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我参加了共产党员顾复生同志组织的青东抗日自卫队。1938年7月，青东抗日自卫队扩编为淞沪抗日游击队三支队，顾复生任支队长，我当了顾支队长的勤务员、警卫员。

抗战初期，三支队经常活动的地区是上海西郊，包括上海、嘉定、青浦三县交界的地域。主要的游击区在青浦县境内，以凤溪镇为中心，东至虹桥飞机场、纪王庙；南至七宝镇、泗泾镇；西至佘山、朱家角镇、杨湘镇；北至白鹤江镇、黄渡镇。

上海是日军侵略中国的物资补给基地，沪西地区是日军重点防卫的地区，驻屯了大量军队，豢养了大批汉奸武装，在主要交通沿线及县城设立据点，又伸展到非交通线的各大小集镇。日军经常带领伪军、伪警察部队到游击区来“扫荡”，奸污妇女，抢劫财物，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我们三支队经常和敌伪军进行激烈的战斗，破坏敌伪军的交通线，袭击敌伪军的后方补给基地。

顾复生支队长有军队工作的任务，又有地方工作的任务。训练部队，指挥部队作战；在地方上发动教育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做统一战线工作等等。顾支队长做地方工作时，常常带领我们警卫小分队范守廉、诸纪芳和我单独活动。我们的宿营地点和工作地区，同敌伪军据点距离都比较近，有时只有几公里，有时就在敌伪军据点的附近，敌伪军随时可能前来包围袭击我们。顾支队长曾先后5次遭到敌伪军的包围袭击，我们警卫人员小分队在顾支队长的指挥下，沉着、机智、勇敢、顽强地战斗，5次冲破敌人的包围，粉碎了敌人的一个个黄粱美梦。

1939年春节前夕，顾支队长带领我们警卫人员小分队，宿营于凤溪镇南面的瞿家宅村，这是一个独家村，北面约300米处有东西方向的一条河，西面有南北方向的一条河，村庄就在河边上。村庄西面的河上有一条堰基。村庄的南面约400米处，有东西方向的一条河；村庄的东面约600米处，有南北方向的一条河，即松塘江。村庄至松塘江之间，是一片农田，都种上了冬小麦和油菜，地形特点是没有屏障，没有隐蔽物。

我们在瞿家宅村宿营后，被汉奸发现了。这个丧尽天良的民族败类，当夜就向日军密告，敌人接到密报后迅速作出部署，连夜分兵两路，在拂晓前包围我们的宿营地。一路(称西路)从青浦县城出发，经凤溪镇、费家桥，从村庄的西北方向扑来；另一路(称东路)从上海、徐泾镇出发，经和睦桥、陆家角镇，从东南方向向我们宿营地包围。敌人由熟悉游击区情况的汉奸卖国贼带路，由于东西两路敌人行军的速度不一致，到达包围合击点的时间，相差了约半个小时。

西路敌人约l00人，于拂晓前6时左右，从我们宿营地的北面沿着西面那条河，在河西的岸上向南行进，当行进到瞿家宅村南面的堰基时，向东转弯，跑过堰基，再向北转弯，直扑我们的宿营地。东路敌人也有100人左右，约于5时半步行到陆家角镇，从东南方向对我宿营地实施包围。我们的宿营地是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我们警卫人员小分队人数少，白天有工作任务，晚上没有放哨警戒。在拂晓前，突然听到邻村有狗叫声，就迅速起床，穿上棉衣棉裤，跑到村口观察动静，发现西路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越过坝基，向我宿营地冲杀过来，距离只有100米左右，情况万分紧急。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有利于突围，顾支队长当即把我们分成两组，一路有徐小毛、庄元林和我3人，向东突围；另一路有顾支队长和警卫员诸纪芳，向西突围。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冒死冲锋，杀出一条路来，才能突围成功。

我们3人立即向敌人开火，边打枪，边向东面冲出去，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们紧追不放，机枪、步枪子弹象流星那样在我们头顶上“呼噜，呼噜”地飞过。当敌人向东追击我们时，顾复生支队长与诸纪芳向西渡河突围。

那时，正值严冬季节，几天前刚下过一场大雪，不少地方还有白皑皑的积雪，有些地面虽然雪已融化，但又结了冰，顾支队长和诸纪芳同志向西突围，必须渡过村庄西面的那条河，他们跳上停在小桥旁的一只小船，船上没有橹，只找到一根竹竿，他们就一面敲冰，一面撑船，渡到了对岸。当敌人发现顾支队长和诸纪芳同志向西突围，忙调转头来向西追击，这样，我们3人就摆脱了西路敌人。

由于时值拂晓，天色还很暗，路上或田里有积雪，有冰冻，跑步经常打滑。这种条件，对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滚的人关系还不大，对敌人却很不利。敌人全副武装，手持机枪、步枪，脚穿笨重的大头皮鞋，加上战前准备及急行军整夜未眠，已弄得相当疲劳，因此行进速度比我们要慢得多。我们都是轻装，手持驳壳枪、手枪，脚穿轻便布鞋，行动方便，敌人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也无法追上我们。我们在突围时注意拉开一定的距离，不挤在一堆跑，也不在一条直线上跑，忽南忽北，忽前忽后，敌人以相当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射击，却没有击中我们，只有我的作裙被打了4个孔。

我和徐小毛、庄元林一路先是向东跑，跑到松塘江边时，就向南转弯，跑到陆家角时，又与向我宿营地围袭的东路敌人遭遇。当我们发现敌人时，已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我们立即向敌人开火，边打枪，边冲锋，冲出一条路，向东突围，跑到海泉桥，再向北转弯。当我们突然开枪时，敌人慌乱了一阵，后来看我们只有3人，没有后续部队，就疯狂地开枪追击我们，一直追了我们10多里路程。我们长时间跑步突围，奔得口渴气喘，徐小毛、庄元林体质算是比较壮实的，但跑到后来也跑不动了，累得吐了血，我虽然没有吐血，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们心里很高兴，突围成功后，又回到了顾支队长身边。

青浦地区的三支队及抗日游击区，是插在日军心脏里的一把钢刀，埋在肉中的一枚尖刺，敌人对我们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处心积虑，企图消灭我们。1940年四五月间，日本侵略军经过长期策划，调动数千兵力，对我抗日游击区实行“大扫荡”，大屠杀。我抗日军民被敌人杀害数千人，被抓去严刑拷打也不下数千人，被敌人焚烧的房屋也有数千间，刘夏镇、杨家宅村等很多村镇，几乎被敌人全部烧光。被敌人杀害的民众中，有许多妇女、儿童，有不少人全家男女老小均遭杀害；有的人被害后，又被开膛破肚，碎尸数段，其野蛮、残酷难于用笔墨描述。

敌人“大扫荡”、大屠杀开始前的一天晚上，顾复生支队长带领警卫员诸纪芳和我等一些人，宿营于青沪公路11号桥西约1.5公里的冷水湾梅和生家。梅家位于青沪公路的北边，至青沪公路的直线距离约200米，中间隔着一条河。冷水湾是个小村庄，梅家在村庄的西端，出进比较隐蔽。冷水湾的群众是拥护抗日的，顾支队长带领我们经常在那里宿营。白天站在梅家门口，可以清楚地看到青沪公路上的汽车、行人，听到车辆的噪音和喇叭声。

那天晚上从10时左右开始直到拂晓，日寇的军车在青沪公路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开始我们认为是敌人调防，待到天蒙蒙亮时，发现青沪公路上各条大路的路口，各座桥梁的桥头，都有敌伪军驻守放哨，哨兵与哨兵之间距离约500米至1000米，能相互目视，还有数辆日军装甲车，在青沪公路上往来巡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顾支队长事先已经得到情报，知道敌人将对我抗日游击区实行了“大扫荡”，见此情况，就意识到敌人要动手了，赶忙带了警卫员诸纪芳和我等，向陆家角镇进发，想和中共青浦县委书记顾德欢等领导同志联系，进一步研究部署反扫荡斗争。当我们向北行进，到达小分泾邱家宅、任家宅时，群众向我们报告，候家宅、杨家庄及凤溪镇等已有大量的敌伪军驻守放哨。

我们从邱家宅、任家宅向东走，后又向北走，过了白马塘桥，到了陆家角镇和凤溪镇之间，边走边了解敌人的情况，据各方面的报告，凤溪镇及陆家角镇周围3～5公里的范围内，各个大的村庄及交通要道都有敌伪军驻守，青沪公路以北抗日游击区内，敌人投入了数千兵力，增设了数十个据点，对我抗日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血腥的屠杀，敌情十分严重，我们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实际上己被多层次包围在自马塘江以东、松塘江以西、凤溪镇以北、陆家角镇以南的地区内。凤溪镇至陆家角镇之间的松塘江上，没有一座桥，在松塘江东岸，离江500米左右的北庄角村、师姑桥、海泉湾等地，也已有敌伪军驻守，轮番出来“扫荡”。我们只能在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转过来，转过去，和敌人周旋。

我们隐蔽在麦田里、油菜沟里、水沟里，敌人从西边来，我们往东边走；敌人从北边来，我们往南边走。我们和敌人转圈子，敌人走到河南边，我们走到河北边；敌人走到河北边，我们又回到了河南边。有时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当地的老百姓思想觉悟很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侦察敌情，送情报，做联络工作，掩护我们的活动，还给我们送饭、送水。在群众的帮助掩护下，我们一次次脱险，来回和敌人周旋了整整一天。

在这一天中，顾支队长多次派人去找部队，找地方工作干部，向他们介绍情况，指示他们要注意开展分散灵活的游击战，能打胜就打，不能打胜就走，要打夜战，打近战，消耗敌人，疲劳敌人。要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利用各种关系，化装、分散、隐蔽，必要时可分散突围，暂时转移，留下少数人枪坚持原地斗争。

当时我们三支队的主力部队一大队一中队许世亨部约100人，在副大队长蔡群帆的率领下，隐蔽在松塘江两岸的麦田、油菜田的田沟里、水沟里、坟墩丛里，这些地形地物都成了我们抗日战士的藏身之处。部队掌握了几条小船，河西敌人来“扫荡”，部队就转移到河东隐蔽；河东敌人来“扫荡”，部队就转移到河西隐蔽。遇到情况紧急时，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故意暴露在敌人面前，把敌伪军的注意力引向和我们部队相反的方向，使部队安全脱险。

但我们不能长此下去，必须组织突围，顾支队长和蔡群帆副大队长研究决定，当晚由蔡副大队长率领许世亨部，向东南突围，冲破青沪公路上的封锁线，去七宝、杜家巷、蒲汇塘江一带开展游击战。在那个地区还有我们一大队三中队的杨国财部和短枪队范守廉部，可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根据顾支队长的分析，敌人经过一个晚上的行军，没有睡觉，接着又是一个白天的反复扫荡，肯定已十分疲劳，估计今天晚上要休息了，要抓住这个时机突围。一大队一中队按照顾支队长、蔡副大队长研究的突围计划和行军路线，走小路，不走大路；有些地方找渡船过河，不走交通要道较大的桥梁；由侦察小分队先行开路。果然在当天晚上，顺利地突破层层包围，到达了路南抗日游击区。

顾支队长率领我们警卫人员小分队原来打算去路北游击区的西部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那天黄昏前，白马塘桥及其附近村庄的敌人哨兵也回到侯家宅据点“休息”去了。于是我们向西行进，走过了自马塘桥，再向南行进，准备去香花桥、陈家桥一带。天黑不久，我们到了三江口西面。驻在三江口东面的敌人发现了我们。那个不算交通要道的三江口，我们没有防备有敌人驻守放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敌人突然以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立即进入麦田、油菜田的沟里隐蔽，弯腰矮步向西快跑。在这紧急关头，原来和我们同行的地方干部、为我们做向导带路的同志，突然不见了。那时天很黑，又不能叫喊，我们找了一会，没有找到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按原来的计划行动。顾支队长当即决定带领我们往北走，走到了三江口和白马塘桥之间的一个小村庄，在村西头一户贫苦农民家里住下。那农民认识顾支队长，也认识我们是顾支队长的警卫员，对我们非常好，热情地请我们喝水吃饭。当时，敌伪军和我们的距离只有几百米。他冒着生命危险，愿意留我们住宿，留我们隐蔽在他的家里，掩护我们，这说明了青浦的老百姓是多么好!老百姓和子弟兵的血肉感情是多么深厚!

我们在这个农民家里休息了一会儿，顾支队长分析了一下敌情，决定继续突围，改道去路南游击区，提出了突围的计划和路线，在这条突围路线上，有几处可能有敌伪军的防守哨兵或巡逻部队，如果遭遇，要坚决把敌人打掉，快跑突围出去，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直至牺牲的准备。顾支队长要我们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包、钱财、钢笔、钟表，包括他哥哥送给他的“康克令”金笔和“西马”怀表，全部埋在老百姓的秧田里。万一我们牺牲了，免得这些东西落入敌人手里。

我们埋好物件，立即出发，先向北走到了白马塘桥，过桥向东，快到松塘江边时，我们找老百姓借了一条摆渡船，找到了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陆××，当我们要他摇船送我们过松塘江时，陆××全身发抖，站在顾支队长面前说：“我……我……害怕，我……我不干了。”在大敌当前，情况十分严重的时刻，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出现个别贪生怕死的动摇分子，是不奇怪的。顾支队长心平气和，但很严肃地对他说：“你害怕，不愿干了，可以回家去。但希望你不要做对不起抗日游击队的事，也不要做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国家的事，干坏事是没有好结果的。”陆××就这样低着头走了。

顾支队长要我们另找摇船摆渡的人，我们很快地找到了一个老百姓，他是抗日自卫队的积极分子，他很爽快，很坚定，安排了一下自己的家庭，就和我们一起上船，为我们摇船摆渡。在渡江出发前，我们作了战斗准备，如果在我们上岸的地点或附近，有敌伪军驻守的哨兵，就打掉哨兵登岸。结果却很顺利，上岸的地方没有发现敌人。

渡过松塘江后，我们向南行进。按我们的突围路线，必须经过陆家角镇东面200米的海泉桥，白天我们了解到那里很可能有敌伪军的哨兵。在走到离桥约150米左右时，夜色朦胧中，果然看到桥的南面有2个象哨兵的身影，从高低大小看象人；从所在方位看，也正是敌人站岗放哨的位置。顾支队长决定：打掉敌人哨兵冲过去。当时我年纪轻，个子矮小，目标小，便于隐蔽接近敌人，顾支队长要我打先锋，打掉敌人，冲过桥去，他和诸纪芳同志随后跟上。我们3人各有一支20响的德国造驳壳枪，每人有两只可装20发子弹的长梭子，有一只可装10发子弹的短梭子，顾支队长身上还有一支德国制造的毛瑟手枪。顾支队长和诸纪芳同志各人抽出一只长梭子给我，以增加我连续战斗的能力，如敌人顽抗反击，要我用火力压住敌人，不让敌人前进。如不是敌人哨兵，要我在桥上跺跺脚，扬扬手，他们随即快跑过桥。

顾支队长下达任务后，我立即手持驳壳枪，弯了腰，矮步快跑，搜索前进。当接近海泉桥时，才看清那两个远看象是哨兵的“人”，实际上是老百姓打水的牛车栅塌掉后留下的两根柱子。清楚后，迅速冲到桥上，跺跺脚，扬扬手，招呼顾支队长和诸纪芳同志上来。顺利过桥后，我们迅速向东行进，到了海湾桥。我们原来估计海湾桥可能有敌人驻防，准备打掉哨兵，强冲过去，谁知竟也一个不见，正如顾支队长分析，敌伪军晚上行军，白天轮番“扫荡”，今夜都“休息”了。我们走在海湾桥上，隔一条河，可以看到敌人占据的海泉湾村。我们迅速跑过了海泉湾桥，快步向东南方向行进，约10分钟，到了曹家宅，刚走进村庄，就听到了海泉湾村传来的村犬狂叫声，驻在海泉湾村的敌伪军出来追击我们了。我们在曹家宅迅速找到了带路的向导，走田间小路，走麦田、油菜田的田沟，向青沪公路进发。我们离开曹家宅不到5分钟，追击我们的敌人已进入了曹家宅。敌人砰砰嘭嘭的敲门声，哇啦哇啦的喊声，在我们身后不断传来，还有敌人打手电筒的道道白光，不停地在夜空乱舞。

我们在老百姓的帮助和掩护下，绕过青沪公路上敌人的岗哨，越过封锁线，向青沪公路以南的七宝镇、杜家巷镇和蒲汇塘之间的抗日游击区进发，顺利地和短枪队范守廉部取得了联系，和在那个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取得了联系，在那里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

历经艰险，我们终于在敌人的大“扫荡”、大屠杀中突围成功了。

从1939年春至1940年夏，一年半时间内，顾复生支队长及其警卫人员小分队先后5次遭到敌伪军的包围袭击，除上述2次外，还有3次的简要情况如下：

（1）1939年5月2日，顾支队长带领警卫人员宿营于风溪镇北面的古思浜村，突然遭到敌人三面包围袭击，北路敌人约100人，从黄渡镇据点出发，行进到了范家坟村，距离我们的宿营地约200米，西路敌人约100人，从青浦县城出发，行进到了庵江桥，距离我们约300米；南路敌人也约100人，从上海及徐泾镇的据点出发，行进到了聚龙桥以北地区，距离我们约100米。古思浜村东面是一条河，即周泾江，河上没有桥。

敌人在拂晓前，从三面向我们冲扑过来，情况十分紧急。那天早晨正巧大雾弥漫，在20米以外就看不到任何东西，在大雾的掩护下，在群众的积极帮助下，顾支队长带领警卫员诸纪芳、徐小毛和我等人找了一条小船，由一名抗日自卫队队员帮助我们摇船摆渡，越过聚龙桥向南突围，没有打一枪一弹，突围成功了。敌人扑了个空，恼羞成怒，焚烧了顾复生支队长经常住宿的康家宅、许家宅的数十间房屋，枪杀了范守仁等几位无辜的农民。

古思浜村及其周围各村，是青东抗日游击区的主要根据地，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就有很多人参加了党领导的农民协会，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斗争，不少子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三支队，如康则焘、范守廉、金步泉、陆新渠、诸纪芳、徐友基、徐华明、沈雅娟、许鞠仁、王正芳、顾涤新(王、顾两人原是凤溪镇人，逃难在古思浜，在古思浜村参加了顾复生部队)等等，我也是其中之一。康则焘、范守廉、金步泉、陆新渠等同志在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先后壮烈牺牲。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中共古思浜党支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始终高举党的旗帜，在艰苦、困难、复杂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坚持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斗争，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2）1939年12月的一天，顾支队长带领我们宿营于凤溪镇东南横泾江的孙家宅，敌人分兵两路，于拂晓前向我宿营地包围袭击，一路敌人约100人，从青浦县城出发，行进到孙家宅南面的北庄家角，距离我们的宿营地约200米；一路敌人从上海、徐泾出发，也有100人左右，行进到孙家宅北面的陈塘江，距离我们约400米左右。我们得到情报后，趁拂晓前光线暗淡，发挥我们对道路地形熟悉的优势，在群众掩护下，迅速越过孙家宅屋后临时架设的独木桥。这座独木桥本是孙家耕种田地的专用桥，他家的部分田地在横泾江的北边，为了便于从河南到河北，农忙时就临时架座独木桥，用后就拆掉。在日本侵略军十分详细的军用地图上是找不到这座独木桥的。敌人从孙家宅的前面即南面扑过来时，我们已从房屋的后面悄悄地转移了。我们走过独木桥后，即向东北方向前进，走了约100米左右，老百姓向我们报告，陈塘江北岸已有敌人，于是我们转向东南方向前进，就这样，顺利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1940年夏，顾支队长带领警卫人员小分队及短枪队范守廉、金步泉部宿营于杜家巷以南、蒲汇塘江以北的一个村子，敌人又分兵两路，在拂晓前向我们宿营地包围袭击。东路敌人从七宝镇据点出发，从东南方向对我们包围；西路敌人从杜家巷据点出发，从西北方向对我们包围。敌人用机枪、步枪、掷弹筒开路，搜索前进。机枪、步枪的子弹和掷弹筒的小炮弹，在我们头顶上“呼呼”地飞过，或在我们周围“啪啪”落地。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顾支队长很镇静，他要求我们抓紧天还未亮的有利时机迅速突围，短枪队范守廉部向东突围，把敌人的火力、兵力、注意力引向东面，顾支队长率领警卫人员诸纪芳和我等向西突围。那时油菜、麦子已长得很高了，我们在麦田和油菜田的田沟里迅速奔走，从敌人身旁冲出了敌人包围。

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顾复生支队长带领我们5次胜利突围，坚持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敌人曾千方百计，多次重金悬赏捉拿顾支队长，但他们的阴谋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当年，顾支队长身边有4个贴身警卫员，他们的名字是：范守廉、诸纪芳、康志荣、徐小毛。

范守廉，后任中队长。1941年3月，在淀山湖谢石关战斗中，范守廉中队8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诸纪芳，解放后在家乡务农，1963年当选为青浦县人大代表。

康志荣，参加新四军，曾担任谭震林等领导警卫员。解放后任二汽常务副厂长，十堰市委常委，后调任浙江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离休，现居杭州。

徐小毛，1940年日军大屠杀时，未及撤离，被俘，被日寇吊死在青浦观音堂。

记住他们，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