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桑梓情深

进京访大姐

寒风中站立着一位老妈妈

1989年元宵节刚过，徐海清就接到“康办”的电话，要他争取到北京去一趟，说是康大姐要见他，讨论一下电视剧本《孤军行》中的有关情节。这意外的消息让他激动了好几天。因为他早就想见见这位共和国第一元帅的夫人——按康氏家族的排行中真正的大姐了。他知道，在万安在康氏家族中能获此殊荣的并不多，何况他只是康家的女婿。

3月2日，徐海清和省电影制片厂的有关领导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下榻和平门中国科协招待所。刚放下行李，他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康办”的电话，大姐转告他们，先在北京转一转，看一看，约见的时间由她亲自通知。

3月9日上午，徐海清接到了大姐打来的电话，约他们下午2时到她家，大姐的声音很嘶哑，话也简单。正当他们急忙准备之中，“康办”又来电话，是叶秘书打来的，徐海清的心头一紧，估计有变化。谁知叶秘书告诉他，大姐刚刚是在病床上打的电话，而且一边打点滴一边打电话，一定要坚持自己打。接着叶秘书给了他约法三章：一不准向大姐提任何要求，二不能让大姐多讲话，三接见时间不超过20分钟。

下午，徐海清走出地铁，钻出地面，一看表，两点差一刻，他暗暗松了一口气。当他们办完手续，通过大门岗哨，往大姐家走时，远远望见大姐家门前的岗亭边立着一伙人，走近一看，正是大姐。由于紧张和激动，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竟然傻乎乎地钉在地上了。

徐海清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大姐：一头银灰色的头发，被料峭的寒风吹拂着，一件银灰色的开司米毛衣，手肘处已打了补丁，补丁也是银灰色的，这银灰色的头发，银灰色的毛衣，在首都银灰色的天空下面，更显得浑然一体，显得异常简朴和素净，如果不是此时、此地、此景，如果不是她那眉宇间股股英气，谁也不会把眼前这位普通妇女和三军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的夫人等同起来。

看着大姐手扶“罗汉竹”拐杖，笑眯眯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徐海清心头不禁一热，她，不就是我那远在故乡小山村，终年手搭“凉棚”，翘首盼儿归的老妈妈？

叶秘书的催促声把他从梦中拉回现实，他不知所措地扔掉手上的东西，把手在前襟上擦了又擦，然后扶着大姐走进客厅。

三件土产与“约法三章”

从接到“康办”电话，要徐海清进京的时候起，他就盘算着送点什么给大姐，尽管大姐什么都不缺，也要表示一点心意。但思来想去就是不知送什么东西好，最后才从其他亲属那里得知，谁要是买了贵重的东西送去，准得挨骂，要带就带她喜欢的三大件：“鱼干、乌干（番薯干）、霉豆腐”。

因当时很难买到像样的鱼干，只好把鱼干改成木油（茶油）了。等徐海清把这些东西掏出来，大姐一眼就看见了番薯干，顿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伸手就拿。工作人员说处理一下再吃，大姐还是拣了一片放进嘴里，很高兴地嚼着，拉起他的手在沙发上坐下来，很认真地端详着他。

“你在信上说，你和洪学智洪老是同乡？”大姐提起了他一年前给她的信。

“是的！”徐海清回答说。

“安徽金寨，那可是将军县！你家里出了将军没有？”大姐笑着问。

“我爷爷是‘立夏节起义’出来的，‘红二’、‘红四’都干过，后来从西路长征，在西康，被张国焘打死了，当时是团长，前几年才把‘解组派’的帽子摘掉了。”

大姐缓缓站起身，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半晌才缓慢地说：“老总也是从西路走的，老总在世时，还经常提这件事。”

话题很自然地切入电视剧本《孤军行》上来。大姐尽管病体初愈，也很虚弱，但她的谈兴很高，处处流露出对朱老总的无限深情。言谈间，工作人员几次进来示意，都被大姐摆手制止了。最后，工作人员不得不说：“有美国客人来访。”大姐这才打住话头。

这次谈话不是20分钟，而是两个钟头。

大姐在送他们出门时，还语重心长地对徐海清说：“你能看我，我很高兴，能写朱老总的戏，我更高兴，你送给我的三样礼物我都收下，我也送你三句话，希望你也收下，这是每个康家亲属都必须做到的：“一句是在北京或回去后不要老是说我是某某人亲属；第二句是，在北京出门，不能用我的车，那是国家的；第三句是外出要注意节约，不要乱花钱，更不要住高级宾馆……”

大姐的“约法三章”深深打动了他，也深深启迪了他，它将伴随着他走完人生的道路。

艰难的午餐

1992年，同样是春寒料峭的三月，徐海清第二次去见康大姐。在此之前，他已得知大姐病魔缠身，患上了可怕的半身不遂。他在路上想象着，大姐一定是在医院或家中的床上躺着，床边有很多工作人员轮流守护，以至到了大姐身边以后，才发现路上的猜测是错误的。

他们在朝阳门招待所住下以后，便拨通了大姐家的电话，徐秘书在电话里说：“大姐要你们马上来！”

他们来不及洗去旅途上的征尘，就匆匆忙忙往大姐家里赶，过了大姐家的岗亭，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姐端坐在轮椅上，由工作人员推着，已经守候在客厅门口。

大姐瘦多了，同样是那件开司米毛衣，已显得很宽大，对襟的衣缝上还塞了块洁白的纱布——那是用来抹去唾涎的。大姐也老多了，眉宇间失去了以往的英气，右脸颊上出现两块“寿斑”。徐海清强忍住泪水，迫使自己不要哭出声来，扑过去推着大姐的轮椅，无数语言噎在心头，一句也说不出，只是喃喃地喊了一句“大……姐”就再也说不下去了，一扭头，串串泪珠情不自禁地掉在地上。

大姐虽然口齿不清，但思路仍很清晰，她坐在轮椅上，徐海清坐在沙发上，用双手抚摸着她那已经萎缩了的右手，或是沉默，相对无语；或是一问一答，进行艰难的对话。时间就这么艰难地移动着。

中午，大姐一定要留他们共进午餐。餐桌上，虽然各种菜都排列有序，但当他们看到大姐那艰难的进食动作，再一次深深刺痛了徐海清的心。大姐由工作人员系上餐巾，很坚决地拒绝了工作人员喂她，用自己笨拙的左手拿起叉子，转了一个九十度，将食物艰难地送进口中。大姐不顾自己进食的艰难，还经常将盘子里的香肠之类的肉食往他碗里叉，为了不让大家费劲地往他碗里夹菜，他只好把各种菜夹满一碗，大姐这才满意地笑了。可他却总不能下咽，眼泪和食物老是在嗓子眼里打转。

这餐饭吃的时间很长，但值得回味的时间更久——今生今世。

这是艰难的午餐，也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午餐。

该回去了。大姐坚持把他们送到岗亭边，依依不舍地目送他们。他忍不住再次回头，分明看见大姐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珠，他再也控制不住，抽泣着加快了脚步……

谁料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前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4月22日，康大姐与世长辞。

魂归来兮，大姐！

殷殷故乡情

许诗蕊认识康克清大姐是在1962年4月，而接触到有关她的革命斗争经历则是在1959年初。1959年初，党组织安排他从事万安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工作，曾在康克清大姐的家乡罗塘湾调查了解、收集万安人民武装大暴动的有关史料。老同志介绍，1928年秋，康桂秀（即康克清）、张良等80多人随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走上了革命道路。1962年4月，那是康克清大姐在新中国建国后第二次回故乡时，他正在县委办公室工作，有幸负责后勤、接待工作。康大姐乘坐的小车到县委大院，县委负责同志立即前往迎接、问候，并引导到县委常委会议室休息。大姐身躯高大、肩膀宽阔、步履稳健，她那果敢刚毅、立马戎装的身影立即映入他的眼帘。自此，她那平易近人、和蔼慈祥的音容笑貌就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

戎马倥惚，康克清大姐由南到西，再从西到北，期间，长驱二万五千里，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尽艰辛。1951年3月初，康大姐自从青年时期随红军上井冈山后，首次回万安探亲。是啊！少小离家，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多么想归故里看看年老的养父和姐姐，看看在革命战争年代一道参加土地革命的那些姐妹，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康大姐从吉安乘轮船到村背，在村背停船上岸，步行到罗塘湾大禾场，而未先到县委、县人民政府驻地的万安县城。在罗塘湾时，区、乡人民政府请她住在区或乡府，康大姐婉言谢绝而住在原来自己住的那栋土砖房里，与养父、姐姐等亲人团聚，离万返京时，才到万安县城。

1962年4月，康克清大姐第二次回故里探亲。这次她是在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与朱老总一起重上井冈山的，此后来到吉安。当时，万泰公路被几次洪水冲刷，路况不太好，因此朱德同志住吉安专署交际处，康克清大姐回万安。首次回万安是不惑之年，十多年过去了，已是知天命之年了啊！但身体还很健壮。那天正好天晴，上午十点钟左右，由省妇联主任朱旦华陪同，乘坐吉安专署交际处的专车回到万安，住在中共万安县委大院，当时县委机关在县城东门（天主堂遗址，现为公安局办公楼）。那时县委办公大楼为二层，首层为各部、委办公用房，二层楼为县委负责同志的宿舍。当时康克清大姐住在窗户朝南的单间，左侧与朱旦华大姐的卧室只一墙之隔，右侧便是县委第一书记肖家麒同志的办公用房。县委办公楼房是1956年新建的，客房里除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对沙发外，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设备简单，又无卫生间，生活上有诸多不便，这让他们搞接待的同志感到非常难过。但康大姐对此却从未提过物质生活上的任何要求。阔别数十年归故乡，而回故乡住的时间又很短，就说三五天吧，从他们搞接待的同志内心来说，总想设法使大姐回家乡吃得好一些，顺心一些。当他们接到吉安关于大姐返回的电话，就特地准备了几斤由万安自己加工生产的新鲜鸡蛋糕作为茶点。记得康大姐乘坐的专车到县委大院后，她一下车，县委第一书记肖家麒和县委其他负责同志就陪大家到二楼常委会议室休息。当时只是清茶一杯，配以蛋糕点心。说话间，康大姐对朱旦华主任说：“小时候在家吃过万安的白糖饼又脆又香。”得知安排在县委机关食堂就餐时，康克清大姐数次对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说：“吃点家乡菜蔬就可以，不要去弄大鱼大肉一类的东西，这样会造成浪费。”这对他们教育很深。据此，他们曾到副食品加工厂询问，是否还会加工这种白糖饼。当打听到已经生产了这种商品，商店门市也有这种产品销售时，他们便买了两斤新鲜的万安白糖饼回来。大姐见后说是这种，她带头每人品尝了一个，大家都会心地笑了，但鸡蛋糕却一点未动。遵照大姐的吩咐，他们访问县城郊区农家，买了一些小鲫鱼干（万安又称禾花鱼）和小虾米。这些小鱼、虾，或炒辣椒或拌米粉油炸，对于用小虾米拌和少许米粉，捏成小团粒油炸，县人称“虾公包”，香、松脆，大姐吃后很欢喜。谈到家乡的土产，大姐说到县境南乡有一种皮肉为白色、肉质细嫩、耐储运的扁萝卜。也许大姐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县域东南乡的黄塘一带视察过工作，战争年代到过武术等一带地方，在苏区群众家里吃过这样的蔬菜，至今还没有忘记。是啊，这种蔬菜当时只有县境的南乡多产，特别是良口、武术一带多产，在县城以下诸乡是很少栽种的。时值农历二月底、三月初，按作物季节这种蔬菜凡农家栽种了的，早已收藏在家里，菜园里是很少有这种蔬菜了。他们托人在武术、良口一带询问寻找，结果在良口圩市和农家买到了二十多斤，托船带回县城。康大姐吃了以后，甚是喜欢。

在县里，康克清大姐在生活上就不搞特殊，回到罗塘湾自己的家乡更是如此，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时，县境陆上交通因赣江、遂川江所隔，未修公路桥梁，特别是去罗塘、桂江一带成为天堑，不能通车，交通还不太方便。这次康大姐回罗塘，仍然乘坐船运部门的小托轮至罗塘。县委第一书记肖家麒同志陪同前往。这次是在罗塘区委内休息，区里为其作生活安排，罗塘区委原准备宰杀一头猪，款待千里迢迢还乡探亲的大姐及与其团聚的亲属。康大姐得悉此情况后，婉言谢绝，恳切地对罗塘区机关具体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不要去宰杀生猪，请转区委机关食堂炒些豆腐、豆芽一类蔬菜就可以。”遵照大姐的嘱咐，区委机关食堂在大姐就餐时，餐桌上只放着一盘豆腐、一盘豆芽、一盘灰蛋（腌制的鸭蛋）、一盘藠头炒虾米和一个碎肉汤，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四菜一汤。六十年代初，万安县自然灾害频繁，损失严重，但整个社会人心安定，农业生产也比较稳定。如1961年全县3.5万户，生猪饲养量达5.5万多头，当年食品部门收购5109头，上调2901头，城乡供应比较而言，还是正常的。可是康大姐次次谢绝县、区机关对她的照顾，总说不要给县、区机关添麻烦，这也在全县人民中广为传颂。康大姐艰苦奋斗、崇尚勤俭、身体力行的革命精神，不正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熠熠发光的生动体现吗？不正是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写照吗？不正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克服经济困难，为国分忧的具体行动吗？回答是肯定的。在生活上康大姐时时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率先垂范，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却是全神贯注，时刻惦挂在新，一丝不苟，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切实掌握第一手资料。在罗塘家乡期间，她接待了来看望的亲友，还访问了人民群众，听到了他们关于万安县近几年来不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社员口粮指标不算高的反映，还挤出时间视察罗塘幼儿园。在县城的时候，还先后视察了五丰和窑头幼儿园，关心下一代幸福成长，尽力支持儿童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987年10月，康大姐还特意委托林佳媚（中国儿童发展中心顾问）代表她到保育院和五丰、罗塘乡视察。

康克清大姐在1962年4月回故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仍然和群众心连心，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事业。1980年，上级分配给县里一套少有的化肥设备，其资金未落实，无法运回。向大姐汇报后，大姐非常关心，请余秋里同志通过有关部门解决了机件维修等经费共300万元，使设备得到及时运回维修。嗣后，县里请专门队伍钻探煤层和化验县产煤质，因县产煤质不适应于化肥生产，其设备才由地区另行分配给其他县使用。化肥厂筹建也由此改为县糖厂筹建。1986年，县棉染纺织行业因原材料紧缺而转产行销的塑料编织袋，需技术改造启动资金，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当康大姐得知此情况后，通过财政部从贴息二年的贷款中解决284万元，由计划部门戴帽下达到县。由于技术改造资金及时到位，技改进程加速，使企业尽快产生效益。现这笔贷款已归还27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