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恩，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察哈尔省怀安县（今河北省怀安县）西湾堡乡田家庄。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工战线卓越的开拓者、原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康世恩是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他还担任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山西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长，牺盟决死队第四纵队团组织股股长，牺盟太原中心区组织部部长，晋绥八分区行政公署专员。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江汉油田会战副总指挥，染料化工部第一副部长，石油化工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务院财经委员，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委员等职。1992年4月21日病逝于北京。

    康世恩8岁时走进田家庄初等小学，4年后升入怀安县城的高等小学。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察哈尔省宣化二中。初中毕业时，他获得了3个第一名：本校毕业考试第一名，全县应届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全省应届毕业生会考第一名。

    1933年7月康世恩考入设在北平的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后改名河北省立北平高中）。期间，他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进步思想。

    1935年，日寇从东北侵入关内，吞食冀东，觊觎平津，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族的历史关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对民族存亡忧心如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时，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联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不分民族，不分阶级，“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实施全民抗日。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何梅协定》，实行“华北政权特殊化”，使华北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天下。北平城里汉奸横行，国民党特务和日宪兵到处逮捕青年学生，日本飞机整天在上空呼啸，弄得人心惶惶。康世恩所在的北平高中和所有的学校一样，处在极度的愤怒和不安之中。“华北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天晚上，同学们正在宿舍里自习，突然，“啪”的一声，打破了平日惯有的寂静，大家循声望去，只见康世恩已经把几本书扔在了地下，他站起身高声说道：“不学了，再也学不下去了！”当时和康世恩同宿舍的张行言，60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说，康世恩是全校最用功，功课最好的学生，他的这个举动，使很多人受到影响，产生了共鸣，感到连康世恩这样的好学生都拍案而起，难道还能再死读书下去吗？几个熟悉康世恩的人心里清楚，他的这个举动不是偶然的，说明他的思想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有了新的进步。从那以后，康世恩便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局，宣传抗日。有时同学们在走廊里开会，便可以看到康世恩站在凳子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抗日救亡的演说。他总是满怀激愤地大声发问：难道我们听任国家就此灭亡吗？他的话使许多同学的思想受到震撼。

    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1935年12月9日，积愤已久的北平各大专院校上万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北平高中被反动校长和军训教官严密封锁，他们威胁学生说，“谁去游行，就开除，坐牢！”但是学生们毫不畏惧，在校内组织了聚会，会后，学校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康世恩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5年12月16日，是汉奸政策“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联根据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的指示，发动了全市大中学校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分4个大队，康世恩和他的同学们分在由北京大学领队的第三大队。这天一早，康世恩和学生会的同学就把大家组织起来，怀着兴奋激昂的心情，准备参加游行。当北大同学冲破军警重重阻拦，来到北平高中门前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康世恩和同学们冲破校方阻拦，热烈振臂欢呼。几千名热血沸腾的青年，汇合在一起，高呼抗日口号，散发打倒汉奸政权的传单，在繁华的市区引起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鼓掌，一同高呼口号，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用大刀、棍棒殴打学生，并在前门城楼上架起机关枪，鸣枪威胁。康世恩和同学们赤手空拳同反动军警搏斗，有的同学受了伤，也不愿离开队伍；校旗被撕毁了，再换一面，连续换了5面。爱国学生的英勇行动震撼了古城，汉奸卖国贼惊慌失措，“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

    “一二·九”以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学校当局悍然宣布开除康世恩等10名学生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的学籍，并叫来警察和宪兵，把他们押解出校，把他们的行李扔出校外。全校同学奋起罢课抗议，60多名同学自动携带行李和康世恩等10名同学一起离校，投宿北大学生宿舍，受到北大同学的热烈欢迎。随后，北平学联组织北大、清华等10多所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护送康世恩等10名被开除的同学返校上课。学校当局紧闭校门，拒不接受。一部分同学跳墙而入，同反动校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捣毁了校长和训育主任的办公室。当天下午，国民党政府派来一营军队镇压，康世恩等因事前接到学联通知，已经撤离，结果有5名同学被捕。后来郭清同学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引发了北平大学生为公祭郭清烈士而举行的“三三一”抬棺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许多学生受伤、被捕。不久，北平警方又发布通缉令，通缉康世恩等10名学生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

    1936年春天，康世恩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既要躲避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手头又十分拮据。3月初，康世恩转道张家口去天津，和同学张行言会合，一道去南京，住在玄武湖边一个渔民开的小店里。几天后，他们又去上海，有己先期到达上海的同学安排，在东北路一个小弄堂的亭子里住下。他们几个人一边复习功课，一边计划着今后的去向。康世恩想再到北平上大学，他向往火热的学生运动，也想继续自己的学业。他们生活很艰难，在附近的饭铺包便宜的伙食，一月几个银元，由伙计把饭送到住处。谁知只吃了一天，第二天却怎么也等不来饭铺的伙计，跑去一看，原来饭铺老板把许多学生的伙食钱席卷而去，这下更增加了他们生活上的紧张。

    这时，华北局势已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的响应。北平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爱国学生领袖的通缉遂不了了之。因此，在上海期间，康世恩除复习功课外，还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参加了上海纪念“五卅”游行示威和下乡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8月，康世恩以他扎实的理工基础知识，考上了清华大学地质系。当时地质系只招收两名学生，而报考者多达130多人。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康世恩即告别同学离开上海，只身一人乘船北上天津，转赴北平。在船上，他遇到中共清华大学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蒋南翔早就听说过康世恩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被警方通缉的情况，他很喜欢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两人一路谈的十分投机，到了清华大学，蒋南翔帮康世恩办好入学手续。

    1936年9月，康世恩经同学介绍，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同时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常委，负责救国会的组织总务工作。

    1936年10月的一天，在学生会工作的同学赵正楹，找康世恩谈话，征求他对共产党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康世恩听了十分激动，经过一段学生运动的锻炼，他对党有着无限的向往，现在可以如愿以偿了。第二天，他就恭恭正正填写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志愿书，由赵正楹作介绍人，转交给党组织。不几天学校党支部负责人杨学诚正式找康世恩谈话，告知他已被批准为正式党员。10月26日，康世恩在党旗下宣誓，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入党后，他被编入清华大学第十二级（学校班次）党支部，任组织委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国的西安事变。围绕着对西安事变的不同态度，清华园内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救国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生抗日救国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实现张、杨八大主张。反动的“救国团”则主张讨伐张、杨。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救国团”愈加猖狂，砸毁了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办公室，抢走了文件和物品。康世恩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会后，率500名学生包围了“救国团”，双方发生冲突。“救国团”的头头何远，是何应钦的侄子，见救国会人多势众，赶紧逃到校长室躲避。康世恩率学生追到校长家，何远躲在校长背后说：“康世恩是共产党员暴徒。”康世恩逼近校长，指着何远痛斥：“蒋介石签字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墨迹未干，你们就挑起事端，砸了救国会的办公室，破坏抗日救亡活动，你们才是真正的暴徒。”校长偏袒“救国团”，指责康世恩等“扰乱学校秩序。”康世恩据理力争，细数“救国团”的种种不法行为，要求校长下令解散“救国团”。最后校长不得不作出让步。这次斗争刹了“救国团”的威风。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进攻北平，二十九军奋起抵抗。西苑清华大学附近有二十九军阵地，枪声、炮声震撼着校院。当时学生正放假，学生大半离校。学校党组织决定成立清华抗敌后援会，康世恩被选为主席。康世恩把留校的300多名学生组织起来，分别组成担架队、救护队、无线电通讯队等到二十九军阵地进行救护、慰问活动，并在士兵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7月29日，北平失陷，康世恩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组织后援会有计划地疏散学生，使大部分学生平安第离开北平，到济南、太原、上海、南京等地参加抗日工作。根据清华党组织的安排，康世恩撤离北平后，先到保定，和学联取得联系，然后到太原集中。

    康世恩告别了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的美丽校园，从此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康世恩由北平乘汽车到天津后，改乘木船去保定。不料匆忙中上了一只贼船，船上的水手全是土匪。船行至河北霸县苏桥镇时，天色已晚，这伙船匪便抢劫了船上所有乘客的衣服钱物，把人赶上岸开船跑了。康世恩身上仅穿着一条短裤，上岸到一户人家求援。正巧户主是镇长，有个弟弟也在清华读书。他对康世恩的遭遇深表同情，又从康世恩那里得知弟弟在清华的情况，很是高兴，便热情接待了康世恩，第二天给了康世恩衣服和路费，送他上路。

    康世恩来到保定时，学联已转移。康世恩即赶往太原，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担任宣传工作。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零师北上抗日，路过太原。康世恩向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自此由学生运动转入实际的抗战工作。

    当时和康世恩一起参军的还有一些学生，这批大学生成为当时部队的宝贝。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和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等首长十分关心他们，专程去太原看望这批参军不久的知识分子。王震和他们聊天时说，打仗非常艰苦，有时要饿三天三夜，参加革命部队一定一要不怕牺牲，二要不怕吃苦，大家要有思想准备。说话间王震解开了自己衣服让大家看，他身上有13处被枪打的伤疤。康世恩见了又惊喜，又佩服。

    康世恩被分配到一二0师民运工作当队员，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他到晋西岢岚县鸡儿坞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自卫队。康世恩穿上军装，一双旧皮鞋，一副眼镜，还是学生味十足。但是他的宣传组织能力很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动员了100多名青年，成立了一个连队，上级让他担任连长兼指导员。队伍组织起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100多人要吃、要住、要训练，这对于只搞过学生运动的康世恩来说，真是“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口”。他要求组织上派一名连长过来，组织上派来一位老红军担任排长。康世恩虚心向这位老红军学习，学到了不少实际工作经验，一步步把队伍带起来了，这为他以后在地方和部队工作打下了基础。康世恩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从学生到革命军人，并不是穿上军装就可以完成的，需要迈过许多道艰难的门槛，要从头学起。”

    1937年11月，晋西北区临时党委成立，康世恩从一二0师调到区党委工作。1938年1月，按照晋西北区党委指示，中共朔县县委成立，康世恩任县委委员、统战部长。这时康世恩的公开身份是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牺盟会特派员，县城被敌人占据着，中共县委便设在山区，以战地动委会的公开名义，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党的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朔县的活动，1938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动委会成立之初，康世恩就组织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基本成员的宣传团，逐步扩大到50多人。宣传团是动委会的宣传队，也是政治工作队，又是培养干部的学校，活跃于西山、南山广东地区。他们通过召开大会、小会，写标语，散传单，演节目，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方针和政策，宣传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揭露日军残暴的侵略罪行，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并在全县五个区都成立了动委会，使朔县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康世恩以动委会主任的公开身份，按照党的政策，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38年阎锡山向朔县先后派来两任县长，都由康世恩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县动委会集训村长和教员，训练自卫队等，都由县政府发公文，动委会来办。这样更便于在农村中运用政权的力量发动建立抗日组织。对有影响、又愿意抗日的上层绅士，如请哥老会首领担任动委会委员。对顽固势力则又联合、又斗争。有一次国民党军队的小股部队在朔县附近山区抢劫老百姓，搞得人心惶惶。康世恩与县委研究后派锄奸队连夜把他们包围，全部俘获，把他们抢来的骡马等发还给老百姓。后来，按照区党委的指示，释放了俘虏兵。由于康世恩认真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在朔县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抗日斗争。

    康世恩坚持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1939年12月，康世恩成为晋西北八分区军政民联合委员会的领导成员。1940年2月，他任八分区副专员、专员。从此康世恩率领八分区军民艰苦奋斗，直至抗战胜利。

    1940年8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华北地区八路军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战役中，晋绥根据地军民为配合战斗，向各据点日军发起攻击，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公路，割电话线，袭击火车站、仓库，开展大规模破袭。康世恩作为八分区专员，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带领军民参加破击活动。敌人白天修路，我军民夜间破坏；敌人派出部队妄图报复，我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予以伏击。“百团大战”的胜利，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1940年以后的两三年中，日寇连续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的围剿和扫荡，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康世恩与八分区的抗日军民夜以继日地转战在吕梁山上。专署机关经常转移，有几次遇到敌人突袭包围，处境十分危险。生活更是艰难，寒冬腊月宿山头。有时几天、十几天吃不上熟食，只能以野果充饥，以积雪和冰凌解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康世恩和八分区军民坚持同敌人斗争。他们用“空室清野”来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以地雷战、麻雀战和敌人周旋，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支援军队，开展了“献粮、献钱、扩军、做军鞋”的活动，仅1940年一年，八分区就集粮9万多担，献金18万多元，扩军15800名，做军鞋118000多双。

    从1941年3月开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轮番“扫荡”、“清剿”、“蚕食”抗日根据地。至1942年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比1940年缩小三分之一，人口由300万减到100万，粮食产量下降三分之一。特别是八分区，平川地区抗日政府由79个村缩小到37个，人口由60万减到5万。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康世恩因地制宜，在八分区开展了以围困岔口，芝兰据点为重点的“挤敌人”斗争。经过两个多月，100多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360余人，使原来横行无忌的日伪军只能龟缩在据点里。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反汉奸、反维持会斗争，不到3个月摧毁了241个村维持会，搞掉了敌人的情报网，挖掉了日伪军的耳目。将敌据点附近居民撤走，断绝其情报和物资来源，还选派可靠人员利用多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为八路军提供情报。1943年7月21日，岔口据点的敌人无奈，只得自己炸毁碉堡，同芝兰据点的敌人一起逃出山区。接着，草庄头、朱化等据点也相继被击退。打开了对敌斗争的新局面，解放了山区腹底三分之二的地区，把对敌斗争的中心引向晋中平川，为对日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八分区开展“挤敌人”斗争的胜利，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赞扬。1943年秋，毛泽东主席给中共晋绥分局和军区负责同志打来电报，指示晋绥所有地区要向八分区那样，“挤小敌人，扩大自己，打出威风来。”

    迎送中央和部队领导同志从敌占区过境，到延安开会或工作，是八分区的重要任务之一。康世恩曾多次组织队伍护送，安全完成任务。1943年秋，彭德怀、刘伯承从太行山前线回延安，路过晋绥。康世恩带领一个排的武装，担负保护和护送任务。彭德怀化装成一个放羊老头，刘伯承化装成农民，护送的有20多名便衣警卫战士。他们从山西太岳边区出发，一夜步行90多里，摸黑通过晋中平原日寇占领区，进入晋绥边区。由于天黑路生，彭德怀一行没有从预先约定的出口出来，双方没有接上头，天亮后不便行动，就在一个村子里隐蔽起来。这个村子紧靠敌人碉堡，处境十分危险。康世恩没有接到彭德怀和刘伯承，万分焦急，就派出部队以班为单位，下山到敌占区分头去找。到了下午，彭德怀隐蔽的村子里出来一个地下党员向康世恩报告，说村子里来了一些生人，其中有一个放羊老头。康世恩这才得到消息。由于离敌人太近，白天不能去接，一直等到晚上才把彭德怀和刘伯承接到山上根据地来。康世恩为了完成好这次护送任务，还发动沿途群众，严密封锁消息，使彭德怀、刘伯承平安到达延安。

    1943年7月，民主政治的建设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减租减息活动，打击恶霸地主，以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康世恩根据刘少奇路过晋绥八分区所作“减租减息”报告的精神，在交城横尖地区召开动员大会，布置减租减息任务。这里有一个大地主叫张聚财，欺男霸女，巧取豪夺，霸占了八道沟社山。不许农民上山砍柴，群众十分气愤。根据群众的要求，康世恩下令把这个恶霸地主抓起来，把八道沟社山还给了当地农民。这件事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减息的开展，鼓舞了农民生产、抗日的积极性，巩固了民主政权。

    1945年春，康世恩随八分区部队参加晋绥军区发起的春季攻势，收复离（石）岚（县）一线，使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随后，组织大反攻，收复大片沦陷国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篡夺胜利果实，悍然挑起了内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调大批地方干部到军队工作。1946年3月康世恩结束了专员工作，调到山西兴县晋绥分局学习，两个月后由晋绥军区分配到雁门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康世恩又由地方转到部队，成为一名军队政治工作人员。

    1946年夏日的一个中午，康世恩在与离别整整10年的儿子团聚了。上次见面时儿子才刚刚一岁，康世恩时在清华大学读书，因为得知妻子逝世，赶回老家田家庄。办完妻子的后事，他没能认真爱抚一下儿子，就匆匆返回学校了。后来跟着党辗转战斗，和家乡断绝了联系。眨眼间10年过去了，在他心中还是刚刚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幼儿，已经成长为11岁的少年。10年里他常想起儿子，只因为战场形势严峻，没能把儿子接到身边。如今，他见到儿子，又想起了早逝的妻子，不免伤感。这次他们父子能团聚，纯属偶然。这是4月的一天，康世恩的一位远亲在县城柴沟堡镇看到《晋绥日报》上登载的“黑茶山事件”——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黄齐生等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负责处理这一事故的人员中有个叫康世恩的。他把报纸拿回家交给康世恩的三弟。三弟认定报上的康世恩就是亲哥哥，马上按报上的地址给康世恩写信，告知卫平的情况。于是康世恩想法设法把儿子接到了身边。

    1949年8月，康世恩随解放大军西进，参加兰州战役。9月，玉门解放，经王震同志推荐，朱德总司令批准曾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过的康世恩担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从此，他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先后担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北京石油管理局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石油化工部部长等职，先后参加克拉玛依、大庆油田、华北石油勘探、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江汉油田的会战指挥工作，为我国的石化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世恩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千方百计维持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生产稳定。改革开放以后，康世恩立足长远、开拓创新，在推进新时期石油工业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功勋卓著。1978年，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康世恩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副总理期间，还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1981年，康世恩重新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至1988年，康世恩任国务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康世恩还为建立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倾注了心血。他积极筹划和组织海洋石油对外开放，提出对外合作的方针、政策并主持立法工作，积极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海洋石油成为我国最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行业，迅速形成了一支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装备精良、素质全面的海洋石油队伍，在海上石油勘探和油气田开发上取得重要成果，成为中国石油工业新的生力军。我国原油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2万吨发展到1994年的1.45亿吨，这其中凝聚着康世恩的大量心血。

    1995年4月21日，康世恩走完了他人生旅途的80个春秋。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石油，在写字板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油”字。康世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康姓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