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康念祥，宣统二年大年三十（1910年2月9日）出生于江西吉安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两个姐姐送给别人当童养媳。康念祥16岁起给地主扛长工，1930年红军到了吉安，康念祥参加了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前夕，他担任了当时党中央“第一把手”博古（秦邦宪）的贴身警卫员，遵义会议时，他担任会议的内部警卫和服务。父亲同战友们一起，随中央红军历经艰难险阻，行程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到陕北后，被送进红军大学学习，从1935年12月到1940年，在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1940年5月，他告别了延安，告别了抗大，告别了首长和同志们，告别了淳朴的陕北父老乡亲，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当时李先念在豫鄂挺进纵队任总司令，挺进纵队拥有两个支队另7个团的队伍，敌后游击战争一片火热，在这里父亲经历了5年的战火洗礼。

胡家台子打日寇

侏儒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年底。当时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作战，致使武汉周边地区兵力减少，伪军军心浮动，新四军5师乘机主动出击，一举歼击盘踞汉阳城西南侏儒山地区伪“定国军”一师。此役由五师15旅担任主攻作战，13旅配合作战，历时近两个月，共歼伪军500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从而扩大了豫鄂边根据地，是抗战时期新四军5师最漂亮的战役之一。

此时，父亲任5师13旅37团参谋长，团长是夏世厚。

旅长周志坚、副旅长黄霖率13旅穿越汉宜路，渡过汉水，长途跋涉，奔赴汉阳侏儒山地区，配合王海山、周志刚率领的部队，打击日伪和平定国军刘国钧、汪步青部。取胜后，日军气势汹汹赶来报复，13旅、15旅分兵游击作战，避其锋芒。这种敌后的游击战，绝不是畏惧敌寇，也不是只“游”而不“击”一味撤退，接下来的胡家台子战斗，给新四军5师灵活机动的游击作战作了很好的诠释。

胡家台子战斗是侏儒山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13旅周志坚旅长、黄霖副旅长直接指挥的战斗，参加战斗的是3师7团两个营和38团。1月，当时部队在沔阳地区的安家台子，侦查员探知有300多鬼子在一个叫胡家台子的村庄宿营，周志坚召集团以上的干部研究决定：“300多鬼子，我们以多打少，打他狗日的一下。”具体部署是：37团由东北向南，38团由东南向西北两路夹击胡家台子日军。根据部署，旅、团副职领导都下到基层靠前指挥战斗，黄霖亲临3师7团指挥，父亲也到1营靠前指挥作战。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就是这样，一有战斗，指挥员就自动靠前指挥。父亲带领1营悄悄隐蔽接近胡家台子，3个尖兵悄然摸了过去，人不知鬼不觉的干掉了日军哨兵。1营最先发起攻击，战斗打响了，由于是夜间，鬼子遭到我两个团的突然夹击，有些慌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但这伙日军是训练有素的顽敌，他们迅速组织部队和火力，且战且退，龟缩到村北的3间瓦房内坚持顽抗，在我军猛烈的攻击下，又被迫退到村外一座黑暗的祠堂内，与另一股未被我侦查员侦知的鬼子会合顽抗。这300多鬼子是一个大队，且训练有素，火力也很猛。周志坚打仗向来是智勇双全，这一次战斗却遇到了麻烦，敌人凭借祠堂的高墙壁垒拼死抵抗，部队进攻了几次都不能顺利得手，被围的鬼子脱光了衣服端着刺刀企图拼死突围，也被我军的机枪堵了回去，双方伤亡惨重。面对日寇的顽抗，形成了对峙局面。而这次13旅挺进汉口、孝感参战时，没带重武器和炸药，缺乏攻坚手段，我军一时没了办法。父亲很着急，想了半天，要求团长夏世厚，由他带领一个突击队冲进祠堂消灭鬼子。黄霖在一旁问父亲怎么个打法？父亲说：“先来一排手榴弹，来个震撼，然后趁手榴弹的烟雾，冲进去与敌人拼刺刀。”黄霖一直在犹豫，夏世厚却说不行，理由是：“前面攻击部队这样打过，不行，敌人不管你烟雾不烟雾，只管往外乱打机枪，封锁大门，你就冲不进去，只有牺牲，你不怕死，我还不愿做赔钱的买卖呢。”父亲再三要求试一试，夏世厚说：“还没到拼命的时候，再等一等想想其他办法。”黄霖倒想出一个办法，他和周志坚商量决定，找梯子，采取“上屋顶，揭瓦片，开天窗”，往祠堂里投手榴弹的战法，来个上下齐攻。父亲觉得是个好办法，就带着人去找梯子，结果找遍全村都没有找到，于是黄霖让父亲想办法找些长木头，做成独木梯。这边父亲去准备了，周志坚又想出了更好的办法，用火攻。38团战士们点燃了稻草，塞进胡家祠堂的后门，火借风势燃烧起来，一时间祠堂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祠堂外已经听到鬼子悲哀的嚎叫声。眼看大功即将告成，不料风向突变，风力也大大减弱，训练有素困兽犹斗的鬼子，趁机用手榴弹炸灭大火，并组织向外反冲锋。在敌人反冲锋时，我军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把日军压回祠堂内。战士们向祠堂内投手榴弹，但因房子高，手榴弹从房子上滚下来，还伤了自己人。

第二天，“上屋顶，揭瓦片，开天窗”的战术开始实施。他们把找来的梯子和绑好的独木梯放到墙根一比划，根本不够高。黄霖亲自组织两次架梯攻击，未能解决问题。往祠堂里扔手榴弹，终因房屋高，距离远，手榴弹在空中爆炸而效果不大。

就这样，鬼子被我军包围三天多，被消灭了200多人后，父亲接到命令，带1营主动脱离了战斗。部队刚走，鬼子两个大队六七百人就赶到了。

这次战斗后，父亲有点情绪，责怪夏世厚团长不给他打鬼子的机会，夏世厚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打赢了你立功，我不干；给你牺牲的机会，我也不干！别说10个鬼子，就是用100个鬼子来换你的命，我也不换！”

父亲对胡家台子战斗还是肯定的，战后总结，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夏世厚团长作了交流，认识到打仗是一门艺术，不能凭勇敢蛮干。虽然没有把鬼子全歼，他认为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集中了数倍的优势兵力，达到了消灭敌人的目的，毙伤了200多个鬼子，这在新四军5师抗战中，是消灭敌人人数最多的一次，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二是学到了很多教科书上没有的战术，如利用火攻等；三是打主动进攻战，不打消耗战，不死打硬拼。旅、团指挥员头脑清醒，对等的消耗不合算，坚决不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适时撤离战斗，保存自己的实力。

但也是有经验教训的。一是敌情没有完全摸清，处于知己不知彼的状态，地形和敌军分布没有完全搞清楚，宁可迟一点发起战斗，也要先把情况搞准，这就是兵法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此次战斗中看，本来可以防止日军两部的会合，从而分割歼灭之；二是战前准备不够充分，没有攻坚的重武器和手段，应在战前把此类因素考虑进去；三是应对措施不够有力，当各种战术使用不利时，还可考虑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引诱敌人出来歼灭之；四是对日军的实力和顽强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五是对日军的瓦解工作是个空白。

胡家台子一仗，父亲受益匪浅。1959年，周志坚同志到家里来看望父亲，还谈到了这次战斗的得失。父亲的这些认识，其中很大部分与周志坚同志相同。

教导大队长

1940年4月，根据中原局“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向鄂东发展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挺纵建立了大、小悟山根据地；6月初，因敌情和形势原因，挺纵转向大洪山发展，开辟了随南白兆山一带的京（山）、安（陆）、应（山）、随（县）、天西、襄西诸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5师于1941年5月重建大悟山根据地。大悟山根据地几经日军“扫荡”和顽军挑衅进攻，一直坚持到1946年中原突围前。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争有其辩证的规律，战争双方，就其具体而言，有准备的一方往往是取得主动、制胜的一方。

1942年是日军疯狂的一年，“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对中国的策略上有所改变，采取了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拉拢诱降，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武装进行“大扫荡”以巩固其占领区的策略。

此时，我新四军5师在武汉周边的根据地发展很快，已连成了一片，豫鄂边区基本稳定。为了准备对付日军的“扫荡”和顽军搞摩擦，提高部队的战斗力，8月至11月，5师在大悟山根据地的白果树湾、滚子河一带进行了一次大练兵运动。13旅在周志坚、方正平领导下组织了教导大队，训练骨干，父亲任教导大队队长。

周志坚对父亲说：“康参谋长，你来当这个教导大队的大队长，具体负责训练工作怎样？”

“旅长，我还是带部队准备打好仗，教育工作我都搞烦了，让别个同志去搞吧。”

“就是因为你搞过教育工作，在延安抗大，很多同志都在你的队里学习过，看到你带兵训练，军纪严明，严格管理，还听过你的刺杀、投弹、射击课，大家反映很好嘛。”

“那，我可不能长期干这个，训练完了之后我还要去部队带兵！”父亲有些急了，他怕捞不着仗打。

“这是旅党委的决定，搞好训练再说，不许讲条件。”

“我不是讲条件，我担心的是文化不高，讲不好。”

“这就是另一回事，我给你派一个有学问的政委。”

“谁个？”

“旅作战科的甘迈同志。训练管理方面你多抓抓，政治思想方面他多讲讲，教员问题更不用担心，师里有现成的游击战术教员和单兵技术教员会来施教，如何？”

“那就行了。”

“这次教导队先训连排干部，之后全旅都要进行大练兵运动，你先把干部抓起来，开个头。”

8月初，父亲和甘迈对教导队参训人员进行了组织编队，于是教导队开学了。

甘迈，在母亲被捕归队后，与母亲在四望山根据地的一个党支部共事过，这次又和父亲共事，很合得来，两人一文一武把个教导队搞得轰轰烈烈，练兵热情极其高涨，训练方法也生动活泼，当时训练科目主要还是抓三大军事技术训练，也就是射击、投弹、刺杀。父亲觉得这三项技术的基础就是力量，没有力量枪端不稳，弹投不远，拼刺没有杀伤力。因此父亲建议，给教导大队队员多一点伙食补助，以增强体质，强化训练，这个建议得以批准。5师参谋长刘少卿，这个在延安抗大就讲游击战术课的“抗大游击总教员”，也亲自给教导大队讲了游击战术课。11月教导队训练结束，骨干回到部队，紧接着全旅展开了练兵运动。

12月中旬，部队整训练兵还没有结束，鬼子集中了一万人向大悟山“扫荡”。5师及时对反“扫荡”进行了部署，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共分5路向各个方向的敌后穿插，穿插完成后在敌后猛打敌人“屁股”。其中，师部和边区机关随3师7团行动，向东面河口方向穿插；17团、39团和45团分别向西京山、安陆、应城等地区穿插，机关和各部队纷纷跳出包围圈。干部们在分散突围中，用从教导队学来的本领，带领部队进行了游击战术的实战演练，在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大悟山，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分散一会儿集中，鬼子找不到，打不到；而我们打鬼子时，一打一个准，打完就突然没影了。后来，在大悟山坚持打麻雀战的37团和45团的小部队，左边打打，右边打打，然后猛地向伪军一靠，一抽身，躲到深山老林去了，于是精彩的一幕出现了，鬼子和伪军激烈地打了起来。回过神的鬼子气的拿老百姓出气，他们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受了很大损失。当父亲后来听到在大悟山鬼子和伪军打起来时，高兴地击掌叫好，他认为这个教导大队长当得很值得。

教导大队训练出来的战士们在反“扫荡”中，射击投弹准确性也大大提高了，叫鬼子尝到了苦头，战斗中战士们亲眼看到一个一个被撂倒的鬼子，打趣地说；“真没想到，整训后还有这样的实弹打活靶的机会。”一个战士连续撂倒3个敌人后自豪地笑着说：“枪法到底准多喽！”而收获最大的父亲任职的38团，他们在杨家河的战斗中，把学到的三大军事技术都运用到了实战当中，取得了对日伪军作战的胜利。

激战杨家河

11月，周边的日伪军异常调动集结，黄陂、应山、花园敌人的动作诡异，引起了5师李先念司令部的警觉。根据情报分析，李先念准确判断：敌人对我大悟山根据地的“扫荡”要开始了。他果断地命令：部队停止整训，做好战斗准备。果然，这次敌人的目标是大悟山我军根据地。

父亲如愿以偿，教导队结束后，于11月被调到了38团任参谋长，团长冯仁恩，政委周庆鸣。情况紧急，当时分工，38团穿插到小悟山青山口应城一带打击日军，策应大悟山中心地带的反“扫荡”。父亲在安（陆）应（城）的中间地带杨家河与日军硬碰硬地打了一仗，由此获得嘉奖。父亲的履历中写到：“1942年11月在新四军5师38团，京安应战中受到通令嘉奖一次（因打退鬼子，得了胜仗），获张执一张。”这次获奖就是指杨家河战斗。父亲在《自传》中记载这次和鬼子拼血战斗的思想：“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对敌人的仇恨心比过去强烈……”

战斗过程是这样的：按5师反“扫荡”的部署，敌进我进，鬼子到这里来，我就到鬼子那里去，转到他的后面去打他，然后由外向里彻底粉碎日军对大悟山的“扫荡”。13旅政委方正平带领38团，看准一个敌人缺口，突破了鬼子扫荡大悟山的包围圈，日夜兼程，经赵家棚，15日夜晚来到杨家河附近的村庄宿营。由于日军“扫荡”，情报不易掌握，16日清晨，安陆、应城日伪军600余人，其中日军200余人，分两路向杨家河、高庙地区扫荡，日军发现我军后，一方面迅速派兵占领位于杨家河东北的制高点高庙山，一方面向我38团发起了攻击。这是一场遭遇战，敌我双方都不摸底，真是冤家狭路。发现敌情后，是撤还是打？方正平和几位团首长迅速碰了个头，冷静地分析了情况，认为：敌人不是有准备有目的的作战，而是遭遇战，这时是不能撤退的，一撤退就会非常被动，部队有可能被打散而遭受重大损失，而打这一仗又有多大胜算呢？两路日伪军的作战指挥及动作协调有很多漏洞和盲目性，而我军是一个建制团，敌人的弱点正是我们的优势；在应战的态度上，日军是骄兵，我军是“哀兵”，已被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了，“狭路相逢勇者胜”，决心打他一家伙，拼他个你死我活。

方正平和冯团长迅速判定，夺取高庙制高点是这次遭遇战的关键，随即命令3营两个连迅速攻取被敌人占领的高庙制高点；2营两个连固守现有阵地；1营固守高庙东南镇地配合3营攻击。战斗中，高庙制高点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战斗打得硝烟蔽日，我军几度夺取了高庙山，敌人又夺了回去，政委周庆鸣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父亲也在3营参加肉搏，终于占领了制高点，接下来就是守住阵地，战争的残酷性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与敌人拼了8次刺刀之后，终于打退了鬼子的6次进攻，守住了高庙山阵地，激战竟日，打死日军100多人，俘获伪军10余人。黄昏，日伪军死伤惨重，取胜无望，趁我军进攻间隙败退而走。

日军“扫荡”大雾山之后，又在1943年1月至3月对我豫鄂边连续进行“春季扫荡”，38团或整或零，配合友邻和地方部队四处出击，牵制敌人连续作战，粉碎了日伪军对罗礼边的进攻，保卫了大悟山我新四军5师的指挥阵地。

自1941年中，新四军5师恢复了大、小悟山根据地，豫鄂边区机关和5师指挥中心迁到了白果树湾（今芳畈），日伪顽军都害怕起来，必欲除灭而后快。1942年底，日军“扫荡”大悟山后，国民党顽军紧跟而来，新四军5师在围绕大悟山反顽斗争中越战越强。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

浠水战斗

1943年3月底的一天，部队正在大悟山休整，父亲被李先念叫去打牌玩，一进门李先念就招呼：“康念祥，来吴乐吴乐，三缺一呢。”李先念并不是读错别字，而是不知哪年哪月哪个没文化的人先把“娱乐”念成“吴乐”，大家笑了一阵，觉得很有意思，也就把“吴乐”叫的流行了，成了专用语。所以部队一休整，大家有时间就“吴乐”起来。谁知打了一会了，李先念就被任质斌叫去商量事情，又三缺一了，父亲就与周志坚聊起了天，聊起了当前的形势，周志坚对父亲说：“蒋介石的脑筋又坏了，又要打我们了，我们得做好准备，可能要打他一家伙。”父亲不知就里，问道：“怎么了，敌人又要干什么？”周志坚说：“敌人在陕北部署了胡宗南‘闪击’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在我们这里，顽军也不会歇着，肯定很快会有动作，要有思想准备啊！康念祥同志。”父亲一脸严肃地听着，心里着实气愤不已，对周志坚说：“狗日的他敢来，我们就好好教训他！”

后来得知，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豫鄂边，蒋介石限令第五战区顽军6月底前“肃清”新四军第5师。

果然，5月间我军反击了前来进攻的顽13军暂51师一个半团，我军激战两夜，将其驱逐。

同时，顽军“鄂东挺进军”程树芬部，一边勾结日军，让日军保持中立，一边派其第17纵队等部抢占了浠水县周边一带，妄图分割新四军5师第一军分区与第四、五军分区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顽军在更大范围上的目的是，要阻断我军与皖南新四军2师、7师的联系，阻止我军向长江以南发展。他们到处“清乡剿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我抗日政权和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破坏。程树芬的鄂东挺进军由湖北鄂东行署之保安1、2、3旅改编而成，隶属桂军，改编后的番号分别为16、17、18纵队。

为保卫鄂东根据地，李先念眼里冒着火，决定成立“鄂东临时指挥部”进行还击，命周志坚任指挥长，任质斌为政委，率13旅两个主力团先到夏家山地区与鄂东张体学部会合，再相机动作。此次作战，5师拿出看家的本领进行反击，可见李先念对此次反击顽军的决心之大。6月上旬，周志坚率38团作第一梯队先行出发，任质斌率3师7团两个营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目标是浠水。

父亲给我们讲战斗故事时说：“有时打仗，敌人并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吓败的。我们5师与鬼子遭遇，就眼红，就拼命，顽军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一见鬼子撒腿就跑。”父亲可是亲眼看见过顽军的“熊样”。在进军浠水途中的竹瓦店时，38团前卫连与敌人一个营遭遇，前卫连二话不说架起一挺三年前缴获的日军“三八式重机枪”，劈头盖脸“突突突”地打了起来。对面的敌人一听这枪声，以为鬼子来了，一下子就炸了营，真可以用“一触即溃”来形容，那跑的比谁都快，我军没费事就得了一挺轻机枪和几支步枪，捡了个“洋落”。由于部队还肩负任务，也管不了他们是被吓跑的还是被打跑的那么多，周志坚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奔向浠水。行军到了浠水边一个叫张家山的村庄宿营。两天后张体学第四军分区的部队到了，又过了一两天，任质斌同志率37团也赶到了。

在战前作战会上，张体学同志介绍敌情说：“浠水一带活动的主要是鄂东挺进军第17纵队王丹侯部，人员大约3000人，主要驻扎在白石山一带。他们在白石山下构筑了一字排开一大两小3个碉楼，碉楼周围又挖了一道壕沟。平时，他们大部分分散住在浠水城及外围，一旦受到攻击，就退守到白石山及碉楼一带，固守顽抗。”康念祥与大家有一个共识：攻浠水必先攻白石山，白石山是敌守浠水的依托，拿下此山，敌军军心动摇，浠水必失。周志坚、任质斌根据敌情决定：采用两路进攻，南北夹击的战法，即：冯仁恩、康念祥率38团攻占浠水北面的白石山，切断敌向黄土岭、英山、罗田方向的退路，得手后由西北向浠水城攻击；鄂东张体学部由南向北推进，形成“双龙出洞”之势，意欲全歼该敌；夏世厚37团进入毕家冲担负打援任务，并作为预备队。

浠水位于黄冈以东，是鄂东大别山南部的一座县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向东北可以与新四军皖西南、大别山部队联络，向南可以向长江以南湘赣发展，同时对实现从东面包围武汉的战略、巩固现有根据地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一带有我第四、第五军分区活动。

13日凌晨，东方未明，既是夜战，也是突袭。按部署，父亲率38团前卫营首先打响战斗，攻敌无备，一阵激烈的枪响之后，部队很快占领了白石山，同时张体学也带第四军分区部队迅速攻占了浠水县城，敌人被压缩在碉楼群阵地内，王丹侯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拼命抵抗，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我军部队伤亡20多人，仍未攻下敌阵。父亲观察敌人阵地后，发现敌人一结合部位火力较弱，正准备组织进攻突破时，冯仁恩团长打来电话命令暂停攻击，让等旅迫击炮连炮火准备后再进攻，这样可以减少伤亡。父亲耐下性子，等待炮火准备。等了很久，原来是炮弹底部受潮，炮火支援暂时行不通了。冯团长又来电话说，让部队做好准备，天黑后发起攻击。战斗往往就是这样，你找我的差错，我找你的漏洞。这一次，王丹侯挑了我军一个疏忽，即白石山下有一条河，我军的一个包围圈的缺口被他发现。天刚一黑，狡猾的王丹侯率残部突围逃窜而去。浠水之战，我军攻占了浠水县城，顽鄂东挺进第17纵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大部被歼，我军毙敌300余人，俘1200余人，缴获电台1部，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20余挺和大批物资。试图来增援的顽军第18纵队和保安第8团，也在夏世厚的37团阻击下铩羽而归，从而完成了李先念交代的“还击”顽军的任务。

浠水战斗后，父亲返回大悟山，部队开展军事政治整训。8月，父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康亚难在白果树湾（芳畈）出生，是个男孩。方正平政委给取名康亚难，意为在“亚洲的灾难”年代出生，很有时代特点。父亲33岁得子，高兴地天天对人夸耀，着实美了一番。可惜康亚难在1946年的“中原突围”前，因得脑膜炎，由于治疗和药物缺乏而导致夭折，当时才两岁半。

11月，康念祥到第二军分区应城指挥部，当了几个月指挥长。在第二军分区，父亲坚决完成了司令员肖远久交代的任务。肖远久和父亲一样都是很老实的人，因此有共同的感觉，他们在政治上坚定，在战斗中勇敢，在文化上欠缺。父亲向他讲了自己的失落感，以父亲的资格和经历，干了多年团参谋长还没提升，而有些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却升到了正团级干部，父亲感到很没面子，他想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他对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歧视，但心里总有些不服气。肖远久劝父亲不要计较，好好提高自己，不要太“农民意识”，目光远一点，会有机会担任重要工作的。由于鬼子来回“扫荡”，有些指挥部并不是常设的，不久应城指挥部撤销。肖远久劝父亲留在军分区，父亲怕捞不着打仗，不肯，于是又回到了38团，继续任参谋长。

大悟山保卫战

1944年2月21日至8月28日，新四军5师在大悟山进行了三次保卫战。大悟山是我巩固的根据地，也是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5师指挥机关所在地，师部在白果树湾，主力13旅旅部在陈家大湾，旅长周志坚，政委周志刚。父亲此时是38团参谋长，团长是曹玉清，政委是周庆鸣。第一次是2月21日，国民党第39军暂51师的一个团及第四游击纵队第二支队由礼北汪洋店、王家冲、孤山寨一线向13旅39团阵地进攻，企图夺取娘娘顶、歪歪嘴、童子岩，迂回攻击13旅指挥阵地，再向大悟山内地进攻袭击我首脑机关。经13旅之37团、38团、39团、特务团和15旅之43团英勇抗击将其击退；第二次是5月7日，桂军189师655团及第四游击纵队第二支队以打日军借道为名，再次进攻大悟山，又被我13旅击退；第三次是8月22日。仍是桂军189师655团配合三个游击纵队于老方向进攻大悟山，我军40、41、42团相互配合，胜利地保卫了大悟山根据地。

5月的第二次大悟山保卫战，对父亲来说有着极深的印象。

狡猾的国民党桂系顽军用“假道灭虢”之计，企图借打日军为由，要借路通过我大悟山根据地，然后突然实施消灭我5师主力的目的。这种诡计早被久经阵战的李先念识破。5师一面同意借道，一面把主力13旅3个团全部拉到各个要口重地修筑工事，防止敌人偷袭。5师做好了两种准备，你要打鬼子放你走，双方相安无事，你要进犯我根据地，我们也不客气，坚决反击。

敌人果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5月8日早晨，其189师等顽军突然向我军3个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我军3个团的部分阵地和支撑点被敌人攻占。周志坚旅长一看这情形，立刻果断地下达各团收复阵地的命令。父亲38团2营4连的七里岗前沿一个支撑点阵地丢失了。钱运炎营长亲率4连和5连反击，他们不顾敌人的枪林弹雨，牺牲了不少同志，最后恢复了阵地，后来又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坚守着阵地。可是收复一个阵地并不能解决问题，前沿还有几个阵地被敌人占领着，七里岗要巩固还需夺回这些支撑点。这时周志坚从37团调来两个连配合38团，利用夜间偷袭丢失的阵地。夜战是我军的特长，一个突击就恢复了阵地。哪晓得第二天敌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反复进攻我前沿的大包子阵地，还组织了军官敢死队。我坚守大包子阵地一个连虽然殊死战斗，给敌人以很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再次失守大包子。39团童子岩方面的娘娘顶阵地也告失守。

在七里岗，曹玉清团长和周庆鸣政委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找康念祥几个团级干部商量对策，大家都很担心敌人突破我军阵地威胁师指挥部和首长安全。旅部钱参谋长跑来传达周志坚的命令：“命令38团坚决夺回大包子，不然提头相见！”曹玉清团长接到命令立即表态：“回去告诉旅长，38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否则，甘愿杀头！”大家瞪圆眼睛，看着曹玉清，再看看周庆鸣，给予了支持的目光。军中无戏言啊！

周庆鸣来回踱着步子，低头思索。一会儿，只见他猛地解掉上衣纽扣，又摔掉头上帽子，对着全体指战员高声吆喝：“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周围的同志都愣住了。少顷，“呼啦”一下，足有四五十个人站到了周政委的前面。

周庆鸣以严峻的目光慢慢扫视着这些在战火中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他们中间，有些熟悉的面孔已经永远见不到了，有的在激战中负伤倒了下去，有的伤势严重，缠着绷带正不断渗透着血水，所有的人都衣衫不整，而且都一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了。但是，他们的眼睛中仍流露的分明是坚强不屈的精神，连伤员也互相搀扶着持枪挺立在那里。面对这样的战士，政委动情了，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道：“大家都尽了力，打得很勇敢、很好。刚才，旅长命令我们团反击，夺回大包子，不然提头相见。团长已向旅部保证，在我们手上丢失的阵地，一定要由我们亲手夺回来。现在，我们要组织一支敢死队，去执行这一任务。”

显然，38团要把最后的精华投上去作最后一拼了。

“敢死队队长由曹团长担任，我当指导员，康念祥参谋长负责火力掩护。队员由曹团长挑选，条件只有一个：必须是共产党员！”

38团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敢死队，调整了枪支，上了刺刀，补充了弹药。反击前，曹团长对整装待发的全体队员发问：“都是共产党员吗？”

“是！”大家异口同声。

“你们怕不怕死？”

“不怕。”又是如雷般的回答。

“好！不怕死的脱膀子跟我冲。”

刹那间，队员们都脱掉上衣，袒胸露臂，准备以死相拼，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势。更令人感动的是，战后查明，敢死队员中竟有6人不是共产党员。谁都知道，在战争年代当一名共产党员，就意味着带头吃苦，带头冲锋陷阵，带头去死，更何况在这种以死相拼的场合。这6名同志在那种环境下“冒充”共产党员，需要多么高尚的品格和献身精神。

康念祥仔细认真地布置了火力：重机枪要尽量前移，支援敢死队的攻击，轻机枪随时机动，形成交叉火力压制敌人反击；各战斗单位的神枪手集中起来，专打敌人火力点和指挥官，要做到枪响敌倒；炮兵集中火力打敌人的反冲锋密集队形，力争最大限度地消灭敌有生力量；我的指挥位置右侧前锋。

38团敢死队反击中，营教导员熊占全、陈向国在冲锋时中弹牺牲。

在38团英勇的战士面前，敌人防线动摇了，溃退了，我军占领了大包子。

父亲说：“大悟山保卫战时，我们不能后退，后退一步，边区党委和5师指挥机关就有危险。旅长周志坚、5师参谋长刘少卿都到前沿来亲临指挥作战，我们团用鲜血和生命挡住了敌人，为了夺回丢失的大包子阵地，我们组织了敢死队，反击成功，以伤亡近200人的代价，保卫了大悟山根据地。”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对大悟山保卫战有如下定位：“三次大悟山保卫战，5师指导员顽强守备，勇猛反击，粉碎了桂军占领大悟山之企图，保卫了边区指挥阵地和组织人民大多数试点工作，但5师主力接连进行的这三次正规的阵地防御战，付出的代价很大，人员的伤亡和弹药武器的消耗都超过历次反顽作战。据统计，仅二、三两次保卫战，5师伤亡人数即达440余名。”

1944年11月，经历苦战，组织上还是决定把康念祥调到第二军分区独立团任团长去了。1945年2月20日，在应城歪歪嘴，母亲生下大女儿康晓黎。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前后，康念祥调到5师（兼鄂豫皖军区）鄂南军分区第40团任副团长，张体学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抗战胜利后，普天欢庆，为了庆祝胜利，父母亲和一些没见过大场面的团以上干部因为吃西餐刀叉不知如何摆弄还闹了一出笑话。父母亲的庆祝抗战胜利日就在笑声中度过了。

1945年8月15日，日军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可是蒋介石又对我新四军五师根据地进行大举进攻，父亲康念祥参加中原突围到达新四军豫皖苏根据地，于1946年7月从山东渡海到东北，在东北战场上，父亲带领他的33团参加了著名的“新开岭战役”，歼灭了蒋匪的“千里驹师”敌25师，参加了“塔山阻击战”，他所在的团荣获“塔山守备英雄团”称号。东北解放后，他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他随部队打过长江，在湖南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和广西剿匪战斗中战绩显赫。

全国解放后，曾任广东佛山军分区司令员，1958年转业到杭州，先后担任平山钢铁厂副厂长、浙江省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浙江省物资局副局长，1982年离休。

(节选自康小平《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