了1949年，我在太行七分区工作。”

中年回家又务农

“全国胜利后，我到了北京军区后勤直属公司工作，最后又到了天津。在北京我成了家，爱人也有工作，是河南人。”康文华老人说，从1949年到1958年，他一直在北京军区后勤公司工作。1959年从北京到天津。在北京成家后，他先后有了3个孩子，到天津后，又添了一个宝宝。

“3年后，我带着家人又回到了延安临镇的麻黄塬村，开始了农村生活。”康老说，1962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农村建设，他带着老伴及4个孩子回到了老家麻黄塬村。

“老家只有我二哥在。”康文华老人说，回到农村的日子并没有多大起色，当时缺少粮食，他的爱人因为饥饿最后患上了食道癌去世。因为家里穷，入土时，身上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洋布衫。

“我对不起爱人，跟着我没享过福，殁时只有一件烂衫子穿。我对不起她啊！”康文华老人哽咽着说，他现在一想起来就感觉到愧疚，觉得自己欠老伴的太多、太多。

“我后来收到了康克清的信，老红军身份才被确认。”康老说，1978年，远在北京的康克清老大姐打听到他已经回到老家麻黄塬村后，从北京给他寄来了问候的信件。

“康克清在信中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只管找当地的政府。我拿着信去找民政局，人家不但确认了我的身份，而且还解决了我的粮食问题，我吃上了‘供应粮’。”康老说，2006年，麻黄塬村移民搬迁，政府在石村给他们修建了窑洞，他家分了4孔石窑，现在他们已经是石村的村民了。

“我现在一个月有将近2000元的工资，家里还有苹果园，还有十几亩地，虽然清苦，但是非常充实。”康老最后说，今年已经92岁了，虽然子女们不让干农活，但他仍然坚持做一些事情，这样能保证身体一直硬朗，多享几年福。如果妻子能活到现在，看看现在的日子，那该是多好的事情！

（摘自《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