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中华康姓源远流长，名人荟萃。《二十四史》有传者36人，收入《中国名人大辞典》的65人，列入《百家姓书库•康》216人。这些名人，既有文臣武将，又有贤人雅士，或是一个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科学家、金融家、实业家、富商巨贾、孝子烈女等，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不同社会领域做出过积极贡献，受到世人的敬重，也为宗族增添了光彩。 　　我们对这些见诸经传、史籍的康氏名人进行了整理、汇集，拟编入《中华康氏大统宗谱》。但是，我们在研究不同支系的康氏宗谱时发现，譜载的康姓人物有不少未见诸以上三书，因而成为我们的遗漏之憾。为此，《康氏文化》从本期开始，将我们已整理出的康姓名人传记陆续刊登，诚望各地宗亲阅读后，及时对其中的错讹之处给予指正，并根据当地县志、府志以上史书或其它正式出版物的记载，向我们提供未被收入的康姓名人的素材、线索，以备补充完善。以期编纂《中华康氏大统宗谱》时能更广泛、更准确地载入历代康氏名人，减少遗漏之憾。         　　　                                  中华康氏文化研究会谱牒研究部 　　　                                                   两汉三国时的康姓名人（5人） 　　康巨 东汉末年著名僧人。康居人。东汉灵帝、献帝时，他在国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翻译《问地狱事经》1卷（今已失传），他与康孟祥、支曜等人都是当时驰名京师洛阳的高僧。 　　 　　康孟祥 东汉末年著名高僧。康居人。东汉灵帝、献帝时，他在洛阳翻译出《中本起经》2卷、《修行本起经》2卷，与康巨、支曜等人都是当时驰名京师洛阳的高僧。他翻译的佛经曾受到著名高僧道安的高度称赞。 　　 　　康泰 三国时吴国人。中国早期到海外的旅行家之一，吴国出使南海的官员。黄武五年（226年），吴国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将康泰（生卒年不详）和宣化从事朱应臣出使南海诸国（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等国，进行外交活动。他们远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诸国，是中国古代有历史记载，最早航海到东南亚﹑南亚的旅行家。其经历和所得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并在扶南宫廷会见天竺国（今印度）使臣，“具问天竺土俗”，即向其详细询问天竺国的风土人情。回国后朱应臣写下了《扶南异物志》一卷，记述他出使扶南等国的见闻。康泰著有《外国传》（或作《吴时外国传》）、《扶南传》等，已亡佚。《水经注》《艺文类聚》《梁书》《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有所征引，为研究中国和南海诸国早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外交通和海洋学的重要文献。 　　　 　　康僧会（约３世纪），三国时期著名高僧。祖先原为康居国人，后来世居天竺(今印度)，他的父亲因经商而迁到交趾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以东天德江北岸）。他十余岁时，父母双亡，迫于生活，为父母服丧期满后即出家为僧，广读佛书，并博览中国儒家和方技图书，能文善辩。后来又从著名高僧安世高的弟子翰林、皮业、陈慧学安世高所传的小乘佛教。 　　康僧会是佛、儒、道兼通的翻译家；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有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僧人；是继支譧之后在江南传教的人，他边传教边翻译《六度集经》和《吴品》两部佛经，还注释佛经。 　　传教至诚，获得舍利 　　康僧会于公元247年从交趾到孙吴国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从事译经传教。康僧会是进入吴国的第二位僧人（在他之前曾有维祗难），他的容貌和服装与众不同，引起了朝野人士的注意。他到建业以前，江左地区“佛教未行”，佛教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广。他到建业后，除翻译佛经外，比较重视对一般民众的传教活动。他建立茅屋，设立佛像，进行传教，对孙吴地区佛教的传播影响相当大。为此他深受吴主孙权敬重，为其建造了建初寺。康僧会于建初寺译出《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并制经序。解说禅教的《安般守意经》注解，当时习禅的人奉为龟鉴。在他之前，曾有居士支谦在吴国译过经，但无寺庙。所以他虽是第二位进入吴国的僧人，但王室为他修建的建初寺，却是吴国的第一座佛寺。     孙权信任康僧会，原来还有一个颇具神奇色彩的故事，即康僧会初到建邺时，孙权召见他 ，问他所奉宗教有何灵验，康僧会说：铭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有舍利，神曜无方……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该时孙权不信，以为夸诞。并说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如是康僧会要求以七曰为期，孙权答应了他的要求。康僧会对自己的同伴们说：“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设坛祈祷。但是七日期满，一无所获。康僧会要求延期七曰，孙权亦同意。可是第二个七日过去，仍无所获。孙权发火了，说他是欺诳，准备治他的罪。康僧会要求再延期七日，孙权又同意了。到了第三个七日期满时，仍无所见。这时参与其事的人都害怕起来。可是当夜五更时，康僧会忽听所置瓶中铿然作响，他亲往前看，果获舍利。他喜极，待至黎明，将舍利呈送孙权，权亦惊喜，叹未曾有，认为是稀有之瑞。从此吴国佛法大兴。这个故事虽说有点神奇，但它却反映出了康僧会对佛教的虔诚之心。对佛教徒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 　　兼通佛、儒、道，译经多部 　　关于康僧会在吴的译经,梁《高僧传》卷一书有记载说：“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这里既说明了康僧会译经的数量，也反映出他的译经质量。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二列康僧会的译经只有两部，十四卷。但僧祐在同书第十三卷《康僧会传》中又说他在吴都建初寺译经六部。近代学者汤用彤解释说：“僧会译经，《祐录》（《出三藏记集》的简称）卷二著录只两部，盖据《安录》（道安的《经录》）所言也。而卷十三,则列六部，盖据后来之传说也。”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卷二收录的康僧会译经则有一十四部，二十九卷。到了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则又只剩下七部，二十卷了。智升认为:道宣所录十四部译经中，有四部出自《六度集经》，另外三部是经的注解，不能算作译经，故他的译经只有七部，二十卷。笔者认为:出自《六度集经》的《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和《梵皇王经》可以不算（重复计算了），但是三部注解可以算作他的著述。故康僧会的译著应该是十部，二十四卷。经名及卷数如下：《六度集经》八卷、《旧杂譬喻经》二卷、《吴品经》五卷、《菩萨净行经》二卷、《权方便经》一卷、《菩萨二百五十法经》一卷、《坐禅经》一卷、《法镜经注解》二卷、《道树经注解》一卷、《安般经注释》一卷。 　  宣传教义，感悟孙皓 　　在吴末帝孙皓统治时期，东吴佛教又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孙皓下令废除一切淫祠，他认为佛寺也与淫祠差不多，必须同时拆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大臣对他说：“佛的威力，非寻常神祇可比。当年康僧会感生舍利，大帝(指孙权)亲睹瑞应神异，创建了佛寺。今若轻易废毁，惹出乱子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听了这话，孙皓先是派能言善辩的大臣张昱，到建初寺向康僧会提出种种诘难，结果未能驳倒僧会，理屈辞穷而退。于是孙皓大集朝臣，把康僧会迎至宫廷，亲加问难。康僧会刚刚坐下来，孙皓劈头问道：“佛教宣传善恶报应，请问有何具体例证？”康僧会早有思想准备。他深知孙皓对佛理一无所知，难以用佛家的深奥理论说服他，只能用浅近的事例加以开导。恰好提的是关于善恶报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佛教最基本的问题，又与儒家的天道赏善罚恶理论比较接近，所以康僧会决定从对方熟悉的儒家理论说起，进行分析解说。他答道：“贤明的国主，用孝、慈教化人民，则有赤乌翔集、老人星(南极星)出现的祥瑞；以仁、德对待百姓，则有醴泉涌现、嘉禾长出的奇迹。这是为善的福报。同样的，作恶也有恶报。所以暗中作恶，鬼可以诛灭他；公开作恶，人可以诛灭他。《易经》说：‘积善余庆’；《诗经》说：‘求福不回’。这些都是儒家经典的教导，它们与佛教的明训是一致的。”孙皓说：“若是像你这么说，周公、孔子早就提出来了，哪用得着佛教？”僧会又答道：“周、孔指出的，只是最浅近、明白的现象，至于佛教，则备极幽微。例如说到作恶的人将堕地狱永远受苦，修善的人可生天宫永享快乐。用这样的说法劝善戒恶，不是比儒家的理论更宏大深刻吗？”孙皓与康僧会往复辩论，孙皓没有难倒僧会，僧会反而巧妙地宣传了佛教教义，最后终于使孙皓信服了佛教，不但保护寺院免于被毁，还使孙皓为其修缮了寺院。  　　　 　　康僧铠  康居人，著名高僧。嘉平（249—254）末年到魏国都城洛阳，翻译出《在家出家菩萨戒经》1卷，又翻译出宣传西方净土信仰的《无量寿经》2卷。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