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觉哉同志身边工作的片断回忆

    一九三八年，我辗转一个多月来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当时，谢觉哉同志在办事处任党代表。我在办事处先任通讯班长，后来任副官，在谢觉哉等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设在一所四合院里。谢觉哉同志住坐南朝北的三间房，他爱人王定国同志和女孩丁丁、男孩飘飘也住在这里。

    办事处的任务，除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介绍进步青年去延安外，主要是利用和国民党第八站区司令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的统一战线的关系，迎送经兰州从苏联回国或去苏联的党的同志。我的任务是负责这些人的安全。谢觉哉同志经常教育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守秘密，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有一次，一男一女身穿国民党军服，自称是国民党陆校的，东北人，想去延安，想方设法打听办事处的情况，并询问我的籍贯。我介绍他们见办事处的负责同志，他们不肯见，可是没几天，又来这里同我闲聊，同时办事处门口不时出现穿便衣的陌生人。我意识到这是敌人想耍耍花招，破坏办事处工作，马上向谢觉哉等同志汇报了这些情况。后来，那一男一女又来办事处，我立即去汇报，但那两个人已经溜走了。对此，谢老等同志在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上，表扬我警惕性高，不上敌人的当。

    在办事处期间，我的工作是积极的，但有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党的组织关系失掉了。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间，我和赵家仕、邱回春等同志护送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回延安，当我到黑河一带侦察前进路线时，被敌人发现而被俘，从此和党的关系失掉。谢觉哉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后，耐心地给我讲道理，并要我争取重新入党。他说：“同党组织的关系失掉没啥，关键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为党努力工作，相信党的事业，争取重新入党。”一席话，拔去了我心上的石头，我工作得更起劲了。一九三九年，在党支部大会上通过我重新入党，同志们语重心长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同时，我请求组织上帮助，连接我的党龄。一九三九年夏天，陈昌浩、李德等去苏联，经过兰州时，陈昌浩同志向伍修权处长和谢觉哉同志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证明我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入党，从此党龄连续计算。当组织上通知我时，我热泪盈眶。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关怀，我终身难忘。

    后来，谢觉哉同志奉调回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工作，并被选为参议会副议长。我也由兰州办事处调西安办事处任副官，不久组织上送我去中央党校学习，也到了延安。谢觉哉同志知道我也在延安时，同组织上联系，要我去参议会工作。这样我又到谢老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三年。

    当时，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党外人士比较多，谢觉哉同志同党外人士亲密团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为边区建设作出了贡献。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称赞谢老的为人，他关于“精兵简政”的意见，曾同谢老进行了多次磋商，征求意见。“精兵简政”最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并得以实施，对边区建设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生活上，谢觉哉同志也非常关心和照顾党外人士。一九四三年夏天，蒋介石、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党组织为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决定把他们疏散。当时身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务副议长的李丹生先生，表示愿意回老家清涧县。谢老把自己常骑的一头毛驴送给他，并让我护送他回家。李丹生先生逝世后，谢老把他家属、小女儿的生活费用都负担起来，全国解放后，供他女儿上学，一直到工作、成家。

    解放后，我第一次见到谢觉哉同志是一九四九年底，那时他任内务部长。当他知道我在四十四军一三二师后勤部任政委，并已经结婚后，非常高兴。一九五二年，我调总政治部工作后，他时常去我家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总参工程学院工作，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一九六七年，又被作为所谓“二月逆流”的小爬虫被造反派揪斗。这期间，总参的造反派去找谢觉哉同志，调查我的所谓“叛徒”和“混入党内”的问题，谢老当即给予驳斥，并对我一九三九年重新入党和后来党龄从一九三三年算起的经过予以证明。当造反派让他证明我的所谓叛徒问题时，谢老气愤地将来人撵走。这些事是一九七零年谢老病重期间，我接到王定国同志电话赶到医院后才知道的。

    谢老在文革期间也收到冲击，境遇很不好，我1970年从湖北“总字024部队五七干校”回京，去看望谢老，谢老的身体很不好，瘫坐在沙发上，说话都很吃力，他知道我当时的境遇，让秘书高世文同志把海军领导同志送给他的珊瑚拿来，对我说：“海生，要经得起风浪啊”。

    这块不起眼的珊瑚，从北京、张家口、广州到石家庄，我一直带在身边。

    谢觉哉同志，为革命奋斗了一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推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

怀念谢老。 

                                 一九八三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