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康文德（小名同珠），1911年农历六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兴县魏家滩镇麻墕塔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十岁时随父母、兄嫂迁居魏家滩镇后，曾念过两月冬书。平时多在家挑水、担炭、下地，从小就跟着父母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1938年秋，他受共产党积极抗日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山西省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魏家滩村长、兴县第五区助理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任兴县永茂公、百货公司主任、忻州地区百货公司主任、兴县粮食局魏家滩镇、罗峪口镇、城关镇粮站主任。1962年响应党大办农业的号召，主动申请回到原籍魏家滩村，担任过生产队长。1979年因病去世，享年68岁。

现根据父亲在世时的讲述和其他人的回忆，我将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往事记述下来，传给后人。

帮助解决叛军游三师

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在魏家滩就有了秘密活动，经常以各种身份出现，为抗日奔走，为老百姓谋利益。我父亲出身贫苦，生性耿直，为人忠厚，在群众中有良好的形象和影响，受得了党组织的关注和重视。党组织指派魏建鳌、刘咸珠以亲戚朋友关系经常跟我父亲接触。共产党的纲领和革命道理深深吸引了父亲，他自觉服从党的领导，为党办事，同时参加了牺盟会（即“山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公开是接受阎锡山领导，实际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组织），积极为抗日效力。1938年秋，即由魏建鳌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魏家滩的早期共产党员之一。1939年春，在党组织的秘密支持下（因当时还属阎锡山管辖），父亲顺利当上了魏家滩的行政村长。他勤政廉洁，办事公道，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受村民的拥护。

1940年1月下旬，游三师师长侯光远私自带着部队离开南川康宁一带驻地，开拔到西川，驻扎在魏家滩、马蒲滩、高家崖一带。游三师的由来是这样的：1939年初，蒋介石在山西各地收编一批土匪流寇组成所谓“抗日联军”，下设四个游击师，分赴晋西北各地与阎锡山争夺势力范围，侯光远的部队是游击第三师。侯光远，朔县（现山西朔州）人，出身反动教徒。他的部队多是收编的国民党残匪，军官基本上是哥老会、三青团成员，原来就驻扎在魏家滩、岢岚、岚县界河口一带，军纪很乱，经常打骂百姓，任意向群众要钱要粮，引起群众的极大反感和不满。“晋西事变”前，由于阎锡山顽固反共，消极抗日，我共产党领导的兴县决死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等新军奋起反击，将阎锡山的赵承绶部队（即旧军）赶到了临县、离石一带。此时的侯光远，因反动本质驱使，也带着部队追随赵承绶南逃。但刚到临县白文镇附近，就被我工卫旅等部队拦截住，被迫与新军谈判，经双方协商，侯光远同意加入新军，接受八路军领导。随之，带游三师返回兴县，驻扎在南川康宁、刘家庄、曹家坡一带。

所以，侯光远带游三师私自开拔到西川，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脱离八路军，北上保德、河曲投靠国民党的游四师。鉴于此，晋西北党委明确指示，要想尽办法阻止侯光远北逃，万一阻挡不住，可以就地解决，坚决不能让他跑掉。并派张干丞快马赶到魏家滩，先想法留侯光远在兴县过春节。张干丞是二○三旅十八团的政委，负责兴县全面工作，同时又是新军派给游三师的政治部主任。为稳住游三师，张干丞立马派人通知了五区区公所，做好春节慰军工作。当时五区区公所就设在我家石峁梁正窑的东窑洞内，区长刘耀、副区长刘咸珠、助理员刘丕勇经常与我父亲见面。他们立即通知我父亲，连夜筹集粮草，并准备白酒、猪羊肉、粉条、豆腐等。父亲按照要求如期领着各村群众，将粮草和春节慰劳品送给了游三师。

为了能留住侯光远，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940年2月7日）那天，魏家滩特意在前街戏台张灯结彩召开拥军大会，欢乐过大年。父亲做为村长，既要安排村民请戏班、搭挂戏台、布置会场，还要组织各村代表和本村群众与游三师官兵参加大会，忙得团团转。会上，张干丞、侯光远讲了话，兴县教育科长康明玉以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带着几百斤猪肉专程前来慰劳游三师，会后戏班演出助兴。但是拥军会议刚结束，侯光远就秘密召集心腹开会，决定很快北逃。消息被我在游三师的内线人员报告给张干丞，张干丞立即请示一二○师留守处负责人彭绍辉，彭当即派暂一师和工卫旅一部分赶赴魏家滩，决定在当天晚上（除夕）解决游三师。

解决游三师的决定很快就传达到区委和父亲，为了麻痹对方，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协助县区领导将酒肉分别配送到游三师各连排。据当时年仅五岁的臻荣兄回忆：戏还未完，他返回石峁梁时，看到村口已由全副武装的部队封锁，进村和出村的人都就地集中，全蹲在我家大门外的空地上。区上的人过来告诉我妈：“别怕，是咱们的部队与游三师有点交涉。”太阳落山以后，突然枪声大作，东西两面山上冲下好多战士，大喊“缴枪不杀”。战斗打响前侯光远，已被我打入侯内部的人击毙。而游三师各部正分散在各处过大年，大多喝得酩酊大醉，所以听到枪响就乱作一团，基本没有反抗就全部放下了武器。张干丞把游三师部队集合起来，宣布了侯光远背信弃义妄图逃离兴县，投靠游四师的罪恶行径，并说明这次军事行动只是处决顽固不化的侯光远，其他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接着宣布，凡是真正愿意抗日的将士，都应坚决反对分裂。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留下的，允许离开部队，并发给路费。张干丞话音刚落，游三师的将士们纷纷表示愿意留下，一切听从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于是，张干丞把游三师一分为三，让工卫旅和暂一师、二○三旅十八团的部队各自接管，并分别带回自己的驻地。

解决游三师，处决侯光远，打击了与人民为敌的少数顽固分子，孤立了一部分中间动摇分子，团结教育了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兴县第一任民选村长

从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到1940年1月初，共产党和八路军彻底粉碎了阎锡山顽固反共，破坏抗日的进攻，赶走了顽固派，并召开了兴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新政权建立之后，为了推动民主建设，根据晋西北行署的统一部署，县委、县政府决定以魏家滩为试点，进行民主普选，选举产生兴县第一任行政村长。

根据省离休干部，当时我村的儿童团长张维勤回忆：选举试点工作开始后，尽管面对日寇的残酷扫荡，但经过县区干部对群众的广泛宣传发动，再加上老百姓世世代代受旧政权的剥削压迫，一旦获得民主权利的时候，大家选举的热情顿时高涨起来。群众中很快流行了一首《我们选村长》的歌谣：“我们选村长，我们选村长，村长选不好，大家都遭殃。贫也好，富也好，男也好，女也好，只要那抗日工作做得好，办事又公道，咳！选他（她）当村长，全村工作他（她）领导，你说这个办法好不好？好!好！好！”可见当时群众发动参予的广泛和深入。

选举前，各村都先组织学习边区颁布的“选举办法”。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讨论后，每十个村民可联名提议一名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再经过各村汇总，获得过半数提名的为正式候选人。最后确定父亲康同珠和魏建鳌（两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为正式候选人。在阴历六、七月的一天，整个魏家滩行政村，包括方圆几十里地黄家沟、马家沟、庙则井、东西磁窑沟等数十个自然村，十八岁以上的村民两千多人，集中在康家圪楞的打麦场上进行民主选举村长。区长先讲了民主选举的意义，接着由牺盟会代表魏进德（实是中共兴县县委负责人）讲话，两位候选人也分别发表了竞选演说，再选出监票人、计票人、写票人（代文盲写票），而后开始正式选举投票。结果，父亲领先魏建鳌数十票当选村长，并在大会上表态要认真履行好村长职责。身为牺盟会干部的魏建鳌也积极表态，坚决支持新村长的工作。选举大会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才结束。

公粮“缴得家里经常没粮吃”

    1940年，因兴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日寇对兴县进行了连续多次疯狂的扫荡，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最为残酷和艰苦的时期。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把整个根据地变成“无人区”。魏家滩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很多家房屋被烧，东西被抢，不少人被敌人残酷杀害和活活烧死。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父亲按照上级的指示，积极组织村民自救。一是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组织群众开展空室清野，即把粮食、牲畜、农具等一切值钱的东西和生活用品用具都隐藏起来，同时把地里的庄稼、瓜菜等熟一片收一片；二是派人严密监视各个路口，发现敌人，及时通过消息树、鸡毛信报告日本鬼子袭来的方向；三是日本鬼子来扫荡，马上组织群众疏散到敌人不易发现的地方。这样敌人来了既找不到人，也找不到能吃的东西，连锅盆碗筷也没有，呆不了多少时间，就得撤退。

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日寇的扫荡更加残酷，再加上蒋阎反动派的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此期间，有多少人无家可归，又有多少人少吃无穿颠沛流离，甚至冻饿致死。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和封锁，解决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粮、兵员不足、缺吃少穿、财政困难等问题，全县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和轰轰烈烈的“四大动员”运动。父亲除了组织群众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和对敌斗争外，还在全村开展了以“献粮”、“献金”、“扩军”、“做军鞋”为内容的“四大动员”工作。可想，此时父亲的工作多么繁忙。母亲曾对我说：“那个时候，你爹没日没夜地忙活，很少回家。有一次躲藏日本鬼子扫荡，我背起你二哥跟着村里的一些人往麻墕塔村跑，刚爬上山梁就望见对面山上的磁窑沟方向下来一队鬼子，敌人边打枪边追过来。我把你二哥抱在怀里，闭上眼睛从坡上滚到了沟底，顾不上浑身的疼痛，钻进一个旧煤窑内，才躲过一劫。”

据说，当年的大生产运动把魏家滩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当时全村有十四个懒汉二流子，他们生活很苦，穷得有时连饭都吃不上，除两人有老婆外，其余都是光棍。大生产运动中，村公所帮助这些二流子制定了生产计划，要求每人开荒两垧，种水地一垧，种旱地棉花二垧。除参加变工劳动外，空余时间帮助抗属送粪种地。因他们没鞋穿，没工具，村公所动员群众送给他们十五双鞋袜，七根扁担，六副笼头，三条绳，三件夹袄。群众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好好动弹（劳动），再多给你们些也愿意。”为了使这些人能坚持下去，村公所还派一个干部和他们一起背炭，给他们做样子，鼓励他们下决心劳动。在劳动中帮助他们记工、评比，表扬劳动好的，批评差的。通过耐心的思想教育和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懒汉二流子成了勤劳者，他们十四个人有八个当了区劳模，两人出席了全县劳模大会。全村通过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调动了群众的生产及种粮积极性，获得粮食大面积增产。加之父亲的带头，村干部的表率作用，全村缴公粮、筹款、参军、做军鞋四项工作都走在全县前列。当时的村干部后来对我讲：“每次在村代会上自报公议缴公粮，你父亲总是带头申报，报的数字连村代表都感到超过了你家的实际承受力。”我母亲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就感慨地说：“你爹每年带头缴公粮，缴得家里经常没粮吃。” 由此，也可见出父亲作为村长，是竭尽全力支持抗日了。

最后，我还要附带说明，抗日战争中我家还有一位亲人——我的亲叔哥康成生英勇捐躯。他1923年生，是我二伯父的长子。1939年10月，成生哥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兴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游击四支队，成为一名抗日战士，曾参加过两次小规模的对日游击战。1940年1月，在部队驻地兴县马蒲滩村站岗时，因阻挡一名打入我队伍内部持枪外逃的敌特分子，不幸被其开枪打中身亡，牺牲时年仅17岁。但他用生命为成功抓获这名内奸创造了条件，争取了时间。因此，后被部队和地方民政部门追认为烈士，列入兴县抗日英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