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风雨同舟（之八）

痛苦的诀别

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老总，他在人民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老总九十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呆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不见减轻。25日那天，康大姐回家比较晚，老总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康大姐发现痰里带血。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他们建议住院治疗。朱老总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那天，康大姐照常上班，朱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对她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康大姐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四医院。”康大姐说：“拜托医生啦。”

当时天气很热，老总住四楼，病情严重。这样，康大姐就紧张起来，朱老总的病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康大姐说什么也不肯相信，老总各方面看起来都比较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把房门、窗户打开也不行，里外一样热。康大姐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房子，朱老总坚决不同意。他说：“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生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由于病情加重，朱老总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吹。康大姐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是“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据说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一千至两千CC，排尿只有两百CC。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康大姐请求换药。这时，在老总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当时为朱老总专门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老总一次。她的态度与神情，都让康大姐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康大姐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七月初，朱老总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李先念来到医院看他。这时，他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当时，他闭着眼睛，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他轻声慢慢地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他说得很慢，康大姐和李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有些激动，老总的这些话是针对“四人帮”胡作非为而发的。特别是后面的话。

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开眼，但是已不能说话。很快就神志不清了。这是叶剑英打电话，要来看他。康大姐极度悲痛，对叶帅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1976年7月6日，朱老总去世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朱老总从住院到去世，只有十天，6月26日住北京医院，7月6日去世。康大姐同他1929年结婚已近五十年。随着岁月的推移，相互了解和感情也与日俱增。他走的如此匆忙，他自己怕也毫无思想准备。去住院的那天，他还作了很快回家和继续工作的打算。康大姐也十分乐观地打算不久就会接他出院。所以没有想到需要问他一些话，他也没有留下向康大姐交代的话。一想到这些，康大姐就心如刀绞。

那一段时间，康大姐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但是，很快康大姐就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康大姐想到老总的为人，想到他对康大姐的希望，特别是他生前“革命到底”的遗言，康大姐必须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坚强、勇敢地担起未来的日子。对老总的最好怀念，不是悲痛和泪水，也不只是几句誓言，而是坚定不移地以实际行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先辈们的理想早一日实现。

遵照朱老总生前遗愿，康大姐把他历年积存的两万多元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

第四章   心系妇幼（之一）

马背摇篮曲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祖国大地上烽火连天、狼烟四起。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前方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后方储备资源，蓄势待发。共产党人用忠诚和信仰，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为捍卫民族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奋不顾身、冲锋陷阵。

当抗日战争到了枕戈待旦、越演约激烈，当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日益嚣张、疯狂枪杀中国妇女儿童时，无数热血青年及有识之士，浴血奋战在抗战救国的最前沿。眼看前方大批将士的孩子和烈士的后代，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康克清整夜无眠，心如刀割，痛心疾首。她觉得不能让前方的官兵流血又流泪，得给他们每人一颗“定心丸”，妥善安置其子女，免除他们的顾虑。她在作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放弃勇当一名指挥官的愿望，主动响应上级部门的指示，勇挑妇女儿童工作的重任。

她深切地感悟到：前方杀敌是革命的需要。后方也有前线，成立妇救会，建立托儿所、幼儿所、战时保育院，为前线流血卖命的勇士，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尽心尽职培育他们的后代是当务之急，也是在为抗战贡献力量。前线战火纷飞，战争严峻残酷，手榴弹不长眼睛，将士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们的子女必须得到很好的照料。她从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抽出精力，积极加入到妇女儿童的领导教育中。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会长。康克清当时在八路军总部工作，也被选为这次会议的理事。总共参与人员包括国际友人达283人。为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尽快成立，康克清与朱老总分别住在枣林庄和王家峪村。虽说相隔只有五六里路，但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大多数的时间内，他们过着“牛郎织女”的单身生活，难得相聚一回。当时华北前线工作至关重要和紧张，总部机关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康克清东奔西走，今天跑这个村调研，明天跑到那个村商讨问题，理顺关系。忙碌起来时，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吃没吃饭。

同年7月，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各界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鲁迅师范学院、延安市托儿所等十多个团体发起筹备，举行了陕甘宁边区儿童分会成立大会。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晋察、苏皖、山东等根据地、解放区，先后办起了托儿所、保育院。1946年5月16日，建立了儿童保育分会，在杨家岭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委员共七人。康克清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的职务。从那时起，她走上了可以说是专职儿童工作的岗位，成为新中国儿童保育工作的一名辛勤的园丁，成为她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想必大家都知道，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是一个交通闭塞，贫困落后的地方。缺医少药，群众生活水平极低。愚昧无知及封建习俗，像一把把无形的锁链，给妇女儿童带来无尽的痛苦与灾难。缠足的妇女拖儿带女行动不便，行走困难，封建迷信思想泛滥作乱。当地村民信奉的是神汉、巫医、诸神，根本无法理解科学与进步的关系。面对当时儿童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现状，康克清等同志焦虑不安、心急如焚，火速召集抽调一些精干人员，对其评估研讨后决定：治病必须标本兼治，从根本上破除迷信，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觉悟，彻底铲除和砸碎“族权、神权、夫权”的腐朽理念。她动员广大同胞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火热事业，为国勇挑重担，甘洒热血；为民排忧解难，多办实事。对革命的后代，一定要予以高度的关怀与重视。

为了广纳人才，吸收先进青年加入到妇女保育工作行列，康克清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思想动员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互磨合的方法，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以实际行动鼓舞女同胞，用先进的事例引导人们，让有为青年自愿来到服务于前方的保育院，从事光荣而神圣的幼教事业。通过她的身体力行和大胆倡导，不少饱学之士及莘莘学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踊跃加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有的大家闺秀舍弃优越的环境，自愿报名从事保育工作；有的女同胞从家底丰厚的都市走出，到充满艰辛的火红战斗中洗涤灵魂。到后来，这支由各路青年组成的幼教师资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精干。收养的抗日遗孤、烈士子女、英雄的下一代也越来越多。这些从小失去双亲，或生下来根本没见着亲人一面的儿童，在祖国大家庭里同吃同住同欢乐，得到多方面的关照与调教。

康克清号召大家：一切工作、一切付出，都为“保卫民族的后代”，“女同志到保育战线上来”！她的强烈呼唤，在全国起到了积极的反响。许多同胞在她的大声疾呼下，先后来到保育战线任职。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优秀女青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舍生忘死、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女同胞、女战士，有的跟她素昧平生、未曾谋面，但康克清为她们的事迹感动，多次给他们献旗，想办法在报刊上大幅报道她们的先进事迹，让她们再接再厉。

康克清跟朱德既是模范夫妻，也是革命的伴侣。朱老总的工作，康大姐全力支持并热情响应。康大姐着手的妇女儿童事业，朱老总也是积极帮扶，积极参与。朱老总对儿童工作的热心与关注，对她工作的支持与首肯，无形中给予了她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她在党校学习的后阶段，就已经把儿童工作排在重要的日程上。1940年保育院扩建迁至延安北门外，1941年，延安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与战时保育院合并，收托儿童三百名后改成第一保育院。为躲避胡宗南的进攻，该保育院曾几经周折，疏散迁移至山西，解放后又迁返到了西安。为这，康克清做了大量强有力的工作，为保育院走上健康正规的轨道，劳心费神、竭尽全力。

1944年秋天，是抗日战争总反攻、争取胜利的关键时期，延安将有大批的干部奔赴前线战斗。康克清响应蔡畅书记的指示，担当了“再筹建一所保育院”，以解决部分出征干部的子女抚养问题的重任。朱老总也把这项任务，看成是他份内的事。她自己更是任务在身，责无旁贷、全身心的投入。凡是儿童的节日、项目等各种活动，他们都要参加。刘伯承与他的爱人都在前线，他们的儿子“小太行”的饮食起居，完全托付给康大姐夫妇俩照料。以至于他们从前线返回来，儿子不认他们，管教康大姐夫妇为爸爸妈妈。

在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期间，朱老总与康大姐一起翻山越岭，颠簸劳累，反复勘查论证，缜密思索。从地址的确定到开工建设；从设备的完善齐全、到栏杆扶墙的牢固性；从窑洞的稳固安全到竣工典礼，再到儿童玩具，生活必须及添置物品等，她与朱德总司令都要亲自过问考证。抗战胜利的前夕，这所刚建起来的保育院，迎来了第一批孩子。保育院正规运作后，她与朱老总经常跟个别闹情绪、不安分工作的人员，做耐心细致的疏导和启迪教育工作，讲解做好幼教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后来，这些同志都爱上了这门职业。

生活在战时保育院里的孩子，是幸福快乐的。在经济匮乏，物资紧缺的非凡岁月，孩子们吃的是白米饭、白面条，肉类食品也有充分保证。在游乐场，在课堂，在工厂，随处可见穿着新潮时尚，外貌时髦摩登的孩童。这些“洋娃娃”、“红苹果”、“胖冬瓜”、“娇娇女”的身上洋溢着幸福欢快，根本察觉不到忧伤与痛苦的痕迹。时任第二保育院院长张炽昌是位新调来的男士，他对身上的担子感到压力和困惑，个别同志也怀有杂念、抱有抵触情绪。细心的康克清，逐个逐个地对他们进行苦口婆心的劝慰，以鲜活的故事和感人的事例鞭策与激励他们，使这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大的转变和提升。

非常时期的保育院是大花园和大家庭，收养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孩童。面对这么多孩子的吃喝拉撒，安全防御、预防接种、防病治病、妇幼保健，以及幼儿教育等诸多问题，都必须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前方战时紧迫，战士无暇顾及家中，后方保障工作不能有丝毫的差错，而且还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等事宜。为此康克清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系列困难和矛盾，给孩子送去温暖和关怀，带给他们物质和精神的食粮。她要求所有保育院必须要统一思想，严肃纪律，恪尽职守，安心专一，确保全身心地投入到幼教事业。同时还要尽快消除不稳定因素，摒弃落后思想，严厉抵制和坚决打击妨碍工作进程的动机和言行。

她要大家坚决响应、果断执行上级“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指示命令。想尽办法保护好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全，一切行动听从上级组织的指挥与安排。在保育院执行转移前，已经给孩子们备足了吃的用的。在实施转移时，在每一头前行的马背上，安放两只稳固的小摇床，让孩子们安睡在临时的摇篮里，能够吃上香喷喷的油炒面，享受精美的饼干和糕点，以及鲜美可口的营养食品。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整天哼哼唧唧、嘻嘻哈哈地嬉笑玩耍，分享美食。吃饱喝足了，又在温暖舒适的安乐窝里，做着快乐甜蜜的梦。后来，她又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安全归来的儿童，分期分批地护送到他们父母身边团圆。

对于那些父母双双阵亡，无家可归的烈士遗孤，康克清让他们继续留宿在保育院，安排有专门的幼教人员及保姆阿姨们担负喂养，让孩子们在环境优美的大家庭中，过着天真无瑕、衣食无忧的童年。延安第二保育院迁到北京后，康克清无论公务多么繁忙，不管身体多么不便和疲倦，她都要抽空来保育院，与教职工谈心交流及沟通，过问教职工的学习与工作情况。她每次都要来到孩子们中间，与她们抱成一团，嘘寒问暖，亲切交谈。询问大家吃得好不好，生活习惯不习惯，是不是想念家人等等。她还手把手地教她们读书识字，玩智力游戏，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每逢节假日，她都会把这些可爱的孩子，带到自己的家中聚一聚，闹一闹，让他们感受加的温暖和爱的滋润。

康克清既是出色的领导，严格的师长，也是慈祥称职的母亲。她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的解放和妇女儿童的事业，殚精竭虑、舍生忘死、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她不仅把朱德跟前妻的孩子视若己出，关怀备至，倾力调教培养，也将无数烈士的后代，当成是自己的亲骨肉和“心肝宝贝”。在孩子的心目中，她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亲妈妈和尊敬慈祥、为人师表的好老师。这些在战火纷飞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祖国亲人的关怀教育下，都陆续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和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当这些孩子纷纷喊出发自心灵深处那一声声柔软动听的“康妈妈”时，她热泪纵横，欣慰的荣光在她脸上荡漾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