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陵县神头康氏家族走出的知名文仕康丕杨（1551-1632），为官政绩突出，深得朝廷信任和百姓拥戴。其著作很多，不仅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且今天亦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

陵县康氏家族，是明洪武年间由政府从北平府玉田县迁来的移民。康丕杨为康氏家族的七世孙，字士遇，号骧汉。万历四年（1576）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先后任宝坻县知县、密云县知县、山西道监察御史监管河东盐政、辽阳巡按兼学政，后署理两淮盐课。万历三十七年（1609）春告老还乡，崇祯五年（1642）秋卒，享年81岁。著有《北台疏草》2卷、《按辽疏草》6卷、《按晋疏草》6卷、《三关图说》、《按淮疏草》2卷、《癸卯两事志略》5卷、《省身录》1卷、《蓄德录》1卷、《千秋镜源》60卷、《广古传信方》5卷、《集闽方》4卷、《宫传方》3卷、《东坡先生外集》86卷、《韩魏公集》30卷、《白氏长庆集》4卷、《评》4卷、《公移尺牍四六诗文》84卷、《栖凤馆遗文》1卷、《东方先生文集》等多种著作。其中，《三关图说》、《东坡先生外集》、《东方先生文集》三书仍存于世。

康丕杨曾以治世能臣著称。

他中进士后，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任宝坻县知县，一年后调密云县知县。他在宝坻县的一年内，曾经清理垦田，裁撤县内不必要的建设项目。在出任密云知县的五年内，曾施行清丈土地安置回乡灾民、平反冤假错案、重修白檀书院等一系列改革和发展措施，为密云的经济文化振兴做出了贡献。密云县汉时称白檀县，由于地处崇山峻岭，又是通往东北三省的通衢，自宋辽金元以来一直是战略重地，老百姓深受战争之害，此地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并且盗贼猖獗。康丕杨任内力主清丈土地，将清理出的多余土地，暂时由被清理者耕种，但政府要按地块逐一造册，随时拨给返乡的失地农民为业。这样一来，既打击了地主豪强兼并土地而不交赋税的非法行为，也缓解了无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治理盗贼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他认真审理以往案卷，对冤假错案当即改正；对隐藏不露和外逃贼人，则深挖细查穷追不舍，终于使该地百姓实现安居乐业。据说，在康丕杨任知县前的近50年中，密云县未曾考出过举人，因此，康丕杨的前任多方筹集款项建起白檀书院。康丕杨到任后，不仅重修白檀书院，并亲自到此讲学布道，极力振兴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在赴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期间，根据密云的战略地位与地形，写出《千秋镜源》六十卷，为山海关一带的治乱和战备，提出诸多颇有建树的见解。万历三十年（1602）春，升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正逢朝廷上出现了沸沸扬扬的“国本之争”，康丕杨对此很是反感，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因紫禁城内妖书事发，康丕杨疏请速结楚狱，认为“奸人志由法纪陵夷”，坚持“击登闻鼓者，勿得一概具奏，山人、游客、僧道、亡命，勿得隐藏禁地，请一切禁止，以绝祸源”。

万历三十四年（1606），他巡按山西兼管河东盐政时，面对堆积如山案件，自己没日没夜地审理，从不假借他人之手。霍州知州宝廷圭，因处事不公激起民变，千余人围住官府闹事。康丕杨火速赶往霍州，广布安民告示，分别与领头闹事人谈话，应允闹事者的合理要求，严惩了个别无理取闹者。为防事态扩大和坏人乘机捣乱，他要求大家回家各自闭户，使事态很快得以平息。此间，他还根据备战需要，实地测量并绘制《三关图说》。

康丕杨纂修《三关图说》是用以筹边防，备战守之策。为追求形象具体，而以图说，后相互汇辑成书。三关者，东曰雁门，中曰宁武，西曰偏老，鼎立相辅，总称三关。按其沿革，自周武灵王驱三胡之后，三关之地，所恃以为防范，秦即因险筑长城。汉有陈豨之叛，而周勃、樊哙来讨；嗣后卢芳造反偷袭，而杜茂、王霸来此屯兵。及刘武周的入寇，李国昌的大肆掳掠，皆发生在此处。唐代于此地置三监，以养马而充军实，遂为边戍重地矣。宋代杨家将的故事也发生于此。明设监军，则尤重于前代，全晋之安危系如锁钥。康丕扬巡按于此，曾长期驻节雁门，为整饬三关监军兵备道，他实地目测丈量其地山川之险夷，与夫士、马、刍粮之额数；绸缪防御之机宜，各自为图，而继以说。列三关总图西路，凡十四页；老营守备所管城堡四座图，凡四页；水泉守备所管城堡二座图，凡二页；草垛山守备所管城堡三座图，凡三页；偏关守备所管城堡六座图，凡六页；岢岚守备所管城堡三座图，凡五页；楼子营守备所管城堡二座图，凡二页；河会守备所管城堡三座图，凡四页。共为图八幅，皆附说明里程形势；此书开关志设图解说的先河，使关志的内容更加形象易读。该书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今台湾和上海图书馆有藏。

康丕杨在署理两淮盐政期间，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重新刻印《重编东坡先生外集》86卷，苏轼自撰年谱1卷。 《东坡外集》在元、明两朝未见著录，但有抄本在流传。明万历年间，康丕扬得到某学士家藏《东坡外集》一书，乃“系抄册，非完本，字多鲁鱼，不可读”。但他毕竟清楚该书的特点和优点：一是资料富，“其文往往亦多《东坡全集》所未载”；二是选材佳，“若题跋、小说诸语，亦皆意指解灏，情景若画，令他人所极力而不能得者”。该书引起康丕杨的极大兴趣。不久，康丕杨的同学李济川，又将前游金陵时所录 《东坡外集》一册寄送给他。万历丁未（1607年），康丕扬奉旨以侍御使身份署理两淮盐课，他在严明法纪的同时，“铨叙艺林，嘉与士类”，挤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遂将《外集》二抄本交毛九苞别驾校订后，刻于维扬府中。

康丕杨对《东坡先生外集》的校编工作极其重视，他要求校编者“学识宏博，习静专业，脉脉有神通焉”，即与大文豪苏东坡能心心相印。毛九苞“受命不辞，常置数卷箧中，携与出入，毕复易置。参考经史及先生《全集》、《志林》诸书，若原本，若誊本，若刻本，凡三历目，订定讹谬。必不可解，存旧阙疑”（见《重编东坡外集》卷首毛序）。毛九苞校编《外集》时确实很认真。首先，他继续去伪存真，删、除赝造者。如苏洵《九日上魏公》、《水官》、《送蜀僧智能》等诗，苏辙《大悲圆通阁记》等文，苏过《飓风》、《思子台》等赋，原已混入东坡文集者，尽行删去。其次，他审慎校核，确定对诸本异同之处的取舍，纠正劣本造成的疏谬。再次，他调整了编次，细分了类目，确保了《东坡先生外集》的质量。该书现藏于重庆图书馆，2010年11月，被重庆市公布为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

康丕杨在致仕归里后，还曾为乡贤东方朔出过作品集，旨在去掉传说中东方朔身上的迷信色彩，还东方朔所具有的诙谐滑稽与干练能臣相统一的真实面目。 《光绪陵县志》载康丕扬《东方先生文集序》一篇：“愚尝读班孟坚《汉书》，而深有感于东方先生。……因刻其行事、文辞、《七谏》等篇，汇为一帙，并班传行于世。先是余祖嘏庵翁尝有言曰：里有先贤，里之光也！奈何不传而令其湮没乎？里中旧有祠宇渐且颓圯，余祖独捐家赀，焕焉一新，……且命余曰：迹传而文亦宜传。俾里中后学之士异日有待诏金马门者，人人景其遗行……余每怀先祖之志，思刻其文，以示后人。又恐后人不察其品格之高，而或谬执《神异》、《洞冥》之书排诋之。……则一切怪诞神仙之说，其为妄传无疑。里中不闻而他方闻之，史氏不传而他不经之书传之。余故表而出之，使后世知东方先生之为吾平原厌次重者，前有史氏可凭，近有文集可凭也。”据此推断，《东方先生文集》成书大致应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康丕扬致仕之后，较吕兆禧的《东方先生集》成书略晚。该书辑东方朔事迹与作品于一体，并非真正的作品集，然从序文看，康丕扬为达到还东方朔历史本来面目的初衷，对其作品的取舍大都比较严格。 《东方先生文集》虽然流传不广，但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均有收藏。

    （说明：此文由德州市陵县康荣茂、康荣艳摘自2011年11月18日《德州日报》第六版，本刊编辑仅作个别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