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赞成和感谢中华康氏文化研究会的本家领导，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搜集康氏族人参加抗战的事迹，这是响应党中央号召，让广大同胞积极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惜和平的接地气的方式。作为康氏后人，我有责任把我父亲当年为抗日战争所做的点点滴滴记述下来，传给后人。

   我祖籍是山东省冠县梁堂乡康寺地村，地处冀鲁交界，是我党早期活动地区之一。当年，寻找党组织，重建山东省委的赵建民即是冠县人，和我们是邻村。目前，全村在家人口1000多人，全是康姓族人，据家谱记载是明洪武初年从山西洪洞县迁入，目前已有20世。

1937年底至1938年春，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下，华北重镇太原、济南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日寇很快侵占了华北大部地区，老家冠县也为日寇所占。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乡亲被迫四散逃难，流离失所，加之天灾、匪灾、国民党溃散之兵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饿殍遍地，十户仅存二三家。

我家历代都是农民，祖辈勤俭持家，生活虽不富足，倒也安然。父亲康国安1919年生人，适值青年的他目睹日寇横行霸道、肆意妄为，一心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1938年，党中央毛主席作出了向山东派兵的决定。在鲁西北特委动员下，父亲于1941年前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1942年任我村民兵连长，和日寇斗智斗勇，本是文盲的他却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与日寇周旋于周边方圆百里。长期的地下工作经历，形成了他严守秘密的习惯，以至于我们子女都不甚了解他的具体工作轨迹，只能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体悟。

日本鬼子占领时期，每到一地就摊派军粮，因贫穷交不起或稍有不满的人，就被打个半死，或者让狼狗咬个半死再扔到猪圈里，等老乡救出来已经奄奄一息了，用不了几天就伤重而死。村里民兵连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帮助军属烈属，清除汉奸，传递情报，割鬼子的电话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当时条件极其艰苦，枪支很少，主要靠大刀长矛武装民兵，父亲有一把枪，但经常没有子弹。打游击期间，父亲从不住在家里，长了一身疥癣，母亲说那是因为他经常在庄稼地里和坟堆里开会，被露水㬤的。母亲还讲过我家被汉奸出卖，被日本鬼子抄了家，把埋在地底下的粮食和银元全抢走了，还说父亲是共产党，要她把父亲交出来。当时，多亏母亲机智，偷偷地掐大姐的屁股（大姐那时不满3岁）让她哭叫，一个汉奸头目动了恻隐之心才躲过灭门之祸。父亲没上过学，不识字，为当好“先生”，他每天晚上都到本族一位爷爷家学习一篇文章，第二天再教给学生。有一次，那位爷爷有事没顾得教他学东西，第二天上课，他就让学生先认字，由认识的学生读一遍后，他再教，这个事也成了他被老战友取笑的故事。我父亲只是地方党组织的普通一员，虽然没参加过大的战役，但和许多普通党员一样为抗日做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我们康氏族人的骄傲！也正是我们的国家有许许多多像父亲这样不屈不挠、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普普通通的党员，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众志成城，最终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就在当地民主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在当地工作。父亲生前极为节俭、做事认真，虽然长期担任公社和科局的“一把手”，却没有给我们兄弟姊妹安排工作，两位哥哥一直在家务农。父亲是阳谷县第一任供销社主任，在物资紧张的时候，却从未利用权力给家里买过一斤红糖，一个脸盆。后来他又历任公社书记、县知青农场书记、县盐业公司经理等职务，于1980年光荣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