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父亲曾多次负伤，其中有两次负重伤。他在养伤期间，还发生过一些小故事。

左脚负重伤，养伤期间宣传共产主义

父亲第一次负重伤是在1937年8月份。在上海对日作战中，他左脚负重伤，回家养伤一个多月。一些邻居和亲友常来看望他，他多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例如，当年三伯父康贤农因患急性黄胆肝炎，无钱医治，卖掉了四兄弟合占的唯一一坵田。我母亲为此与三伯母吵架，邻居们和几位亲友都来劝架。父亲借机调解说：“田卖了是小事，人得救了是大事。你们不用担心无田种，将来的天下是我们穷人的天下，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家家分土地，人人都会有田种。”他一席话说得在场人都哈哈大笑，我母亲和三伯母也不再争吵了。

再次回乡养伤，为村民写抗日救国对联

第二次负重伤是1938年在湖北省汉口一次对日寇作战中，他腰部负重伤，还坚持指挥和参加战斗，后来昏死过去。战友们用死尸将他掩盖起来，待战斗结束后，再将他从死尸堆中扒出来，送到部队医院急救，才捡回一条命。上级命令他回家养伤，他带领勤务班长廖道明回家养伤一个半月。

他利用养伤的机会，常常带领廖班长到家乡各村庄去看望乡亲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曾经在本家祠堂里亲自写了几副抗日救国的对联，其中最长的一副是：“国难临头，不怕枪林弹雨，方能挽救；仇敌在眼，莫畏水深火热，定可驱逐。”还有几副较短的，其中两副是：“救国不论老和少；抗日无分女与男。”“爱国救亡家家有责；抗日杀敌人人争先。”他用这些对联教育全家，鼓励全村父老乡亲为抗日出力，抒发自己抗日爱国、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留下的这些爱国救国名言，在本村八九十岁的老人中至今还有人都能背诵，影响很深远。

据廖班长介绍，他爱兵如子，待兵如兄弟。他常常深夜査岗哨、査宿舍，关心战士的冷暖，给战士盖被添衣。他常常找官兵谈心，了解其家庭和本人的情况.。他曾经给不少战士家里寄过钱，帮助解决燃眉之急。有的战士不会写信，他自己亲自代笔或请文书代笔，给战士写信、寄信回家，他还代出邮费。

他训练部队要求很严，常常以身作则，带头苦练作战过硬本领， 官兵们都愿意听从他的指挥。

带伤重返前线，壮烈为国捐躯

父亲的腰伤还没有痊愈，但抗日前线战事紧急，他决定停止养伤， 抱着为国捐躯的决心向部队领导请缨，要求重返前线。我母亲哭着劝他养好伤再回部队，他拒绝说：“日寇太猖狂了，我再不回部队，难道让小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来，甘当亡国奴吗？”临行前，他对全家人说：“我这次回部队，马上就要上前线。如果我战死了，你们不要哭，好好把小孩们养大成人，要努力生产，继续支援前线打日本鬼子，我们的抗战一定会胜利的。”告别家人，走到家门口左侧老屋坝小石桥边，连放两枪，意思是告诫地方上别有用心的人：我的武器带走了，不要找我家人的麻烦!就这样，他带着伤带领廖班长提前赶回原部队上前线去了。

父亲所在部队领导见他忠心报国、作战勇敢且带兵有方，将他由连长提升为副营长，缺营长。他回部队不久，立即率领所部一个营投入抗日战争。1939年12月15日，在湖北省通城县大沙坪对日作战中，日寇集中兵力来势凶狠，天上有飞机轮番轰炸，地上用大炮阵阵攻击。他在这次对日战斗中，按照上级的战略部署做好全营的具体战斗部署后，率领全营官兵，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35岁。事后，他所在部队报经上级批准，将他晋升为营长，确定为抗日革命烈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政府后勤部先后给其家属发放了《阵亡证》、《抚恤令》和《荣哀状》，并规定给其家属定期发放抚恤金，将其子女由政府抚养到18岁。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革命烈士政策，给父亲补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其抗日的壮烈事迹，被1992年出版的《零陵县志》收入第29篇“人物传”和“英名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