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康天一，字全德，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南阳东南15里康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家务农。父亲在世时曾经讲过他当年驰骋抗日疆场，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经历，至今言犹在耳。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特将他老人家的经历整理成文，以示纪念。

1938年，南阳同全国各地一样，全面进入了抗日战争的高潮。国民党当局到处征壮丁，我们这里是“二丁抽一”，要求凡弟兄两个者必须有一人去当兵，我的父亲与伯父弟兄两个，按规定就要有一人去当兵。我爷爷为此事非常纠结，究竟叫哪个孩子去呢？难以抉择。

这天吃过晚饭，爷爷和奶奶在内屋里点着油灯，两人皱着眉头商量，政府指定要伯伯去当兵，但爷爷考虑到伯父在家农活干得好，而且如果让伯父去还怕别人说爷爷的闲话（因伯父的生母已去世）。让父亲去当兵又怕奶奶心痛，实属无奈，两个老人这才在灯下商议。这时，父亲在外屋听到了爷奶说话的内容，明白爷奶为此事作难，就走到爷奶的面前，说：“爹、妈，您二老的话我听见了，您不要为此事作难，当兵的事我去。让哥哥在家帮您二老干农活。”就这样父亲说服了二老，告别了乡亲，到南阳的49军招兵处报名。49军为原东北军张学良的警卫105师，因西安事变扣蒋有功，被提升为49军，军长刘多荃。后蒋介石要求东北军换防，就把49军于1937年调防在南阳的社旗镇，因此49军在南阳招兵。父亲通过检验身体被安排和其他新兵一起在琉璃桥坐船，顺白河、走汉水、过长江，通过长途跋涉终于到了江西省南昌的49军105师的师部。师长是张学良部下的王铁汉。在这里，父亲和新兵们一起接受培训六个月。培训结束后，父亲被安排在105师325团直属连二排。

二排排长典荣昌是叶县人，他看父亲机灵，会武功，向师部陈主任推荐给师长王铁汉当警卫员。陈主任找父亲谈话，谈话时，正好碰见有个姓康的师长（在台儿庄大战中立有战功、这时在江西的师长康法如）在场，听说父亲也姓康，而且出言不俗，同姓亲近，对父亲有好感，就问父亲愿不愿意去军校学习，父亲表示愿意听长官安排。康师长理解他的心情，就对陈主任说：“康天一年纪小，应当好好培养，我给王师长打个电话，让他去报考黄埔军校，回来后再到师部效力。”陈主任自然是满口应允。说完给师长王铁汉通了电话。就这样，父亲怀揣着师部发给的四十块大洋，到瑞金去考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全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军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史称黄埔军校。1937年8月迁至成都，在抗日战争中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一律开赴抗日前线作战。

1939年3月，父亲来到江西省瑞金县，参加黄埔第三分校的新生录取考试。他了解到当时黄埔军校共有洛阳、武汉、瑞金、广州、昆明、南宁、天水、均县、迪化九个分校。抗日战争期间，黄埔军校迁往成都，成都分校即原第三分校并入该校，而改设第三分校于江西瑞金。当时报考瑞金第三分校的，大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青年士兵，多数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甚至有大学生。父亲上学少，考试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关。但当他和校本部主任荥阳人李树阁交谈一番后，李主任看父亲聪明机灵，思路清晰，上学和报国心切，同意他按备取生资格参加考试。结果，考试成绩合格，他被军校录取，分到三大队十二中队，成为第十六期的学员。

在瑞金城内的一个大祠堂内，父亲开始了他的军校生活。校本部的负责人叫吕骥，是名少将，学员上千人，分为三个大队。有个姓康的少将担任大队长，湖南人苏银汀及李树阁都是部门负责人。父亲他们首先学会了黄埔军校的校歌：
    怒潮澎湃，

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

纪律莫放松，

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

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

向前行！

路不远，

莫要惊！

亲爱精诚，

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这是一首铿锵有力，激励人心的战歌，曾激励一代热血军人冲杀在北伐和抗日的战场上，父亲生前经常唱这首校歌。唱着它，他的心情总是感到格外的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在军校中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知识。在步兵典列训练中，认真练好步法和队列指挥。在操练常规武器和投弹时，常常被长官点名给其他学员做示范。他尤其喜爱读军事教材和老师讲的军事课。蒋介石的传统军事教育，是一贯讲求形式化的制式训练，由于父亲的枪法准，武功好，在对抗性的训练中，成绩也常常是名列前茅。通过预科训练、士官教育，他学到了领兵打仗的知识，为以后走向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军校的政治教育，除讲国民党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外，并加授资本主义政治学、经济学、国内外时事报告。父亲由于认真学习，被分校评为“勤学学生”。

父亲在家学的是八卦拳武术，跟着少校武术教官赵荣林又学习了多套武术。业余时间，他给大家表演了齐眉棍、八卦锤、双环刀等功夫，受到了长官和学员们的好评。他还用每月发的津贴买来书籍阅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瑞金是红色政权所在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等都在此地生活和战斗过。一次，父亲在天坪村悄悄地问当地老乡：“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老乡回答：“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做主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当地的一些人积极奔赴延安去上抗大，父亲听后对此感慨不已。

按规定，黄埔军校学习的时间为三年，由于抗战的需要，父亲他们这批学员学习一年多就毕业了。分校负责人原142师师长吕骥少将向他们颁发了毕业证书，中正剑和通讯录，父亲即回老部队报到。

父亲怀揣着毕业证书和《同学通讯录》，回到了105师师部报到。

师长王铁汉向他们讲话道：

“惨无人性的日寇在侵略我们国家。国土被烧焦，黎民被涂炭。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不抗日就会亡国。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决不允许日本人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中国军人要做抵御外侮的中流砥柱！当然，战争是要流血的，是要有人为国捐躯的。死在战场上是光荣的，是青史留名的。‘不成功便成仁’。这是校长的训话。大家分到各团以后，师部决定你们去当军官。你们要学会领兵打仗，英勇杀敌，争立战功，把日本狗强盗赶出中国去！”

王铁汉的话激起了学员们的阵阵掌声，在父亲的心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一行数十人又来到了团部的所在地丰城县。

第49军105师所属部队，正在张公洞一带修筑工事，准备在修水同日军作战。因此，团部军人不多，人们都到前线去了。

团长徐瑞林是陆军大学毕业生，他正在部署有关战事。看到父亲这批学员回来报到，他只简单说了几句话：

“你们回来的正好，一线需要人，都下到连队当排长吧。”

在团部停留不到半个小时，父亲奉命来到离南昌40多里的八连来当排长。

八连连长吴云全热情接待了父亲，并领到二排同三十多名战士见了面。父亲即召集各班班长开会，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并和部分战士进行了交谈。

从团营长那里了解到，武汉会战后，日军为切断浙赣铁路的交通线，调集第六、第101、第106、第116师团，在海军和航空队的配合下，兵力达12万人，由侵华日军总司令和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于1939年3月向南昌发起了进攻。中国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所属部队10个军33个师计20万人展开防御。敌106师团沿南浔路前进时攻击受挫，特别是第106师团在万家岭几乎被全歼。1939年5月，中国军队发动了第二轮攻势。第49军的部队逐步推进至高安。后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南昌会战中中国军队在防御和进攻方面虽均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却使侵华日军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中国军队大规模进行抗战，而且还实施战役范围的进攻，向外展示了攻势防御的意图。第74、49军布防在修水以西的方向，同日军进行着持续的抵抗。

1941年春，上高战役开始，父亲所在的105师参加了这次战役。父亲所在的连队，是迫击炮连，当时正在紧张地修工事、挖掩体，把大炮布置在隐蔽之处，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日军来到了修水河畔，与中国的军队隔河对峙。大战前的战场是寂静的，但同时又充满着火药味。

这天清晨，父亲所在的排坚守在滩头阵地。突然，他发现对面大树旁的碉堡内，有日军人员出入。父亲当即想到，这可能是敌军的一个观察所，正在窥探我方军情。

父亲立即命令三班长，做好准备，等他令下，炸毁敌人的碉堡。

父亲很快请示了连长和团长，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趁着又有一名日军进入碉堡的当儿，父亲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前面距离1500米，方向二转，发射！”

“遵命！”

第一发炮弹发射过去了，在敌人的碉堡旁边开花。

“再射！”

第二发炮弹又射过去了，正好打中了敌方碉堡，碉堡上空顿时冒起了浓浓烟尘。

“走，过去看看。”

父亲不顾危险，带领两名战士，涉水摸到了被炸毁的碉堡中，发现除有三具日军尸体外，还有铜链子、铜盒和望远镜。当他们携带着敌军帽、武器等战利品回到自己的阵地时，被赶来的徐团长和吴连长迎接着。徐团长夸奖说：“天一，你这一炮打得好，我要给你记功！”并把缴获日军的军毯奖给了父亲。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过后的几天，中日双方在修水河一带展开激战，敌我双方损失都很严重。

父亲指挥的炮排多次击中敌目标，受到了上司的通令嘉奖。

接着，第74军、第49军一部在锦江南岸一带阻击敌军，再度与日军形成对峙。

这天，当日军向中国守军第74军阵地进攻时，父亲奉命带队增援友军。他们抢先占领一个小山头，利用有利的地形，向侵犯的日军连发了数十发炮弹。炮弹在敌军中开花，炸死多人，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势头。

当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由箬溪向武宁东北进犯中国守军第73军阵地时，父亲看到日军的机关枪火力甚猛，打得守军抬不起头，于是命令部下开炮射击，摧毁了敌人的一个火力点，减轻了友军的防御压力。

当然，父亲所在的迫击炮连也成了敌军、敌机打击的目标。尽管他们不停地转换阵地，尽管他们不断地隐蔽自己，但也遭到了敌军的轰炸。父亲的胳膊上挂了彩，鲜血直流，他简单地包扎一下，仍坚持战斗。

由于敌我处于胶着的状态，给养供应不上，常常需要饿着肚子作战。一次，一天多没有吃到食物，大家都有点急不可耐，父亲鼓励战士们说：“我们是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是正义之战。吃点苦、受点饿不算什么，坚持就是胜利！”

在父亲的鼓励下，全排战士的情绪一直非常高昂。

度过锦江激战的艰苦岁月后，敌我双方暂无大的军事行动。在徐瑞林团长的推荐下，父亲到105师师部当了少尉政治干事，每月三十多块工资。差事倒是很轻松，管理书报。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他都把“中山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图书排列有序，及时把报纸、抗战的文件发放到长官手中，并按规定办理借阅图书。由于他办事认真负责，受到了政治部主任等人的好评。

这天，父亲接到了调令，让他到军部报到。当他得知是老团长徐瑞林晋升为军参谋长，是他推荐和提携自己时，愉快地服从了调令。

原来，105师师长王铁汉提升当了军长，他知道父亲会点武功，又立过战功，是个可以信任的人。因此，通过徐瑞林，把父亲调到了设在高邮的军部。

当时，军长、副军长和参谋长正在客厅内说着话，看到父亲进屋，徐瑞林介绍说：“这就是康天一，会武术，你当师长时就想让他给你当警卫员，可他去了黄埔军校。”

王铁汉说：

“我身边正缺人，就让天一当手枪队队长吧。”

“谢谢军座的栽培。”接过警卫员递过来的英造八撸手枪，父亲自此成了四十九军军部手枪队的队长。

手枪队共有四十多人，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是枪法好，就是会武功，他们的任务就是保卫军部，保卫军首长的安全。

父亲自担任手枪队队长后，自知肩上担子的沉重，每天起早晚睡，处处小心谨慎，做好长官的安全保卫工作。军部每调换一个住处，他都严密布下岗哨，严查可疑的迹象，不给歹徒以任何可乘之机。

一天晚上，军长等人刚刚休息，一小股日伪军前来骚扰。父亲带着一个班的士兵，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准确的枪法，击毙了十几名敌人。最后，在警卫部队的配合下，全歼了这股日伪部队，受到了王铁汉、徐瑞林的嘉奖。

利用操练时间，父亲主动教战士们练习武功，使手枪队提高了护卫能力，王铁汉和徐瑞林都感到很满意。

军长经常到所属部队视察，父亲带手枪队随身护卫，从未出过差错。这里虽然听不到枪炮声响，父亲认为同样是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部队在山区行军时，坐不成小车，军长等人骑的都是高头大马。父亲因为是队长，需要跟随护卫，因此也骑着战马。有几次，军长骑的甘草黄马乱窜乱蹦，差点把人掀了下来。王铁汉生气了，让父亲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心中早有了警觉，于是回复道：

“报告军长，您骑的是匹母马，我骑的是匹公马，公马跟在母马后面，两匹马都显得不安分，这不是我故意这么做的。”

徐瑞林说：那也不行，要保证军座的安全。”

“是。”

父亲遂即换了一匹母马乘骑，再也没发生军马骚动的现象。

在保卫军部转移时，有时遇到敌机轰炸，父亲他们仍协同作战部队，用机枪对空射击。这虽然对敌构不成多少杀伤力，但也迫使敌机不敢过分低空飞行。

在敌机轰炸的岁月里，父亲和手枪队还多了一项任务，行军时带上垫木和木板等类物品，搭建临时掩体，作为长官们的指挥所。这项工作又苦又累，父亲他们坚持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就这样，父亲跟随军部首长，转战南北，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4年，49军的军部移防浙江省的诸暨。当时，西安黄埔七分校来诸暨招生，很多年轻人踊跃报名，这也激发了父亲的进步思想，父亲认为一个青年人想要进步就必须要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首长徐瑞林，他也认为父亲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加上这几年的表现，是应该支持父亲的。就这样他又作通了军长王铁汉的工作，同意父亲再次报考黄埔七分校。就这样父亲通过各科的考试，成绩合格，被黄埔七分校正式录取，并发放了录取通知书，要求半月内到军校报到。

父亲在去西安上学的路上，想到当兵已离家五年多的时间，从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决定拐回家看看。

战争年代，兵荒马乱，道路难行。一个人徒步跋涉太不容易，好在父亲也是在苦难中成长的，再加上这几年在部队的锻炼，自己死且不惧，何况困难呢？他一路风餐露宿，凭着那身军装和军校学员证，闯过了重重难关。从湖北襄樊境内进入南阳，当父亲坐船渡过白河，穿过赵营、瓦房庄、八里岔，望见绿树掩映的康庄时，父亲的心就像快要蹦出来似的，不由得二步并作一步走，急着想看到年近九旬的祖母和母亲及哥哥侄子们。一进家门知道爷爷已经去世。看到爷爷已去世，老祖母已90岁高龄，我奶奶和伯伯不愿意再让父亲去西安上军校，父亲看到家庭的实际情况，就决定放弃再上军校的念头，在家务农奉养老祖母和奶奶。

1948年，解放军的南下部队路过康庄，父亲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做了很多支援南下部队的事情。特别是当时父亲在本村的戏房办了一个柴草店，给解放军提供了很多的柴草，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表彰，并推荐父亲当上了康庄乡的乡长。一直到互助组、高级社，此时溧河区的区长李德广，副区长史伯奎、张树元，女干部王宝珍多次到家里劝父亲脱产当正式的国家干部，每月给一斗小米。父亲考虑到自己的特殊经历，不但没有去当国家干部，还要求辞职。区领导多次与父亲交流，父亲还是要求辞职，后领导无奈同意父亲辞职，但提出的条件是必须让父亲再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父亲就推荐本族一个叫康天仁的来当高级社的社长。

父亲辞去乡长后，一直在康庄务农。70岁时，康庄村八组的群众推举父亲来当八组组长，直到85岁，因年事已高才辞职不干。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家庭也很幸福。于2013年元月30日去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