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期所载“古代康氏名人”中有关卫国国君的介绍，因当时史料所限，其事迹介绍较为粗略，现经我们进一步搜集，又从有关典籍中查到了相关的记载，现予补正。

卫悼公　见《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左传·哀公二十六年》、《战国策·宋卫策》九、《战国策·宋卫策》十、《史记·卫康叔世家》、《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魏纪》、《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孔子家语·弟子行第十二》、《说苑·权谋篇》、《说苑·复恩篇》

卫悼公，名黔。卫国第33位国君，前469年—前465年在位。他是卫灵公之子、卫后庄公之弟、卫出公之叔父、卫敬公之父。前470年，出公薨，公子黔赶走出公之子而自立，是为悼公。悼公五年（前465年），薨，子弗立，是为敬公。

《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卫侯出奔宋。卫侯为灵台于籍圃（籍圃：籍田中种植果木瓜菜的园子），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袜（袜：穿着袜子）而登席，公怒，辞（辞：指褚师比为自己辩解、说明）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见：现的古字）之，君将呕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褚师出，公戟（戟：用戟刺伤）其手，曰：‘必断尔足！’闻之，储师与司徒亥乘，曰：‘今日幸而后亡。’公之入（入：指出公回国复位后），夺南氏邑，而夺司徒亥政。公使侍人纳（纳：推入）公文懿子之车于池。”

鲁哀公二十五年记载的是卫出公刚复位后发生的事，反映了出公在用人和理政上的缺失。这是他复位的第二年，国家风雨飘摇，君位也岌岌可危，他丝毫没有感知，他在与大臣饮宴时威胁要砍断褚师比的脚，复位后剥夺公孙弥牟的封邑，罢免司徒亥的官职，将公文懿子的车子推入池塘，亲近优伶狡，迫使大臣拳弥与优伶狡盟，使人心离散。最终这些大臣借处境疲困的三匠作乱，出公被迫出逃。鲁哀公二十六年（前469年），公子黔逐走出公之子，自立为卫君，即悼公。悼公以南文子为执政。南宋鲍彪《战国策注》以为南文子即灵公之孙、公子郢之子公孙弥牟。公孙弥牟字子之，死后谥号“文”，亦称文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引《汲冢古文》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此人有智谋，有识见，善决断，辅佐悼公，任国相，多次使卫国躲过灾祸。悼公也能够听从他的谏诤，使卫国的国势得以维持。古代典籍中对悼公和南文子有诸多记载。

《战国策·宋卫策》九：“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野马四百：名为野马的骏马四匹），白璧一，群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大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方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璧一，此小国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反：返的古字），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智伯本名荀瑶，曾任晋国中军副帅，是春秋末晋国四卿之一，兄荀林父为晋国正卿，曾任中军主帅。智氏在晋国有巨大的影响力。智伯这一次的行动本来是一次策划严密的军事行动，以诡谲的阴谋为先，目的是一举攻下卫国，可见卫国面临形势之严峻。如果不是南文子识破了智伯的险恶用心，如果悼公不能听取谏言，及时严整边备，让智伯终止自己的军事行动，卫国就可能面临国家覆亡的危险。南文子这位乱世的能臣，出公不能用而悼公用之，这就是悼公比出公的高明之处，也是卫国国势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

《战国策·宋卫策》十：“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使奔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为君子也，甚爱而有宠，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车过五乘，慎勿纳也。’智伯闻卫兵在境上，乃止。”智伯觊觎卫国土地的图谋受挫后，并未死心，为达目的，甚至拿“甚爱而有宠”的太子做赌注，可见其决心之大，卫国处境之险恶。幸亏南文子识破了其恶毒的用心，加强战备，严守边境，才挫败了智伯的图谋。

刘向《说苑·权谋》:“智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先之一璧。卫君大悦，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不喜，有忧色。卫君曰：‘大国礼寡人，寡人故酌诸大夫酒，诸大夫皆喜，而子独不喜，有忧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来，是以忧也。’于是卫君乃修津梁而拟边城。智伯闻卫军在境上，乃还。”刘向《说苑·权谋》中这段记载，比《战国策·宋卫策》中的记载更详细，它强调的也正是古代所谓庙算、谋胜的重要性。《说苑·复恩》还记载智伯将要袭卫，因吴国使者赤市使于智伯，道经卫国，南文子结好赤市，赤市使人报告卫国，卫国警戒，智伯才停止了军事行动。

智伯作为晋国四卿之一，大权在握。此人能言善辩，诡谲多谋，又飞扬跋扈。但我们从《战国策·宋卫策》和《说苑》相关记载中看到，南文子每次都能识破智伯的阴谋，使卫国能够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免除祸难。悼公也能够认真听取臣下的意见，君臣同心，才能使卫国在国势下降的情况下，在诸侯兼并的战国初期，能有自保和周旋的余地。

前任：卫出公（前476年—前470年在位） 继任：卫敬公（前464年—前432年在位）

    卫慎公　见《战国策·宋卫策》、《史记·卫康叔世家》、《孔丛子·居卫》第七、《资治通鉴·周纪》一

   卫慎公，名穨。卫国第37位国君，前414年—前383年在位。他是卫敬公之孙，卫昭公之侄，公子适之子，卫声公之父。昭公六年（前426年），公子亹杀卫昭公自立，是为怀公。怀公十一年（前415年），公子穨杀死怀公自立，是为慎公。慎公在位时，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孙）曾向慎公推荐苟变。子思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赋于民：向百姓征收赋税）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爪牙：得力的助手或勇猛的将领，本来是褒义词）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干城：国家的捍卫者。干：盾牌。城：城墙）之将，此不可使属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这是孔伋和慎公的一段对话。这里的卫侯就指的是卫慎公。孔伋推荐苟变做将领，然而慎公却因为苟变过去为官收税时吃了百姓两个鸡蛋而不用他。孔伋用“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说明选人任官不可求全责备，而应“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为我所用的道理，从而说服了慎公，使苟变得到重用。

    子思和慎公交往颇多。《孔丛子·居卫》记载：“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势将日非矣。’公曰：‘何故？’对曰：‘有由然也。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君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子思批评慎公君臣自以为是，上下相蒙，听不进不同意见，如果不加改正，将会国事日非。古人有言曰：国有诤臣，不败其国；家有诤子，不败其家。慎公跟前有子思这样敢于进言的人，是国家的幸事。

    前任：卫怀公（前425年—前415年在位） 　　

继任：卫声公（前382年—前372年在位）

    卫嗣君 见《战国策·宋卫策》、《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史记·卫康叔世家》、《史记·魏世家》、《资治通鉴》卷一、卷二、卷四

卫嗣君，亦作卫成襄侯、孝襄侯，名已失传。卫国第41位国君，前334年—前293年在位。他是卫平侯之子，卫怀君之父。前334年，即卫侯之位。嗣君五年（前330年），嗣君自行贬号曰君，卫国自此仅存濮阳一地。

嗣君虽为小国之君，但治国理政上，尚有可取之处。《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卫嗣君之时，有胥靡（卫国之贤者，因过失而犯罪）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反：同返）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左氏：卫城邑名）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主欲治而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徒：白白地，不索要任何报酬）献之。”韩非子做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引用此事，是把它当做法治的典型的。后人亦多引用此事，称嗣君治国中能重视法治。从《韩非子·内储说上》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为了治理好国家，改变颓势，嗣君对人才也特别重视。

嗣君在用人上有自己的标准，坚持从国家实际出发选用人才。《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如耳说卫嗣公，嗣公说（说：悦的古字）而太息。左右曰：‘公何为不相也？’公曰：‘夫马似鹿者，而题之千金。然有百金之马而无千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也。今如耳万乘之相也，外有大国之意，其心不在卫，虽辩知（知：同智）亦不必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如耳虽然能言善辩，有智谋，具备做大国之相的才能，但他不属意卫国，就像一个长得似马没有马的使用价值的鹿一样，嗣君虽然喜欢他，但不会重用他。嗣君的选择当然是正确的。

嗣君在施政和用人时还善用权术。《资治通鉴》卷一、卷二、卷四对嗣君有多处记载，其中有三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一位县令整理床铺时，露出了破旧的席子，次日嗣君让人送给他一条新席子，县令大为吃惊。嗣君让人通过关市时，私下贿赂关吏，然后召见关吏问他是不是收受了贿赂。嗣君看重大臣如耳，为了不被其蒙蔽，就给另一位大臣薄疑升职，让他们互相牵制。《资治通鉴》创作的目的，是为后代帝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的，司马光把嗣君这三件明显在使用权术的事写进书中，一定是认为其中有可资借鉴之处。国君在位，没有不想国祚久长的。嗣君在位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剧烈，仅余濮阳一地的卫国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嗣君在治国理政上还是力图有所作为，让我们更加感受到先辈创业守成的艰难。

前任：卫平侯（前342年—前335年在位） 　

继任：卫怀君（前292年—前252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