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桑梓情深

两次回万安

1951年是万安解放后的第二个春天。这年农历三月，她第一次回到家乡。罗塘湾里春光明媚，田野鲜花盛开，迷人的春色笑迎久别故土的“人民功臣”归来。一天，康克清一行二人（包括警卫员），坐着一条小船从泰和溯赣江而上（因当时万安不通车），太阳落山的余辉涂红了罗塘湾的时候，小船停泊在罗塘湾。康克清久别故土，归心似箭，快步径直走到养父罗奇圭的老家。一跨进家门看见养父，大喊一声：“爸爸，还认得我么？”老人家看到她背后站着一个警卫员，在愕然之时识出了康克清的声音，高兴得激动不已，上前紧紧搂住她，“桂秀（康克清乳名）你回来了，可把我盼苦了！”“奶奶、妈妈呢？”养父咽噎好久才说：“她们早已去世了！”霎时，康克清泪如泉涌，“我是特意回来看望你们的，想不到见不到他二老”，十分悲伤的痛楚布满她的面容。

康克清悄然回到故里，县、区领导毫无所知。第二天消息传开后，罗塘区委书记王化中即前去大屋场村罗奇圭家看望康克清。王书记说：“大姐回来不先告知一声，有失礼迎！”康克清说：“我是回家看望老父的，纯属私事，何必惊动当地领导，打扰你们。”联想起旧社会达官贵人衣锦还乡，何等威风！然而，康克清名赫位高，穿着朴素，仍然保持着农民儿女的本色，使乡亲们无不钦佩！

区委王书记诚恳邀请大姐到区政府去住（康克清家离区政府约500米）。第二天中午，区委举行便宴招待康克清，大家都请她坐上席，本来是“入乡随俗”，康克清不答应，说：“这个席应该是我爸爸坐的，因为他年岁高、革命资历长（土地革命时期的农会主席）”，大家觉得在理，便将罗奇圭老人扶坐了上席。吃饭时，警卫员、区委王书记都抢着要给罗奇圭盛饭。康克清说：“你们谁也不要争，这个饭该我来盛，我是爸爸养大的，出去革命几十年了，难得的机会为他老人家盛饭。”这几句话感人肺腑，在场的人只好遵从。康克清在区政府只住了一夜就告谢了。她说，“让我住在老家与老父在一起，难得尽一份孝道，我也好接触乡亲，就不必麻烦你们了。”

康克清在家生活俭朴，吃的简单，她喜欢吃家乡豆腐，辣椒炒鱼干，客人来了也是这样少肉多素的招待。康克清的养父罗奇圭年迈体弱，孤身一人，老人领养了附近村里一个地主家里10多岁的男孩，这件事养父瞒着康克清。这男孩懒惰不爱劳动，而且经常把油米偷回自己的家里，康克清得知这些情况很有意见，便对养父说：“这个孩子不能要，你要把他送回去，不然的话我不再寄钱回来，乡亲们会说我寄钱养活地主家里的人。”养父听之有理，当即把这个男孩送回去了，乡亲们称赞“克清做得对”。康克清提出要将养父带到北京赡养，以报答养育之恩，但罗老在农村过惯了，坚持不肯去。康克清感到养父孤身一人，身边没有人照料，就劝他找个老伴，罗奇圭听了说：“老人再婚，让人笑话。”康克清便真情劝导他，终使养父答应了。康克清回到北京不久收到养父的来信，已经找了一个老伴，康克清非常高兴，当即回信祝愿他两老和睦相处，共度晚年，并寄回200元让继母添置衣物。

康克清的养父罗奇圭的这幢老房子，破烂不堪，康克清是在这幢房子里长大的，从这幢房子走出去参加革命的，对革命有功，养父年老，当地政府要拨些钱帮助修缮，这是情理之中，无可非议之事！可是，康克清坚持不肯。她说：“自己的房子自己出钱修，政府现在有困难。”康克清劳苦功高，不要政府的钱修房子在当地传为佳话。后来康克清的旧居略作修理，仍然保持着原貌。如今，这里已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遗址。

康克清在家逗留的五天，兴致很高，不知疲倦，日夜不停地接待乡亲，警卫员考虑到这会影响她的休息，进行了一些劝阻，康克清知道后很生气，对警卫员说：“你不要替我隔开乡亲，我是多么想看望他们。”她对待乡亲热情和蔼，嘘寒问暖，询问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耕牛农具缺不缺，与乡亲们侃侃而谈。当乡亲们告诉她，县里在春节后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讨论今年的大生产，区乡干部帮助群众解决耕牛、农具、种子困难。过去这些事没有人管，地主只管收租，现在政府关心群众。康克清听了很高兴，鼓励乡亲们要克服困难，互相帮助，响应政府的号召，搞好生产，多打粮食。万安县委闻讯康克清已回到罗塘湾，县委书记赶去罗塘，要接康克清到县城做客，但她情牵老家，怎么也不答应到县里住，只答应临走时到县委吃餐饭，而且叮嘱不要破费。她依依离别罗塘的那天，只在县委吃了一餐中饭，便离开了万安。

康克清第二次回万安是在一九六二年春天。当时，国家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正值暂时困难的时期。康克清是偕同老伴朱德委员长上井冈山的，特意从井冈山回到万安看望老父，朱委员长在吉安等候，由省妇联主任朱旦华同志陪同回乡的。这次回来和第一次回乡的心情有些不一样，她怀揣忧民之心，从井冈山下来在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乘着小船，冒着春寒，赶回到罗塘看望老父。老父事先一点信息也不知道，当康克清踏进家门叫声“爸爸”，老人家如梦初醒。看到老父耄耋之年，仍然腰板硬朗，继母把家里收拾得整洁卫生，她高兴极了！稍休片刻，她就去走访了罗塘老街上的一些老同志，询问乡亲们粮食够不够吃，“大跃进”时办了食堂没有，是否饿死了人，乡亲们都一一作了回答。当她得知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只是一些人因缺粮，瓜菜代，得了浮肿病，她的心情放松了许多，欣慰地说：“没有饿死人就好，国家现在还很困难，再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的。”这次她在老家只吃了一餐中饭就回到县城。第三天，康克清要去五丰公社（现在的芙蓉镇）了解农村情况和妇女儿童工作，因为有朱旦华等四、五位同志陪同（县委由刘明鑑同志陪同），县委考虑一部车子拥挤，要开两部车子，康克清坚持不同意，她说：“只需一辆吉普车，大家挤一点，节省些汽油，能节省点就尽量节省点。”县委只好尊重她的意见。在五丰公社妇女主任汇报妇女工作时，她说在妇联的领导下取得了一定成绩，康克清立即插话纠正：“不能这样说，应该说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我们的各项事业、一切工作都要靠党的领导。”公社党委摆了满桌糕点水果招待，她很不高兴，就对在场的人讲：“这样太浪费了，我是来了解一点情况，不是来作客，上面的干部来也要注意节约。”康克清一席话既是谆谆教导，又是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她在县委吃饭，严格控制标准，不准大摆宴席，临走时由随行人员交付伙食费。她这次回万安，同干部讲得更多的是要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不能特殊化脱离群众。她告诉大家国家遇到自然灾害等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领导带头不吃猪肉，不超过粮食定量标准，共产党人要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康克清临走时遇到了麻烦。老家三个小青年赶来了，坐在车上不肯下车，要她带去北京安排工作。她很生气地劝导他们：“我哪有安排你们工作的权利？你们的前途要靠自己发奋读书，要靠自己表现好。”这三个小青年只好听话下车。康克清不徇亲情、坚持原则的高风亮节，使在场送行的党政领导和乡亲深受教育。

康克清身居北京，惦念家中老父，眷恋故土，关心家乡的感人之事甚多，两次回乡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康克清离开人间已经多年了，家乡人民永远怀念着她！她的音容笑貌，她平易近人的作风，她回乡的感人场面，都永远流传在万安人民之中。

关心保育院

1987年4月初，万安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张连香和塑编厂张学军、康大姐的堂弟康昭宝三人去北京向康大姐汇报县办保育院等情况。当时县保育院才开办一年多，设了7个班，由县妇联管理，是解放以来万安县开办的第一所公办保育院。1986年5月30日，县保育院给康大姐发了一封电报，报告家乡开办保育院的情况，引起了大姐的极大关注。6月30日，大姐给县保育院回了一封电报祝贺信，提出了殷切期望。

4月16日，他们三人由启程，到京后住在中直机关招待所。住下后，康昭宝就去大姐家里联系（他原先在大姐家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大姐不在家，去海南疗养了。他们在北京等了8-9天。期间，张连香向全国妇联儿少部的金部长，汇报了他们办院的情况，并要求给予支持，金部长表示待请示领导后再作答复。4月25日康大姐从海南回来了，晚上，大姐家的服务员给他们打来电话，说大姐回来了，准备明天上午9时在家里接见他们。听到这一消息，张连香激动得整夜没有睡着觉，因为她很早就想见到这位共和国第一元帅的夫人——家乡人民的大姐了。第二天，他们早早起床，吃完早点，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大姐家里。他们一路上就特别高兴又激动，当通过大门岗哨，来到大姐家时，大姐已在客厅里等候。一进客厅，大姐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张连香说：“祝大姐健康长寿！”大姐说：“好！好！”大姐热情地招待他们坐下，他们三人坐在一个沙发上，大姐坐在他们对面一个长沙发上，大概张连香是家乡来拜访大姐的第一个女同志，大姐此时特别高兴，又招呼她：“过来、过来。”她坐到大姐身边，大姐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拍着，满脸笑容。她说：“大姐，我们这次来是受县委、县政府的委托，来看望您老人家，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请您老人家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回家乡看看，并向您汇报家乡兴办保育院的情况。”大姐问：“想办几个班？”她说：“现在因陋就简办了7个班，是原县城中心幼儿园2个班改建成了县保育院，1985年9月开办，至今已一年多了。一年来，尽管条件非常艰苦，通过全院教职工的积极努力，曾多次受到地、县的表彰。开办四个月我们就开始接待参观，现已接待各种参观三十多次，大家都称赞县保育院办得有序活泼，校园布置有童心色彩。由于社会影响较大，入院儿童从原来的140多人增至现在的380多人。目前，万安水电站的好多干部职工要求送孩子进保育院，但因场所有限无法容纳这么多人。由于万安县是老区县，财政较紧，想增加教室，目前有困难。”大姐问：“有没有向哪里打报告？”她说：“前几天到了全国妇联，找到了儿少部的金部长，将县妇联的报告递交给了她，并向她汇报了我们县保育院的情况。”大姐说：“好，你明天去找她。”过了一会儿大姐问：“万安的气候现在怎么样？”她说：“我们出来时气候和北京差不多，就是老下雨，现在可能比这里暖和，家里大概在插秧了。”大姐说：“海南岛已经在割稻了，有的在插秧，有的在割稻。”她说：“家乡现在变化很大，所以县领导请你一定抽空回家乡看看，您老人家要是回去的话，最好在五、六月份或者九、十月份国庆节前后，这两段时间气候较好，不太冷，也不太热。”大姐说：“回去当然好，能回去就回去，主要是没时间，不能回去，就只能在心里想念家乡啦。”她说：“大姐这次到了很多地方吧？”大姐说：“到了海南岛和广东一些地方。”“大姐上次回家乡是62年吧？”她问。大姐说：“可能是，记不得了。”不知不觉，谈话到了十二时，服务员出来请大姐吃饭，大姐招呼他们共进午餐。大姐热情地招待他们，叫他们“吃菜、吃菜”，还用筷子给他们往碗里夹菜，并亲自给每人盛了一碗汤。大姐从海南带回来了四个苹果梨，还剩3个，吃完饭，特意拿出来叫他们吃。他们两人一个。休息一会儿，向大姐告辞，大姐起身相送。出客厅时，大姐问：“你们什么时候走？”张连香说：“想等答复后再走。”这时，服务员问要不要订票？大姐说：“他们要等答复后再走。”送出大门，大姐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张连香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回家乡看看。”大姐说：“有时间就回去。”大姐一直站在大门口依依不舍地目送他们走过门前的柏树绿化带，三人也频频向大姐招手，请大姐进去。

第二天，张连香再次来到全国妇联找到了金部长，向她汇报了情况。金部长打电话请示大姐说：“是不是你讲了要给予资助，拿多少？什么时候拿？”大姐说：“有多少就拿多少，现在就拿，现在、现在、现在......”通完电话，金部长说：“你先回去，资助款我们以后寄给你们。”他们在北京一共住了14天，4月30日回到了家里。

一段时间后，6月15日，大姐委托叶秘书专程来到万安，给县保育院送来了电子琴、玩具、教具、书、幼儿裙子、鞋子等物品。并代表她视察了县保育院，看望了全院教职工。

1987年10月13日，大姐又委托中国儿童发展中心顾问林佳媚，来院看望了全体教职工，赠送了“母亲与婴儿”一类的幼教书籍，并视察了五丰、罗塘乡幼儿院。

以后大姐每年都给县保育院寄来一些幼教书籍，直至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