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康克清大多时间随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她参加过抗大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并由此开始了她献身中国儿童保育事业的崭新人生。

  在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艰难岁月，前方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后方储备资源，蓄势待发。共产党人用忠诚和信仰，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为捍卫民族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奋不顾身、冲锋陷阵。

当抗日战争到了枕戈待旦、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无数热血青年及有识之士，浴血奋战在抗战救国的最前沿，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日益嚣张，疯狂枪杀中国妇女儿童。眼看前方大批将士的孩子和烈士的后代，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康克清整夜无眠，心如刀割，痛心疾首。她觉得不能让前方的官兵流血又流泪，得给他们每人一颗“定心丸”，妥善安置其子女，免除他们的顾虑。她在作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放弃勇当一名指挥官的愿望，主动响应上级部门的指示，勇挑妇女儿童工作的重任。

她深切地感悟到：前方杀敌是革命的需要。后方也有前线，成立妇救会，建立托儿所、幼儿所、战时保育院，为前线流血卖命的勇士，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尽心尽职培育他们的后代是当务之急，也是在为抗战贡献力量。前线战火纷飞，战争严峻残酷，手榴弹不长眼睛，将士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们的子女必须得到很好的照料。她从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抽出精力，积极加入到妇女儿童的领导教育中。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会长。康克清当时在八路军总部工作，也被选为这次会议的理事。总共参与人员包括国际友人达283人。为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尽快成立，康克清与朱老总分别住在枣林庄和王家峪村。虽说相隔只有五六里路，但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大多数的时间内，他们过着“牛郎织女”的单身生活，难得相聚一回。当时华北前线工作至关重要和紧张，总部机关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康克清东奔西走，今天跑这个村调研，明天跑到那个村商讨问题，理顺关系。忙碌起来时，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吃没吃饭。

同年7月，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各界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鲁迅师范学院、延安市托儿所等十多个团体发起筹备，举行了陕甘宁边区儿童分会成立大会。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晋察、苏皖、山东等根据地、解放区，先后办起了托儿所、保育院。1946年5月16日，建立了儿童保育分会，在杨家岭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委员共七人。康克清先后担副主任、主任的职务。从那时起，她走上了可以说是专职儿童工作的岗位，成为新中国儿童保育工作的一名辛勤的园丁，成为她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是一个交通闭塞，贫困落后的地方。缺医少药，群众生活水平极低。愚昧无知及封建习俗，像一把把无形的锁链，给妇女儿童带来无尽的痛苦与灾难。缠足的妇女拖儿带女行动不便，行走困难，封建迷信思想泛滥作乱。当地村民信奉的是神汉、巫医、诸神，根本无法理解科学与进步的关系。面对当时儿童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现状，康克清等同志焦虑不安、心急如焚，火速召集抽调一些精干人员，对其评估研讨后决定：治病必须标本兼治，从根本上破除迷信，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觉悟，彻底铲除和砸碎“族权、神权、夫权”的腐朽理念。她动员广大同胞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火热事业，为国勇挑重担，甘洒热血；为民排忧解难，多办实事。对革命的后代，一定要予以高度的关怀与重视。

为了广纳人才，吸收先进青年加入到妇女保育工作行列，康克清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思想动员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互磨合的方法，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以实际行动鼓舞女同胞，用先进的事例引导人们，让有为青年自愿来到服务于前方的保育院，从事光荣而神圣的幼教事业。通过她的身体力行和大胆倡导，不少饱学之士及莘莘学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踊跃加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有的大家闺秀舍弃优越的环境，自愿报名从事保育工作；有的女同胞从家底丰厚的都市走出，到充满艰辛的火红战斗中洗涤灵魂。到后来，这支由各路青年组成的幼教师资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精干。收养的抗日遗孤、烈士子女、英雄的下一代也越来越多。这些从小失去双亲，或生下来根本没见着亲人一面的儿童，在祖国大家庭里同吃同住同欢乐，得到多方面的关照与调教。

康克清号召大家：一切工作、一切付出，都为“保卫民族的后代”，“女同志到保育战线上来”！她的强烈呼唤，在全国起到了积极的反响。许多同胞在她的大声疾呼下，先后来到保育战线任职。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优秀女青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舍生忘死、努力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女同胞、女战士，有的跟她素昧平生，未曾谋面，但康克清为她们的事迹感动，多次给他们献旗，想办法在报刊上大幅报道她们的先进事迹，让她们再接再厉。

康克清跟朱德既是模范夫妻，也是革命的伴侣。朱老总的工作，康大姐全力支持并热情响应。康大姐着手的妇女儿童事业，朱老总也是热情帮扶，积极参与。朱老总对儿童工作的热心与关注，对她工作的支持与首肯，无形中给予了她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她在党校学习的后阶段，就已经把儿童工作排在重要的日程上。1940年保育院扩建迁至延安北门外，1941年，延安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与战时保育院合并，收托儿童三百名后改成第一保育院。为躲避胡宗南的进攻，该保育院曾几经周折，疏散迁移至山西，解放后又迁返到了西安。为这，康克清做了大量强有力的工作，为保育院走上健康正规的轨道，劳心费神，竭尽全力。

1944年秋天，是抗日战争总反攻、争取胜利的关键时期，延安将有大批的干部奔赴前线战斗。康克清听从蔡畅书记的指示，担当了“再筹建一所保育院”，以解决部分出征干部的子女抚养问题的重任。朱老总也把这项任务，看成是他份内的事。她自己更是任务在身，责无旁贷，全身心地投入。凡是儿童的节日、项目等各种活动，他们都要参加。刘伯承与他的爱人都在前线，他们的儿子“小太行”的饮食起居，完全托付给康大姐夫妇俩照料。以至于他们从前线返回来，儿子不认他们，管教康大姐夫妇为爸爸妈妈。

在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期间，朱老总与康大姐一起翻山越岭，颠簸劳累，反复勘查论证，缜密思索。从地址的确定到开工建设；从设备的完善齐全、到栏杆扶墙的牢固性；从窑洞的稳固安全到竣工典礼，再到儿童玩具，生活必需及添置物品等，她与朱德总司令都要亲自过问考证。抗战胜利的前夕，这所刚建起来的保育院，迎来了第一批孩子。保育院正规运作后，她与朱老总经常跟个别闹情绪、不安心工作的人员，做耐心细致的疏导和启迪教育工作，讲解做好幼教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后来，这些同志都爱上了这门职业。

生活在战时保育院里的孩子，是幸福快乐的。在经济匮乏，物资紧缺的非凡岁月，孩子们吃的是白米饭、白面条，肉类食品也有充分保证。在游乐场，在课堂，在工厂，随处可见穿着新潮时尚，外貌时髦摩登的孩童。这些“洋娃娃”、“红苹果”、“胖冬瓜”、“娇娇女”的身上洋溢着幸福欢快，根本察觉不到忧伤与痛苦的痕迹。时任第二保育院院长张炽昌是位新调来的男士，他对身上的担子感到压力和困惑，个别同志也怀有杂念、抱有抵触情绪。细心的康克清，逐个逐个地对他们进行苦口婆心的劝慰，以鲜活的故事和感人的事例鞭策与激励他们，使这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大的转变和提升。

非常时期的保育院是大花园和大家庭，收养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孩童。这么多孩子的吃喝拉撒，安全防御、预防接种、防病治病、妇幼保健，以及幼儿教育等诸多问题，都必须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前方战时紧迫，战士无暇顾及家中，后方保障工作不能有丝毫的差错，而且还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等事宜。为此，康克清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系列困难和矛盾，给孩子送去温暖和关怀，带给他们物质和精神的食粮。她要求所有保育院必须要统一思想，严肃纪律，恪尽职守，安心专一，确保全身心地投入到幼教事业。同时还要尽快消除不稳定因素，摒弃落后思想，严厉抵制和坚决打击妨碍工作进程的动机和言行。

她要大家坚决响应、果断执行上级“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指示命令。想尽办法保护好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全，一切行动听从上级的指挥与安排。在保育院执行转移前，已经给孩子们备足了吃的用的。在实施转移时，在每一头前行的马背上，安放两只稳固的小摇床，让孩子们安睡在临时的摇篮里，能够吃上香喷喷的油炒面，享受精美的饼干和糕点，及其它鲜美可口的营养食品。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整天哼哼唧唧、嘻嘻哈哈地嬉笑玩耍，分享美食。吃饱喝足了，又在温暖舒适的安乐窝里，做着快乐甜蜜的梦。后来，她又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安全归来的儿童，分期分批护送到他们父母身边团圆。

对于那些父母双双阵亡，无家可归的烈士遗孤，康克清让他们继续留宿在保育院，安排专门的幼教人员及保姆阿姨担负喂养，让孩子们在环境优美的大家庭中，过着天真无瑕、衣食无忧的童年。延安第二保育院迁到北京后，康克清无论公务多么繁忙，不管身体多么不便和疲倦，她都要抽空来保育院，与教职工谈心交流及沟通，过问教职工的学习与工作情况。她每次都要来到孩子们中间，与她们围成一团，嘘寒问暖，亲切交谈。询问大家吃得好不好，生活习惯不习惯，是不是想念家人等等。她还手把手地教她们读书识字，玩智力游戏，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每逢节假日，她都会把这些可爱的孩子，带到自己的家中聚一聚，闹一闹，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和爱的滋润。

康克清既是出色的领导，严格的师长，也是慈祥称职的母亲。她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的解放和妇女儿童事业，殚精竭虑，舍生忘死，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她不仅把朱德跟前妻的孩子视若己出，关怀备至，倾力调教培养，也将无数烈士的后代，当成是自己的亲骨肉和“心肝宝贝”。在孩子的心目中，她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亲妈妈和尊敬慈祥、为人师表的好老师。这些在战火纷飞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祖国亲人的关怀教育下，都陆续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和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当这些孩子纷纷喊出发自心灵深处那一声声柔软动听的“康妈妈”时，她热泪纵横，欣慰的荣光在她脸上荡漾开来。

    此外，抗战时期康克清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也在八路军驻地留下美谈。据她当年的房东房贵新讲述，他至今难忘那段特殊经历。

    1939年，八路军总部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时，康克清就住在韩北乡枣林村东庄仡佬院。为了保密，起初谁也没有公开过康克清的身份。老百姓只知道她是八路军，每天鸡一叫，就有与朱德脸长的差不多，四、五个人拉着马来把她接上去王家峪，晚期黑（指下午天快黑）就又送回来了，而且不直接送到她的住地，而是送到富长（相当现在的村长）李根家。由此，大家猜想出她是一位八路军高官的夫人。

    康克清，个高、体壮、人好，待人非常和蔼，说话干脆利索。有小孩们去了她住处，她就拿些干馍给他们吃。她养有一个大胖嘟嘟的女孩。她去王家峪时，就把女孩放在一个竹篮里，上面盖上小被子，挎在肩上。后来，她放孩子的竹篮坏了，就让房贵新他爹给修补。康克清来到房贵新家对他爹说：“用粗一点条子，弄得实受点。”房贵新他爹边应承边细心地修补竹蓝。功夫不大，他就把修补好的竹篮提给康克清，康克清接住竹篮看了看说：“好好好，闹得好。”随后，她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圆圆的有八九公分高的铁筒筒说：“这个给你。”房贵新他爹推却不要。她说：“拿住吧，这是烟，让你吸。”房贵新他爹说：“我不，我不，你拿走吧，我就不吸烟。”康克清说：“吸哇。”说罢就把铁筒筒放在了桌子上。

    康克清在枣林村住了二年多，李根家老婆晚上与康克清作伴，后来她俩结成了拜姨。李根家老婆从来不对别人说她是谁，一直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说，无论谁问都不说。直到康克清走后，她才对人们说出了真相。

  康克清临走时，朱德来到房贵新家给他爹道别，他爹不在，朱德就对他娘说：“老太太，她走呀！你们不用去送她，我上来告你们说声就行啦。”他娘连声应允。随后，朱德拍着房贵新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学习，好好念书。”

  房贵新讲起这段往事，脸上满是会心的笑意。从康克清日常生活的细节，我们可以体会到她抗战时期的艰辛劳苦，亦可感受到浓浓的军民鱼水深情，认识到抗战胜利的根源。

(资料来源：中共万安县委宣传部编写的《康克清的故事》 和江西省遂川县康良生推荐的《红色记忆——八路军抗战故事之康克清在武乡县枣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