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老谈起76年前离开家乡，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过程，印象最深、最真切的是家乡洁白的月光。日军入侵土默特平原后，年少的康桂英（当时的康军，还是一名叫桂英的蒙古族女孩儿）下定了抗日的决心。在早年参加革命的大哥康根成和二哥康福成（贾力更）的影响下，决意奔赴延安抗日救国。“那天晚上月亮地儿白白的，父亲就送我，远远儿的站着看我走，不作声。”193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只有15岁的蒙古族姑娘一步一步走出了父亲的视线，走出了家乡的月光。

“从察素齐把什村到延安，1000多里路，全靠步行。其中还要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岗哨。我和同伴绕过碉堡，穿过铁路，天快黑时，在一个叫七七（赵戈锐）的贫苦农民家中住了下来。第二天天亮，我们起身往小果树村方向走。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的韩志宽护送着我们到了黄河。冬天的黄河，冰结得又厚又硬，踩着冰往前走，每走一步，脚底下直打滑，记不得摔了多少跤。过了黄河，遇到国民党士兵的盘查，韩志宽同志带有证件说要去西安，这才放我们通行。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次延安之行还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背景。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于1939年初指示中共绥远省委：选送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参加抗战。从1939年夏天开始，先后有100多名蒙古族青年陆续来到延安。”正是在这条奔赴延安抗日的路上，1941年春天，她的二哥贾力更为了护送大青山抗日军政干部、青年，在激战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4岁。得知亲人牺牲消息时，康军正在另一个不见硝烟却同样凶险的抗日战场上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与蒙古族人民并肩抗日的陕北红军

“从1940年4月起，我开始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特别二班学习。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始建于1939年7月，是毛主席为党培养妇女干部而倡议创办的唯一一所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女大从1939年7月创办到1941年8月结束，短短两年多时间培养了1000多名女干部。指导员桑柯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潘静。”九旬的康老对在延安这一阶段发生的事情记忆特别清晰。

因抗战的需要，康军于1941年秋提前从女大结业，到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到中央机关苏联专家无线电台工作，专门负责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1943年春天，因形势需要，党组织调我到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台工作。在新的岗位上，我深深感到工作的重要和肩负的责任。我们每次上机都集中精力，做到万无一失。”这年春天康军的工作有了变动，个人生活也有了很大变化：她的终生伴侣走进了她的生活。

于占彪于1942年底从艰苦坚守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后期因突患急病，在延安中央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出院养病中，中央军委、西北局安排他到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四支部学习。康军回忆这段革命情缘：“经同乡云曙碧介绍，我结识了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的于占彪。云曙碧对于占彪的情况介绍的很详细。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彼此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于占彪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开展蒙古民族工作，他从心底喜欢这个豪爽、诚实的民族。当见到已经成长为抗日战士的美丽蒙古族姑娘潘静后，一直东征西战的抗日勇士认定了此生的伴侣。当时的革命婚姻都需要双方组织批准。他们的婚姻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很快就举行了婚礼。婚礼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乌兰夫主持婚礼。这对革命伉俪相知相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于占彪是陕西省旬邑县人，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担任刘志丹的警卫排长，随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同志率领的工农红军转战陕甘地区。后历任26军2团连长、营长，15军团78师2团营长，第28军251团团长。参加过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及红军东征、援西征战役。他英勇善战，抗大毕业后被派往抗战第一线的绥蒙区工作。1938年4月，担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部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副司令。1938年5月，为建立一条由陕甘宁边区经伊克昭盟、乌拉山到达外蒙古的国际交通线，上级党组织指示绥蒙工委军事部长于占彪到中滩发展党员，成立抗日民主政权。

后来，于占彪促成了当时引起全国及国际关注的“蒙古族抗日三女王”即内蒙古西部地区三个不同蒙旗王爷的福晋(夫人)奇峻山、奇俊峰、额仁庆达赖先后投身抗日。于占彪不仅善于开展蒙古族上层人士的工作，他为了联合国民党驻军、蒙旗地方武装共同抗日，开展了诸多有效的工作。

1940年6月，经中央军委任命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司令员。1941年2月，任绥察军区副司令。1941年3月将雁北地区划归晋西北，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改称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出任区委常委、武装部部长兼绥察军区副司令。

（原始素材由姜爱军、陈艳平提供，北方周末报记者武峰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