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1895年—1959年），字鸿章，安岳来凤人，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五四”时期的新诗开拓者。1918年，康白情与李大钊、田汉、许德珩等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康白情还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使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康白情分别任编辑部正、副主任。康白情还与俞平伯等组织“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月刊。他在《新潮》和《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了很多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新诗。

康白情与早期写“新诗”的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康白情的诗是诗人写的诗，其他人（大都是康白情的老师辈）都只是在诗这个最困难的体裁中“实验”现代汉语而已，旧体歌谣的痕迹太露。虽然，《草儿》（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次年再版时改名为《草儿在前》）中117首，全部作于北大学习阶段和留学旅途中，草率之作过多，但康白情的诗风平白晓畅、清新活泼，“新诗排除格律，只要自然的音节”的创作主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同时，康白情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新潮》上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意气风发，有文采、有胆识。1917年，北大首创学生主持“教授会”，四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担任四个学院的“主任”。1918年《新潮》创刊，康白情任干事。《新潮》在雨后春笋般的学生刊物中首屈一指。康白情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坚分子。1919年5月3日夜，在北大学生千人大会作出第二天游行示威的决定之后，校长蔡元培急召5个学生领袖开会作筹划，这紧要关头的“五大领袖”分别是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明、康白情。“五四”事件得到全国响应后，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沪，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五四青年中的佼佼者纷纷出国，而康白情的出国，更不同凡响——是蔡元培向南洋烟草公司募来的款，亲自选出这届北大毕业生中几个最堪造就的人才赴美留学。康白情与段锡朋、罗家伦等人的出国一事，被报刊比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40年代末，断了政途之念的康白情出任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康白情先后在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担任文学系教授。1957年“反右”时，康白情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他被勒令离职返乡。1959年，病死于湖北。

康白情的新诗影响十分深远，虽然现代汉语诗的真正开端要数郭沫若的《女神》，但郭沫若自己却说：“我第一次看见的真的白话诗是康白情，委实吃了一惊，也唤起了我的胆量。”

康白情的新体诗代表作是《草儿在前》：

草儿在前，

鞭儿在后。

那喘吁吁的耕牛，

正担着犁辕，

翻着白眼，

带着拖泥，

在那里“一东二冬”的走着。

……

全诗采用象征手法，通过形象的描绘，勾勒出一幅耕牛图：耕田人用草儿哄着牛，以鞭儿催迫着牛，而牛却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在水中走着，一幅充满生活情趣的水墨画，包含着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人生处境的思考。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艰辛和统治者的残忍。

康白情的新诗很多，《鸭绿江以东》的恋乡之情，《别少年中国》的爱国之心，《送客黄浦》的离愁别绪，都写得真挚动人，充分体现了“新诗的精神在于创造”，一时康诗传诵者甚众。当时深宫中的爱新觉罗·溥仪也曾以读康白情的诗聊以慰藉，后来甚至模仿其风格写了几首新诗。茅盾评《草儿》是“当时最能脱离传统的新诗”；朱自清认为“似乎只有康白情先生是个比较纯粹的诗人。”

一部无韵的《草儿》曾让多少青年为之倾倒，一位承前启后的白话新诗拓荒者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独领风骚。时至今日，捧读康白情那活泼自由的青春诗篇，我们仍能感受到——“仪态轩昂，目光炯炯，眉宇之间流露逼人英气”的诗坛俊杰的喷薄才情和深邃思想。

〔中共安岳县委党研室提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