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一篇铭文»

——为纪念康克清大姐百年华诞而作

叶梅娟

    深夜静悄悄, 我下意识地取出一袋珍藏已久的资料 。 边翻阅, 边思索……突然两张发黄的稿纸, 一个醒目的标题—«一篇铭文» 映人我的眼帘; 我情不自禁的轻声朗读起来:

    “共和国不会忘记

    ——你以坚强的意志, 无私地为她奉献了一切, 你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党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你以满腔的热情, 全身心地为人民操劳, 建立了震铄古今的功勋。

战友们永远不会忘记

    ——你以博大的胸怀,坚决地维护党的团结,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人民子弟兵永远不会忘记

    ——你以无谓的气概, 英勇地同敌人作斗争, 既是总司令, 又是普通一兵。

    我与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忘记

   ——在我们风雨同舟的岁月里, 我和你同甘共苦, 休戚与共, 你‘革命到底' 的苍劲题词将永远镂刻在我们心中 。”

哦!这是20年前,康大姐于1991年为朱老总l05华诞时所撰。在撰写过程中，大姐真挚动情，周密思考的认真态度，至今使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1991年春，纪念朱老总105华诞，中央和军委决定在朱老总故乡四川省仪陇县树朱德铜像一座，以志永远纪念。铜像基座正面有江泽民同志题词的“朱德元帅”。背面请康克清大姐写几句话。当时，大姐的健康情况已经欠佳，在接到这一任务后，心情激动，非常重视，日夜思考。10多天后，向我谈了一些她的想法。谈到自己即是朱老总的家属，又是朱老总的战士，还特别回忆起她第一次见到朱老总的情景：“1928年秋，万安农军接到上级命令，除留下必要人员外，其余100多名农军战士（其中有7名女战士），一律都随红军上井冈山。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从此我就摆脱了家庭的封建束缚，摆脱了反对派的追捕杀害，也摆脱的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从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跟着红军干革命了。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稍事休息。只听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话：‘朱军长来了。’以前我曾幼稚的认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后来我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现在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与敬仰。我挤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手指的方向远远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进了，才看清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慈祥的神情兼而有之。朱军长给我的第一印象——平易近人。平易的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小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气质和魅力所在。当然更不可能想到后来我们还结成终身伴侣。”

康大姐还表示，“由于我的特殊身份，铭文既要颂扬朱老总的丰功伟绩，又要表达我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更要能激励后人继承伟业，脚踏实地地建设我们的祖国。总之，要情真意切，恰到好处。”她委托我起草初稿。根据大姐的这些意思，我尽力感悟大姐的精神和要求；动笔前，我又读了不少资料，记不清多少天后，才勉力交出初稿，请大姐审阅。接着我俩又多次进行朗读、推敲、修改。有个周六下午，我正准备回家休息，大姐忽然叫住我，要我将原稿带回家，并说：“请你老伴(他是原北京出版社编审)再加审读。”恭敬不如从命，我也照办了。心想大姐真会走群众路线。又过了些日子，她决定召开家庭会议。朱敏、刘铮、刘建、赵力平、朱和平、朱新华等主要成员都参加了。对铭文又一次进行讨论、修改。抄清后，大姐又嘱送儒将魏传统审读。魏老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最后，由康大姐定稿。

谁来书写铭文呢，康大姐决定商请赵朴初老先生挥毫。当我电话联系好后，即将铭文原稿送至赵老府上。赵老的秘书在四合院里 接待了我。当时天气已经很热，烦请赵老费神书写；康大姐再一次嘱咐，要代她向赵老深致诚挚的歉意和衷心的谢忱。赵老很热情，很快圆满的完成了书写任务。不久，铭文即呈军委办公厅。这篇铭文的产生过程，倾注了康大姐对朱老总的无尽思念和缅怀。

四米高的朱德铜像，雄伟的屹立在故土“朱德纪念园”已20 年；两旁的雪松、翠柏郁郁葱葱，日夜陪伴着他老人家。每年参现 “朱德纪念园”、瞻仰朱德铜像、默念铭文的群众，何止千万。铭文的撰稿者康克清、书写者赵朴初均已先后作古。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9月7日是康克清百年华诞。为了纪念革命先烈、为了纪念先行者，特撰此小文。权当心香一瓣，寄托我深深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他们眼里的康克清

苏容

叶梅娟：没人能让康大姐做她不想做的事

今天的叶梅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初，她第一次见到康克清，“康大姐”给她的第一印象至今难忘：“恬淡慈祥的面容，眼神中透出—丝军人所特有的豪爽之气。”

她在康克清的身边做了十多年的秘书，是康克清工作生活的见证者，也是她过往历史的聆听者。她曾驻足赣江边，想象多年前那个小女婴在渔船上的诞生；也曾深入井冈山，寻找当年康克清跟随红军上山的足迹；她甚至找到了1929年朱德和康克清结婚的地点——福建省长汀县。

那时，红军刚刚打下长汀，康克清所在的妇女组进城后就住在军部附近。红四军军长朱德因妻子伍若兰的牺牲正陷入痛苦中，一位同志就给朱德介绍康克淸，43岁的朱德早就注意到这位“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有前途”的女同志，诚恳地向她求婚。17岁的女孩子沉吟不语，两人的年龄、水平、地位相差这么大，怎么能行?他理解她的感受，开始讲起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经历，那缓慢沉着的语调让她听入了迷。她的心就这样活动了。后来，朱德说：“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可以吗?”

她没有拒绝。

他们很快结婚了，在结婚当晚，康克淸对朱德说：“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希望你在生活上不要指望我很多。

朱德的回答是：“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

康克清一生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没人能强迫她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她是“望郎媳”，收养她的这家人并没有因为她的到来生下儿子，康克清也就顺理成章成了这家的养女。那年奶奶要给她包小脚，因为“大脚妹子嫁不出去”，她坚决不肯。晚上奶奶使劲把粗布条缠在她的脚上，刚一离开，她就用剪子把布条给剪开，并且扬言要是包脚，“家里的水不挑，柴不打”。反复数次，奶奶只好妥协！

15岁那年，康克清当上了共青团员，养父怕敌人把她捉去，不再同意她参加革命，计划着一顶花轿给她送走了事。偏偏媒人送彩礼的时候被康克清碰上了，她把彩礼扔了一地：“如果你们要这 样强迫我，恐怕到时有人上轿，却没人下轿。”

康克清带过兵，打过仗，还有一手好枪法。朱德很以她自豪，—生对她感情不减，而她对朱德的感情也与日俱増。朱德54岁大寿的时候，她给朱德写信说：“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 你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宇里行间，洋溢着崇敬和热爱。

他们共同走过了 48个春秋，在叶梅娟的记忆里，康克清有一句对自己婚姻的总结：“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貼和爱情 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 ‘美满姻缘’了。

刘建：奶奶一辈子维护妇女权益

康克清一生没有生育，却在家里养大了十几个孩子。

朱德兄弟姐妹多，当年是全家人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才有了他后来的人生，朱德知恩图报，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允许亲属来京享受革命，却安排了他们各送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长大报效祖国。

刘建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他是朱德的外孙，朱敏的大儿子。媒体对康克清的报道很多，他认为最能概括奶奶的是这样四句话：“她在革命斗争中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在同辈人眼中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姐；在晚辈们的心中她是一位有着拳拳爱心的慈母和慈祖母；她作为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在充当事业和家庭两种角色都尽心尽力，当之无愧。”

十几个孩子的生活费用全部由爷爷奶奶承担，奶奶没有任何怨言，甚至没有跟爷爷提过要把自己的亲属带到北京，她一心一意抚养朱德的后人。

奶奶对所有的孩子都一碗水端平，衣服是大的穿完给小的，小的穿完给更小的；吃饭为了照顾爷爷的身体开小灶，奶奶则永远和孩子们一起吃大锅菜。每一个孩子四五岁的时候都被要求洗手绢洗袜子，再大点开始洗内衣、洗衣服，还要学缝纫。刘建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穿白袜子，结果怎么搓都洗不干净，奶奶打了他的手板，“因为有约在先。也不是真打，是警告的意思。”

而此生让刘建最为刻骨铭心的是奶奶终身殚精竭虎，为创建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而不懈努力，为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康克清从小就是村里有名的“媳妇王”，是童养媳的“头头”,经常为受欺负的姐妹打抱不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未成年的她就做了区妇女会秘书；延安时期，她积极投身妇女工作，《中国妇女》杂志1939年的创刊，就是在她的关心领导下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主席……身为女性， 她对中国妇女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刘建回忆：奶奶身边女工作人员多，她特别要求我们凡年长者要称阿姨、大姐，年青者称同志。在家中，男孩子不允许穿内衣内裤闲逛，不准随便与女服务员开低级趣味有辱女性人格的玩笑，要求孩子们在家中和单位都要始终如一。

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们陆续离开了中南海，脱离了管教，在外做出些不知轻重的事，爷爷奶奶知道了，经常会严厉批评，甚至禁止他们回家，以示惩罚。奶奶经常告诫我们要遵纪守法，特别指出不能有目无法纪的特权思想。

刘建说，自己弟兄五个，自结婚至今，无一离婚。他的妻子是北大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是属于自由恋爱。奶奶一向提倡恋爱婚姻自由，她很喜欢这个“自立自强”的孙媳妇。因为能从孙媳妇这里了解妇女的健康状况，两人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结婚后，也有不尽人意的时候，两人拌嘴，动了手。奶奶知道了，把我好一顿批评，说：“你不能有封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特别是在这个家里! 我是全国妇联的领导，我要首先维护这个家的妇女权益。”刘建承认，奶奶的批评“震慑作用不小”，以后再不敢动手。

刘建的母亲朱敏生前和康克淸的感情也非常好，“奶奶胸怀宽 广，海纳百川。”

我记忆中的康克清大姐

刘国和

康大姐在用车方要求很严，除了她自己的工作用车外，其他生话用车的次数极少。非她批准，儿孙们是不能随便用车的，有的家属想用车不得不求助于我，基于大姐的用车原则我也很为难，有时也作些妥协，但条件是不得让大姐知道，并利用大姐午休或晚间散步的间隙从侧门出入，尽量做到早去早回。就此事我向大姐建议：对她那上幼儿园的重孙子可否在冬天下大雪、刮大风，夏天下大雨时偶尔照顾一下用车，这不至于滋生特权思想，大姐这才点头认可。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如此，康大姐秘书叶梅娟（正局级）的用车也是要请示的。有一次，叶秘书替大姐看望来京客人后，立即去301医院向住院的大姐作了用车看望客人的汇报。80年代初，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座车需要更新换代，中直管理局有关领导要给她换车，结果被她拒绝了。当时我想，德髙望重的大姐倒不如部长的座车档次高，有些说不过去，但考虑到她拒绝过，不宜重提此事，我就在车上“唠叨”着开导大姐：“别的领导都换了， 部长们也换了，您要是不换的话，原来给您配发的新车还得存放在车库里，等于您多用了一部车，而且换下来的车等着做他用，这是组织上统-安排的，再说，换车总是有道理的，交警也便于指挥，安全系数也高些，您的活动也能得到保证。”大姐听后说：“既然这样，那就听组织安排吧。”我很高兴，随即办好了换车手续。大姐的晚年由于脑溢血留下了后遗症，用上了轮椅，中直管理局决定给她换加长“奔驰230”的进口轿车，车厢空间大，便于大姐上下车前后搀扶照应。考虑到上次换车一度受阻，中直管理局服务处的领导采取了-个比较灵活的办法。事先不让她知道，造成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等大姐从外地返京后，由其它司机用新车从机场接回，如大姐问到我时，就推说我病了。然后由我再向大姐解释。的确， 大姐的病体和肥胖的身躯已不适合原来的座车，工作和生活有诸多不便，对于我们的安排，她也只好勉强同意。

大姐的日常生活很俭朴。正餐虽然也是四菜-汤，但都是量少质粗。每逢节日，大姐都要请身边的工作人员聚餐，这是朱老总留下的传统习惯，但从不铺张，最多加两个菜，如有贵客，菜肴也上不了档次，正如她的-个外孙子所说：“奶奶家的饭还不如我们家的饭好吃。”有一个节日，大姐请全体工作人员聚餐，我有意避开回到自己家里，正当我用餐时，秘书来电话要我赶快过去吃饭，我说快吃完了，秘书对我说你不来不行，吃了也得来，不然大姐会生气的，于是，我又重吃了-顿饭。

我曾经对大姐说：“您的生活太简单了，生活质量应该提高一些，您年纪大了，需要营养，况且您还要工作，不用那么省钱。”她说：“我可不是为了省钱，我的工资够用了。”

 中直管理局服务处的领导非常了解大姐的饮食状况，经常嘱咐我，大姐需要什么及时汇报。在大姐患病期间，他们有时带来甲鱼补养身体，为让大姐真正吃到口中，我和厨师商量将甲鱼分成七八块，每顿饭一块。

大姐从来不会向公家伸手。记得有一次，我领取了大姐在暑假北戴河工作期间的生活补助费，大姐知道后，让秘书将其立即退回，并说：“我的生活已经受到很多照顾，不能再要补助费了。”秘书让我找有关负责同志说明这个情况，并让他们尊重大姐的意见，我的领导出了个主意，让我对大姐说：“补助费是组织上按规定统一安排的，不只是您一个人，如您不收，他们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暑期都结尾了，想退也找不到人。“大姐只好先收下了。

大姐的工作日程安排，从不涉足与自己无关的各类公司名目繁多的活动，尤其作为主宾出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她也从不盲目题词。而对少年儿童成长、妇女事业发展、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则是有请必到，即便座轮椅也坚持到场。她经常提前很多时间到场，我们工作人员劝她，她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在别人后面，这是朱老总常说的一句话，

大姐在身体尚好的情况下坚持到全国妇联机关正常上班，后因身体状况逐渐改成上半天班，但都是午后一点钟回家吃饭，极少有正午前离开机关，我和我的上小学的孩子的饭都是同事事先从食堂买回来。有时，他们外出未回也有遗忘的时候，我就和大姐—起进餐。

对于大姐所负责的某单位需要资金，她从不施加个人影响向国家财政伸手。她认为，每个机关都需要钱，但国家目前并不富裕，需要根据轻重缓急统筹安排的政策来解决，也应该通过有关组织程序来筹集，大姐是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1986年初，大姐作为参加廖仲恺铜像揭幕仪式的中央代表团成员先期到达广州，在前往海南文昌宋庆龄故居参加活动返回海口后，她觉得随员多（秘书、服务员、医生和我共4人)，叫我和北京医院为此行专派的主治医生回京。作为唯一男性，大家以管理行李为由说服她将我留下，大姐主要考虑的是影响。她外出时，除必要的随员外，从不携带家属。她认为：公私应分开，家属不能享受的待遇是不能沾光的。她不喜欢前簇后拥的排场。在广州时就要取消开道的警车，说是招摇过市。大姐的倔脾气是身边工作人员所共知的。按规定，大姐应配有随身警卫员，但她不要，以致在交通或安全上有诸多不便。有一次，大姐去天津参观“三毛”餐厅，又不想麻烦组织，故不让通知中警局及有关方面。在无警车护送的情况下，只好单车前往。当时京通路拥挤不堪，京津两地尚无高速公路，我确实担心交通阻塞怎么办？途中车辆抛锚怎么办？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中途大姐要方便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伹终究还是要尊重大姐的意愿。大姐的出行因为没有警卫员的跟随，的确遇到过一些麻烦，甚至吃过苦头。我也给她讲过要警卫员的必要性，但她不为所动，只对我说了一句：“我不要。”

大姐在外地视察，从不接收馈赠礼品，也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接受。一次，外地某单位托人捎给价值500元的绣品让秘书退了回去。给大姐特供的高档烟酒（当时属紧俏商品），她自己不买，也 不准许其家属和工作人员购买。有一次，我去特供点给大姐买菜， 我向随车秘书建议是否与销售人员商量给我们一人买一瓶，她稍停片刻对他们说“大姐是不准许我们买特供的东西的，春节快到了， 你们能否商量一下卖我们一人一瓶酒，平时我们也不买。”他们感 到我们实话实说，就分外开恩了。

康大姐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许多言行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给了我极大的精神享受，我愿把这种享受形诸文字，让广大的 读者从中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无私品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