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七年(1881)，湖北宣恩县李家河风山镇康氏家出生一男，父为其起名康济民，字绪丕，又名培阜。

早年，康济民之父康振恒由鹤峰县康家岭迁居宣恩李家河从商，经营副食糕点，从生意交往与顾客处事中，深悟耕读为本的重要。膝下三子，长子康绪植为文秀才，次子康绪业中武举人，康济民居三，6岁启蒙攻读诗书，尊长兄康绪植为师，学经史，习辞章，通书法，晓音律，递接书香门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康济民中秀才，时年20岁。后与同乡段宜廷考入湖北武昌文普通学堂，与董必武结为同窗挚友。其间，在求学及人际交往中奠定了救国济民的思想品格。

宣统三年(1911)武昌首义前，康济民加入孙武、刘文仲在湖北组建的“共进会”，并与董必武、利川籍好友甘绩熙及同乡周之翰、朱伯平、段吉常、段宜廷等积极筹划首义的准备工作，尽心竭力，共谋国事。首义后，康济民任鄂军政府参谋。同年11月26日，汉阳失守，武昌告急，都督黎元洪惊恐不已，暂避武昌卓刀泉，委派康济民督办粮款，援军安民，以资接待。12月7日，都督府又派康济民任兵站站长，调济后勤供给，他办事尽力，筹措有方，屡建功勋。民国临时大总统曾授予其“丙级勋章”一枚。

民国元年(1912)，开国施政，省政府设置“湖北编实录馆”，委康济民为该馆调查员。民国13年(1924)，董必武任湖北农工厅厅长，康济民任“编修馆”收发室主任，专事机要文书之职，挚友邻近，倍添亲密。其间，康济民携妻带子于身边，妻燕氏生子起名康燕，深得董必武宠爱。康燕为房族弟兄间排行第三，人称康三娃。工余之时，董必武常到康济民馆里一聚，总逗着康燕一乐：“三伢子，喜欢读书吗，要讨得你爹高兴啰!”轻轻松松，其乐融融。友情热情均在其中。

民国15年(1926)，武昌闭城，粮食拮据，康济民倾心尽力，筹集粮食，以济贫民。并在时局危难之际，以自家所有，拿出面粉百余公斤，施助饥民，救济同乡，共渡难关。

1938年10月，日军侵犯，武汉沦陷，迫于时局，处境艰难，康济民决定退居故里。临行时，与董必武合影留念，董必武向其馈赠衣物一箱，亲笔书赠楹联一副，以示真挚友情。同时，利川籍首义好友甘绩熙又向其赠送青铜古琴鸳鸯式镇纸(压尺)一对，一半刻有“济民兄”，另一半刻有“绩熙弟”，纪念意义极为深重。另外，与董必武的合影照，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的巨幅合影等，康济民生前一直珍藏在家。

归居故里后，施巴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刘楚才(国民党军统组长)屡请康济民出山任职，已看清时政的他，均婉言谢绝。

晚年，隐居家乡的康济民，闭门不出，以诗书为伴，以琴瑟为友。他一方面传教子侄，教出二侄子康雅儒一笔好书法，教出四侄子康老幺一手好京胡，和家人在院内吟诗赋联，琴棋书画，共享天伦。同时，不忘济助乡邻，互结友情，怡然自得。1942年春，操劳国事家事一生的康济民在李家河病故，享年61岁。遵从康济民的遗愿，他的墓地定在宣恩著名景观之一——  李家河将军岩对面。那古代卫民将军的化身与辛亥革命志士的陵墓，构筑了一方吉祥，装点了一方和谐。1942年10月，因避国难隐居宣恩长潭河女儿坝的张难先，专程从长潭河到李家河拜访好友康济民，得知康济民已辞人世，悲痛至极，即向其家属表示亲切问候，表达对知己的深深怀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十分惦念辛亥革命时的挚友康济民。他通过《人民日报》寻问，意为：若是康济民健在，见报望即进京。同志友情，溢于言表。    

1988年12月21日，政协宣恩县委员会、中共宣恩县委统战部、宣恩县民政局，为辛亥革命志士康济民树碑立传，在康济民墓前召开纪念大会，肯定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认定他一生济民的事迹，号召家乡人民广为传颂。1995年12月出版的《宣恩县志》为康济民立传，《恩施州志》相应收录。2009年12月，中共宣恩县委统战部、宣恩县民政局、宣恩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对康济民陵墓复修给予资助。正是：志士革命有志士大略，济民助贫实济民一生。   

2011年清明节期间，我曾赴故里为叔祖父康济民扫墓，表达了祖孙间的怀念之情，更表达了对辛亥革命志士的真挚缅怀之意，因而更加对先辈们景仰之至。恭立叔祖父墓前的那一时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嘱咐犹在耳边回荡，我心中也默默地告慰辛亥革命先辈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已把新中国建设得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这也正是辛亥革命志士所追寻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