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座落在河南西部巩县（今巩义市）东南50里的偏远山区涉村，顾名思义，它是一个过了河才能到达的美丽村庄。1922年，中原大地处在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的母亲为逃避战乱，躲藏到荒山野岭，在我家的前坡地于9月1日（农历七月初十）生下了我。因在荒乱年代，出生在野地里，爷爷、奶奶和父母就给我起名“地生”。上学后也曾用过“迪生”。以后改名建国，逃荒时用过康敬斋。直到1945年参加八路军后，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而改名为康建平。

由于我是家里的独苗，家里送我读了一年多的私塾。1939年春天，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到孝义遗爱中学求学，可是我连一个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只好退到小学，由于我的年龄大，一讲就会，一听就懂。到秋期，插班到五年级下学期。在这里我结识了我的班主任老师梁西杰，他是老师也像兄长，30岁上下，不论白天黑夜都和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说，亲热得很。梁老师也是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1941年春，梁老师根据党组织安排去了延安。1941年夏季，我考上了西迁来到巩县的“开封大河中学和巩县新新联合中学”。1942年日本加大对巩县轰炸，学校停办，我又回到了家乡。

1943年春，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去陕西逃荒，实际上我想的是我的梁老师在延安，我要去找他。我和翟德庆、康如意以逃荒名义离开家庭，步行100多里，跑到了洛阳火车站，扒火车到了西安。在这里，翟德庆到咸阳找到她姑姑不走了，康如意找到康老五，也有了落脚地。我想去延安，却没一点门路，听当地人讲，别说去延安了，连北潼关都没人敢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康老五介绍我到一家点心铺当学徒，由于受不了当学徒的凌辱，只干了一天，我认为这不是我呆的地方，又去找康老五，他又帮我介绍到城南一家麻袋厂当了工人。到了冬天，由于我归心似箭，便回到了家乡。1944年的春节前，我独自一人又去了陕西，在周至县当了近一年的工人后又回到老家。经过两次陕西逃荒，我开阔了眼界，增加了闯劲，也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

1944年春，小麦已出齐了穗，有一天早晨，我正在凹顶地里，忽然听到了机关枪响声，因我所在的位置较高，与敌人枪声的直接距离较近，听得特别清。很快就听到传言说日本人来了，有一队日本兵和汉奸队趁黑夜从蟠龙尖西侧的五当沟偷袭过来，敌人用机枪漫无目的乱射一气，一则制造紧张气氛，二则恐吓山区的老百姓。如入无人之境的鬼子兵，从姜沟很快就到达涉村。

日本鬼子在涉村奸淫烧杀之后，向西南方向窜去了。没有几天，巩县逃亡政府也逃到了涉村，最后驻在申沟。日本鬼子的维持会很快也把狗腿子派到涉村来，我们涉村成了唐僧肉，谁想吃就来吃，都向涉村人伸手要钱、要粮，不给不行。我记得有一件怪事，地处山区的涉村交通不便，连一寸马路都没有，但维持会竟派人向东涉村要40辆大马车。这明明是在敲诈勒索老百姓。

遭受连年灾害的豫西老百姓，又遇到了日本鬼子的掠夺。挣扎在兵荒马乱、水深火热之中的豫西人民，眼看活不下去了，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个救星共产党。1944年八九月份，皮定钧司令率领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挺进豫西，很快就到达了涉村，皮司令率八路军打了第一次大仗，就是攻打日本鬼子在登封修建的飞机场。解放了近万名民工，声震豫西。

日本鬼子为了打通平汉线，长驱直入占领了豫西。但他们尚未站稳脚跟，八路军就立即到来，很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受苦受难的广大豫西老百姓过去想抗日没人领导，现在共产党八路军来了，组织人民群众起来抗日，老百姓热烈拥护并积极参加。

为了抗日，老百姓很快就行动起来，组成了农民协会，组建了民兵。青壮年有的是基干民兵，有的是联防队员，目的就是保护自己和打日本鬼子。我既是农会会员，又是基干民兵和联防队员。

1944年的山区涉村，中学生还是屈指可数的，县农会主席刘天若早就看上我了。几乎天天都要找我谈话，讲解抗战等许多革命道理，讲解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时间长了。就动员我离开家，去当八路军。还说拿枪打鬼子的是八路军，在地方上领导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日的也是八路军。穿军装的是八路军，搞地方工作，不穿军装的也是八路军，都是抗日的。说来说去就是动员我离开家，到抗日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他鼓励我有文化，又闯过陕西，干啥都能干好。说也凑巧，就在那时，我仰慕已久、梦寐以求盼望见到的梁老师，也随皮司令的部队来到了我们涉村的浅井村。我和不少原来的老同学都去拜访了我们心中敬爱的梁老师。他身穿八路军军装，在司令部工作，还是那样平易近人，他现在用名梁西俊。1946年春天，在中原一纵队司令部驻地光山县泼陂河镇，又去拜访了一次梁老师，这是第二次见面。六月中原突围后他西我东再没见过面。

1943年我去陕西逃荒，就是奔着寻找梁老师才去的，虽然没见上面，但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我的老师。现在他到了我眼前，已经是一个老八路了，我还能犹豫吗？再加上刘天若同志积极热情的动员和鼓励，我就下定决心，参加革命抗日。在我入党后，县委决定为扩大以涉村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巩县、登封、密县三县交界的边缘地区成立一个联合区。巩县以后叫它七区，要我负责带领几名同志前去做开辟工作。并且让我戴着区长的帽子去干，我胆怯，一时接受不了，因为当时还很年轻，怕担不起责任，刘天若就让我以负责人和副区长的名义走上战场。我带领李银山和翟德州等人直奔前线，去开辟巩、登、密联合区，先由刘天若陪同，到东边五指岭南边的塔水磨深山区位家窑，开始工作。

这个地方山高水深，居民少。东边是密县，南边是登封，西边是抗日根据地巩县涉村。开辟联合区的工作主要是扩大解放区，巩固根据地。在边缘地区和敌人争夺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敌人靠枪杆子压迫老百姓顺从，我们靠宣传抗日道理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让广大群众提高觉悟认清是非，自觉组织起来，保护自己。我们经过访贫问苦，很快把民兵组织起来了，为保护自己而加强训练。

既是参加了抗战，就不可能没有火药味，我们要消灭敌人，敌人也不会坐以待毙，我们南边就是日寇的“热线”，鬼子从郑州去登封县城必须经过玉台，因此这里也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依靠土圩子驻扎着100多名日伪军把守。我们联合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玉台敌人很快便闻到了气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当敌人探知我们只有几个年轻人和几只短枪（实际我们只有一只缺把手枪），也没有八路军掩护，就于1945年4月底，在我们开展工作将近一个月的一天早晨，趁天还没亮，倾巢出动，偷摸到塔水磨几个山头，乒乒乓乓乱打起来。我们的民兵立即给敌人予以回击。基干民兵位法来，土生土长，地形最熟，他摸到敌人后边大南坪，接连甩出几颗手榴弹。山区灰蒙蒙的早晨，深山峡谷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吓得敌人胆战心惊，晕头转向，不知是大炮还是手榴弹，顿时乱了阵脚，魂不守舍，军心动摇。荥密支队的程子川，从五指岭下山，他一听到山下枪声乱响，就断定有情况，立即在天蒙蒙亮的高山上带有窟窿眼的冲锋枪打了几梭子弹，这下敌人可真乱套了，认为八路军不仅有机关枪还有炮，而且援兵也到了，撒腿就往回跑，争先恐后，只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两条腿，恐怕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民兵们的冷枪，吓得敌人跑的更快。这次塔水磨战斗，敌人牵走老百姓一头驴和四头牛，打死一个起早赶路的村民。

玉台的敌人来犯，引起了我八路军领导的重视。玉台敌人并不可怕，但它处在郑登公路上，又扼守在南边箕山根据地和北边嵩山根据地的联系通道上，不拔掉它，会影响我两根据地的联系。玉台敌人敢于找上门来，我们拿掉他，易如反掌。

1945年5月，我八路军用土坦克几炮就攻克了玉台寨。在敌强我弱不能固守的情况下，我组织带领根据地民兵和民工及当地群众，扒掉了玉台寨墙。这里还发生一段小插曲，由于山区民兵和当地群众组织不严密，在施工中砸伤了玉台寨内一名民工的腿，听说由于战乱，无钱医治，最后死亡。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照顾。

联合区是在对敌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我八路军拔掉玉台敌人据点后，工作重点逐步向西转移，从塔水磨到玉台以西的芦店，唐庄以北的大片地区，都是我们的开辟区。那时我们的人员太少，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屡遭敌人袭扰。有一次我带领数名区干队员下到磨沟村，正在组织群众开会，村中的坏人看到我们只有几个没带武器的年轻人，就跑到离村不远的纸坊寨给敌人报信。敌人随即出动上百人，兵分两路，向我们所在的磨沟村包围过来。正当敌人向村边运动时，被我们设在村外高地上的暗哨发现，并打个正着。当把敌人撂倒几个之后，我们发觉情况危急，立即转移撤退。我们在激烈的枪战中安全撤离，敌人还想再追我们，发现我们后边半山腰还有火力点，不敢再追，我们全部工作人员经过激烈战斗后，安全回到山上。这次敌人快速派出武装人员，其目的就是要抓我们几个没武器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反被我们打死打伤了好几个。敌人死不甘心，因为我们的抗日工作已做到他们的鼻子底下了，对他们威胁太大了，他们也知道，说不定哪一天会端掉他们的老窝。

上级领导根据形势发展，为了巩固涉村根据地，派出民兵支援我们，在林台山天心凹站岗放哨。我们抗日力量日益壮大，日伪军惶恐不安，狗急就要跳墙。1945年五六月间，纸坊寨和唐庄镇之敌，联合出动，趁黑夜摸到了天心凹制高点，偷袭了我们站岗放哨的民兵。经过激烈的战斗拼搏，终因敌众我寡，4名抗战英雄壮烈牺牲，这就是当地有名的林台山天心凹战斗。

随着抗战队伍的发展壮大，联合区从东边的塔水磨开始，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锻炼及考验，已经站稳了脚跟。县领导为了巩固和加强联合区的力量，又给增派了一位年龄较大的正区长吴少孔（也叫吴永道、吴践理，曾当过涉村完小校长），还有朱贵和韩长杰，于1945年7月，在南山窑粮坑正式宣布联合区成立。我被宣布为副区长，又加派20多人的区干队，队长叫许朝州。

联合区正式宣布成立，又加强了力量，这对我们原来的几个人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积极性更高，干劲更大了。纸坊寨有个土圩子，是我们南下发展的绊脚石，它影响着唐庄以北，三官庙以南的磨沟、龙邑、杨庄等地工作的开展，是我们联合区的最大障碍。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县领导后，县独立团副团长徐子强下决心打掉它。经过侦查准备，瞅准时机，先是包围，跟着几炮就把不禁打的乌合之众给消灭了。打掉纸坊寨，我们的工作就由郭庄、三官庙向南直到杨庄，这给登封城的鬼子和汉奸以很大的震慑，登封头号大汉奸刘光华的家也被我们查抄。

刘光华坐立不安，不甘失败。为了给唐庄伪军撑腰壮胆，他亲自带领县城伪军向新解放区反扑，梦想夺回他的地盘，巩固日伪军的统治势力，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当汉奸。

1945年7月底的一天早上，天不亮敌人就分两路摸黑向窖粮坑偷袭过来，东边一路从搬倒井摸到康家沟北面的放牛岭山顶上，西边一路，从马头崖偷摸上来到窖粮坑南边的山上，刘光华亲自到搬倒井西边的崖头上指挥。这是一次上千人的偷袭，他以为稳操胜券。当东西两路敌人都爬到山顶上时，就胡乱打起枪来，既能遥相呼应，又可以吓唬老百姓，为他们自己壮胆。当敌人枪响以后，我区干队和民兵都占领了重要位置进行还击，使敌人不敢冒然前进。当时正驻扎在涉村南边陵沟村的县独立团，听到南山枪声大作，就判定有紧急情况。徐志强副团长立即带部队抄近路，扛着机枪，驮着大炮赶到南山。陵沟到窖粮坑，比涉村近得多，再说涉村也没救兵，独立团赶到得非常及时，让敌人始料不及。刘光华本想以他众多的兵力打一个刚刚成立的联合区是小菜一碟，却没料到碰上了硬钉子。独立团到达韩谷堆后，找好了位置，架好了机枪和大炮，等待时机。由李清带领基干民兵顽强抵抗着西路的敌人，东路放牛岭的敌人人多势众，听到区干队和民兵的枪声越来越稀时，就大呼小叫着要抓活的，漫山遍野扑下山来，向村边涌进。正当敌人得意忘形奔跑时，独立团的机关枪响了，跑在前面的大批敌人倒下，敌人慌了神，扭头就往回跑。这时，独立团的大炮又在敌人后边的指挥所开了花，敌人前后挨打，顿时混乱不堪，溃不成军，丢下不少尸体，调头狼狈地逃窜了。窖粮坑下村很多家门板都被敌军抬尸体和伤员给摘走了，在搬倒井南崖上指挥的刘光华，看到非死即伤的残兵败将，也无可奈何地悄悄败走，灰溜溜地败退到登封县城去了。

自从敌人遭到这次数十人伤亡之后，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敌人不敢出来，我们就立刻下山，抗日斗争的宣传发动工作做到了唐庄镇跟前，专等收复唐庄了。

全国的抗战斗争形势不断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党提出了三个月猛战，登封县城被八路军攻克，唐庄镇就被我们解放了，联合区进驻了唐庄大社，被称为登封抗日第六区公所，发有长方形印章一枚。日本鬼子投降后，汉奸队、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国军部队，抗日时期逃跑得无形无踪的国民党中央军也不知羞耻地回来了。

在进驻唐庄以后不久，我就发起了高烧，昏迷不醒，以后怎样回到羊角沟，我全然不知。听家人说，区上派人用担架把我送到窖粮坑，又有人说，我亲戚就在山那边的羊角沟，就用担架把我直接送到羊角沟亲戚家。等我一星期后醒来，家人告诉我“变天了”。说我在昏迷几天后的夜里，大路上过了一夜队伍。几天后，听说八路军走了，国民党清乡团又回来了，现在涉村到处抓人、打人和杀人。抗战时期的涉村，到处春光明媚，日本投降了，却变得乌云遮天，杀气腾腾。我必须离开羊角沟，找八路军队伍去。这时老同学翟文学找来了，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说农会主席李治中也没走成，敌人正在抓他。就这样我们三个没有多少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孤独无援的三个难兄难弟，好不容易地见了面，共同商量和研究了当前形势和应对之策，认为决不能再躲来躲去分散隐蔽，这不是办法，是坐以待毙。要想办法走出涉村，寻找部队去。但怎样走，朝哪个方向走？最后确定向东走。但如何走，托人办了个假路条，扮作小贩和一行往东到新郑担油卖棉花的一起。就这样，我们三个开始了寻找部队的艰难行程。

我们三人随同一群小贩从巩县涉村出发，闯过了几道关卡，走登封、过密县到了新郑，可是到哪里去找部队？听说黄河北有八路军，我们到了郑州，可是郑州到处都是中央军，根本过不了黄河。只好又折回来向南，过新郑经长葛直奔许昌。在许昌和南阳一带的同行拉上了关系。听他们说南阳一带中央军和八路军在打仗，就和这一拨同行奔南阳“做生意”去。在保安、独树渡过险关，过方城就是唐河了。这时一起的小贩都到了家，只剩下一位同路人，我们继续南下，到了湖北的境内一个叫安居的小集镇。这里秩序井然，市场活跃，买卖很热闹，我们三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绝境，在街上转悠。由于语言不通，衣着打扮与当地人大不一样，当地人警惕地把我们带到一处有高大房子的地方，交给一个像干部模样的人，说抓到三个外乡人，像是中央军探子。干部模样的人把我们领进屋里，问我们从哪里来，是干啥的。我们都站着，因不了解情况，没人敢说话，可当我们抬头看到正面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时，霎时百感交集，连话都说不出一句，抱头痛哭起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爹娘生养了我们，却保护不了我们，无奈之下才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远走天涯，寻找共产党毛主席，现在我们见到毛主席了，能不高兴吗？我们泣不成声，弄得接待我们的同志也莫名其妙，他觉得这不像是坏人，一定会有什么原因。赶紧自我介绍：“我是区政府的康秘书，你们有啥事，慢慢讲来，我能帮助你们。”我们像被丢掉后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一样痛哭不止，越哭越恸，几乎把几个月来所受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也不知哭了多长时间，还是老中哥（李治中）说话了：“我们是豫西掉队的八路军，是皮定钧司令的人。”听到我们是八路军后，康秘书又端茶，又要给我们安排饭，并安慰我们不要哭了，这里是新四军的根据地，你们到这就是到家了。我们请求他尽快帮我们去寻找部队。他经过请示联系后，派人领我们去到大洪山军区，后又经过江汉军区被介绍到中原军区一纵队教导团。在这里，见到了很多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如县委书记苑春芳，县农会主席刘天若和他的妻子陈淑贞。在纵队部，也见到了我尊敬的梁西俊老师，他是纵队供给部的领导。

解放战争中，我随部队参加“中原突围”，转战安徽、苏北、山东，又进军西北，参加过涟水战役、莱芜战役、济南战役、孟良崮战役，参加过解放临汾和太原的战斗。

1949年12月，我由宝鸡离开部队到河南省民政厅报到，参与创办“河南省革命荣誉军人学校”，后又转到位于开封的“省行政干校”工作，1959年又到鹤壁，先后在卫校、市政府工作。“十年动乱”后，我在市工商局、财贸干校，直到1984年离休。

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他个人的能力大小，而在于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些什么？是碌碌无为的一生，还是殚精竭虑，努力奉献。参加革命参加党，就意味着要忘掉一切，一心为公，要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曾为抗日战争拼过命，为解放战争流过血，为催生新中国的诞生立过功，也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倾尽全力。

回首往事，无论在什么工作中，我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也没给党和国家造成过损失，只憾自己能力有限，没能为党担当大任。直到晚年回忆，我参加革命一生，完成了党交给的无论是单独的或是集体的各项任务，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称号，无愧于党和国家的培养及人民的信任。

（节选自康建平《风云录》，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