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纪念八路军总部情报要员康福申百年诞辰座谈会期间，我们在长子县烈士陵园的塔楼东侧，瞻仰过康福申烈士纪念碑，了解到烈士的事迹，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碑文记载：“康福申，山西长子县南苏村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1937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子县委宣传委员、牺盟会长治中心区秘书、中共北方局机关总务科长、八路军太岳纵队情报处副处长、八路军总部情报处交通科长、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代理主任，1945年8月16日，在收编匪首王自全时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山西长子县北高庙烈士陵园照片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怀着对革命烈士的崇敬，我曾一次次翻阅域内的抗日史料，试图从那泛黄的纸页里，寻找到这位情报要员的人生足迹；也曾走进南苏村康福申故居，想从那座富商大院的陈年往事里，探寻一位富商子弟走向抗日的心路历程；也曾翻越三百里太行，走进当年的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踏访过烈士鲜血浸染过的那片红土地。每一次的调研走访都会让人有所发现，每一次的红色寻踪都会令人心生感慨，一次次的的发现与感慨，终于让我们拨开时光的迷雾，厘清了一位漳河骄子英勇抗日的壮美人生。

富商子弟的人生抉择

    太岳山脉的苏里河畔，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南苏村，至今仍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民国初年的富商大院。该院坐北向南，一进两院，青砖铺院，蓝瓦布顶，虽然历经百年风霜，依旧古朴端庄，遗存着主人当年的辉煌。1914年，康福申就出生在这里。其父康丕烈，又名康承庭，经营着太原“清华池”等众多商业店铺，是远近闻名的富商大户。康福申自幼聪颖活泼，勤奋好学，十五岁进入太原成成中学读书，193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这一年，日军侵占了山海关。在中共中央向全国同胞发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呐喊声中，康福申抗日救国的激情高涨，率先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民族先锋队，并与同学多次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康福申被迫肄业，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南苏村。其父康承庭希望回乡的儿子子承父业，协同自己实现其光宗耀祖的梦想。在民族危亡之际，康福申却以“有国才有家，先救国后治家”为由，婉言说服了父亲，毅然在故乡组织起了青少年抗日先锋队。

    此间，康福申结识了中共长子特支书记陈华甫，参加了山西牺盟会长子分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之一。1937年10月，经陈华甫介绍，他与高扬文等四人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长子特支的部署下，他与高扬文开始筹建长子人民武装自卫队。经过走村串户宣传抗战，张贴抗日布告，两三个月就在本县组建起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中共长子特支书记陈华甫兼任指导员，牺盟会长子分会特派员胡广恩任总队长，康福申任副指导员，高扬文任副总队长。总队部设在县高小，队伍驻扎在文庙内，一边学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边进行军事训练。在侵华日军步步逼近之际，长子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抗日队伍。

    1938年春，康福申与高扬文率领人民武装自卫队深入漳岚河畔的前沿地带，打响了长子抗击日寇的第一枪。4月初，日军纠集其108师团、109师团和16师团、20师团约三万余人，由同蒲线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线上的邢台，正太线上的平定，邯长线上的涉县等地，分九路气势汹汹地向晋东南开来，妄图将刚刚建立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扼杀在摇篮里。

    面对日军的九路围攻，八路军129师、115师，与各地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九路围攻的人民战争。4月下旬，参与九路围攻的日军先后在武乡、沁源、沁县、辽县、和顺等地遭到了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被迫沿白晋公路纷纷向南溃退。

    4月下旬的一天，日军108师团一部分兵力，从长治市南出发，欲经长子县丹朱岭向高平一带集结。得悉这一重要情报后，康福申喜出望外，丹朱岭与他的老家仙翁山相连，这一带的地形他从小就非常熟悉。为了配合驻扎在大关村的八路军344旅战斗，他与高扬文迅即与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取得联系，作出了在地势险要的丹朱岭一带伏击日军的作战部署。

    当天夜里，康福申与高扬文带领人民武装长子自卫队，徐海东率领344旅和决死一纵队，趁夜色翻过西范山，向东迂回埋伏到丹朱岭日军必经之路上，修工事，挖战壕，等待着迎头痛击日本侵略者。次日拂晓，当敌人进入我预定的伏击圈后，徐海东一声令下，我军密集的子弹和手榴弹像暴风骤雨般突然降下，打得毫无准备的日军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趁着日军的慌乱，我军官兵又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一起冲向溃散的敌人。这是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的最后一战，也是抗日战争期间，长子境内消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据《长子县志》记载：“此役，共歼灭日军600余人，烧毁日军汽车、马车上百辆，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丹朱岭伏击战不久，康福申担任了中共长子县委宣传委员、县牺公联委团长，在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探索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他日后的抗日斗争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太行太岳的抗日精英

    红日照遍了东方，抗日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1939年初，党组织根据康福申在抗日斗争中机智勇敢的表现，把他与长子县自卫总队长胡广恩，先后以抗日精英人才调往牺盟会长治中心区任秘书，他从太岳来到了太行。当时，由于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牺盟会长治中心区原设立在市区的民族革命中学及正在筹建中的《黄河日报》社等抗日团体急需迁出长治。

究竟迁至什么地方合适？时任长治五区专员、牺盟会党团书记兼牺盟会决死三纵队政委戎伍胜和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等人正为此寝食不安。这时，刚刚调入中心区工作的康福申，面对中心区首长焦虑的神态，突然萌生出一个设想：自己的家乡南陈一带，地处长治的西部边缘，这里依山傍水，东距交通要道白晋公路不远，西与连绵的太岳群山相连，进可攻，退可守。再加上他刚从北京大学回村期间，组织过一个青少年抗日先锋队，他曾在这里培养过一批进步青年。这批进步青年在中共长子县委的组织领导下，已经办起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亡会、妇女救亡会等抗日组织，抗日热情日趋高涨。南陈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深厚的群众基础，应该是民族革命中学和《黄河日报》迁址的理想之所。

    康福申的这一想法，让牺盟会党团书记兼决死三纵队政委戎伍胜、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眼前一亮。急速派员实地勘察之后，便在中共长子县委的密切配合下，于当年5月，将牺盟会名下的民族革命中学和正在筹备的《黄河日报》社，分别搬迁至长子县西南的南陈村和阳鲁村。民族革命中学，当时拥有学员600余名，是一所培养抗日骨干力量的学校。筹建于长治、诞生于长子阳鲁村的《黄河日报》，主要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纲领，传递各个战场的胜利消息。民族中学和《黄河日报》在南陈、阳鲁村期间，康福申动员父亲康承庭几乎包揽了学员就餐和办报纸张的全部费用。南苏村的康氏父子，对太行、太岳的抗日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9年秋至1940年初，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来到太行山组建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组织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斗争。为了加强和充实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的工作机构，1940年初，康福申经戎伍胜、董天知推荐，调任中共北方局机关任总务科长，主要负责北方局的后勤保障工作。

    1942年初，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一方面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合围、经济封锁，一方面派出大量日伪间谍进入我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侦察。鉴于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做出了要在各战略单位成立情报组织的指示。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开始精挑细选各级情报人员。由于康福申机智勇敢、政治可靠、表现突出，八路军总部任命他为太岳纵队情报处副处长（处长由陈赓司令员兼任）。他又一次从太行山来到了太岳山，主要搜集日伪行动企图、宪兵特务的活动情报，并侦查打入我抗日根据地的日伪敌特。康福申在太岳情报处副处长的岗位上，多次深入虎穴，为处于抗日前线的太岳纵队获取了大量军事情报。

    当年3月，日军纠集第41、第36师团一部及伪军共7000余人，分别由安泽、灵石、介休出发，企图突袭我沁源太岳区党政领导机关。康福申获取这一重要情报后，及时与太岳纵队司令员兼情报处长陈赓取得联系，火速组织太岳区党政机关和一万多名群众向外线转移，最终使日伪合围我太岳区党政机关的阴谋落空。当年11月，日伪又纠集上万人对太岳地区再次实施秋季大扫荡。康福申昼夜兼程，组织情报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捕捉讯息，伺机打击日军。太岳纵队先后袭击了同蒲线上的日伪车站、打击了临屯公路上筑路的日军、袭击了日伪盘踞的中峪店，共毙俘日伪2800余人。

    战后，陈赓在向八路军总部汇报总结战况时说：“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当地群众密切配合，情报工作及时准确。”1943年底，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长篇社论，毛泽东称赞说：“沁源军民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的模范典型。”

    1944年夏天，康福申在太行行署党校，参加了北方局中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44年10月，调八路军总部情报处任交通科长，在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滕代远直接领导下，继续从事抗日情报工作。

血洒豫北的漳河骄子

    1945年2月，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战略反攻阶段。为了对侵华日军发起新一轮军事反攻，康福申受滕代远的派遣，以豫北办事处代理主任的身份，赶往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豫北办事处下辖安阳、林县、淇县、汤阴、内黄等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纵横约150公里，为晋、冀、鲁、豫4省的结合部。豫北办事处设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林县县城以北50华里的任村。

    任村，是根据地通往晋冀豫的咽喉地带，向南7公里是国民党新五军的驻地，向东15公里是日军的据点，向西与中共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八路军129师师部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豫北办事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挺进太行山时，开辟的一条秘密抗日交通线。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在这里秘密开办了“德兴”货栈、“太记”货栈、“新华”饭馆、“同仁”商店、“宏丰”客栈等，通过这些货栈、客栈为八路军输送供给，搜集日伪与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调查研究其战略动向，适时掌握敌伪编制、番号、兵种、武器装备、作战动态、兵力调配、战略防御、工事构筑，及其作战地区的地形、政治状态、社会情况等，及时为八路军总部提供重要情报。

    康福申在担任豫北办事处代理主任期间，积极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秘密情报网络。1945年夏，日伪特务多次冒充我八路军或商人，流窜于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其一是为了侦查八路军“前总”的行踪；其二是散布谣言，抓人抢劫，败坏抗日部队的声誉。康福申发动群众，严密布控，以自己的火眼金睛，多次识破日伪敌特的真面目，并给予了有力打击。

    康福申积极协助豫北抗日民主政府开展调查研究，适时对当地开明士绅和社会知名人士开展抗日宣传，邀请他们参观我抗日根据地，聘请他们担任我抗日民主参议会的参议员，对团结争取社会人员与八路军团结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日伪当时在豫北各村都安插了伪村长和情报员，用以刺探我军活动情况，康福申与豫北办事处的同志则深入村庄，对这些人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使豫北地区不少伪村长变成了八路军的“情报员”，表面上在为日伪办事，实际上在为八路军搜集情报。

    康福申还发动群众，用公开和秘密两种手段，巩固和发展情报组织，主要是通过伪军和敌伪机关职员取得情报，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打入敌伪机关内部获得情报，动员一般商人为我军转送情报。他们还在主要公路旁建立了观察哨网，安排民兵围绕敌人据点周围的各个山头设立消息树，如果敌人来了，白天就放倒消息树，夜里就点起一堆火。为了迅速传递情报，还在敌我交界处设立了秘密情报观察所，据点里的敌人稍有活动，消息就能迅速地传递到豫北办事处。这样，整个豫北地区，就形成了日伪汉奸不敢轻举妄动，群众抗日热情日益高涨的态势。

    有史料记载，当年八路军豫北办事处，先后护送我党过往人员1万多人次，其中有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肖华、杨勇、张国华等八路军高级干部和大批赴太行前线的青年学生。此外，还多次护送过盟军官兵和国际友人。当时有一架国际反日飞机在太行失事，当跳伞飞行员转送到豫北办事处时，康福申还亲手书写了英文标语表示欢迎。

    1945年8月 15日，日本天皇被迫发表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传到豫北，抗日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康福申欣喜之余，想到了匪首王自全。王自全，河南安阳县崔家桥镇隆化村人，过去曾多年占山为匪，侵华日军进入中原后，他又为虎作伥当了伪军。侵华日军投降后，他可能会再次占山为匪与八路军作对，也有可能被附近的国民党拉拢利用。想到这里，康福申觉得说服王自全投诚事关重大，刻不容缓。      

    康福申当即请示了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申伯纯果断地说：情况紧急，事不宜迟。次日一早，康福申带交通秘书李德成赶往了崔家桥，亲自去说服匪首王自全弃暗投明。然而，狡诈的王自全，已在康福申到来的前一天归顺了国民党。原来，日军发表投降诏书后，王自全惶惶不可终日，自知没有了靠山，便与国民党秘密联络，并接受了国民党豫北“剿共”司令的头衔。因此，康福申和秘书李德成见到王自全时，就陷入了不可脱身的魔窟，所有的周旋都无济于事。王自全对他用尽了重刑折磨，但他没有丝毫的屈服，体现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在侵华日军向国人正式递交投降书的半月前，康福申在安阳城西被匪首王自全秘密杀害，就义时年仅31岁。

    日寇投降华人舞，太行肃立祭英雄。康福申，太行山抗日历史上一颗耀眼的星辰，就这样陨落在了豫北的红土地。这位出生于漳河源头的抗日猛士，虽然血洒异地埋骨他乡，但这个不朽的名字和不屈的精神，就像巍巍的太行山一样，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如今，太行山下的安阳市革命烈士陵园、林州市革命烈士陵园、长子县革命烈士陵园，都镌刻有康福申烈士的生平事迹。                        

2014年12月29日，在南苏村纪念太行八路军总部情报要员康福申百年诞辰座谈会上，长子县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韩虎则，在即兴发言中说：“康福申，这位抗日英雄的名字，不仅是南苏村人的荣耀，而且也是每一个太行、太岳子孙永久的荣耀。”在这里，我想再加上一句：康福申更是康氏家族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