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巾帼英姿（之二）   

铁心抗婚约

    万安暴动胜利了，但由于暴动的影响很大，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慌，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团即刻从赣州和吉安方向围攻万安，万安党组织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将赣江西岸各区乡已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和农军骨干，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光万带领上井冈山，赣江东岸各区乡骨干由区委书记萧子龙带队参加东固根据地的斗争，县、区委带领一部分农军转移到万安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敌军占领万安县城和罗塘等几处“很红”的圩镇后，立即展开了大搜捕和大屠杀，企图扑灭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许多未及时转移的同志牺牲了。回家乡万安领导暴动的江西省委特派员、曾担任万安暴动行动委员会书记的曾天宇，曾企图从赣江水路潜回南昌，但敌军重兵把守各处路口码头，曾天宇偷渡未成功。他先躲进一处山区，后又潜回罗塘村背村自己家中躲藏，被贪图赏金的村人出卖，敌人将其包围，最后牺牲在自己家屋顶上。曾天宇是小桂秀的革命引路人，听到噩耗，她哭了几天。

    白色恐怖笼罩着万安。小桂秀的养父母看她整日在外东奔西跑，一直为她提心吊胆。于是，他们就常常找事给她做，想把她拴在家里，有时干脆不让她出去参加活动。为此，她难免常与奶奶和养父母发生口角。养父母见劝、关是不行的了，就想早点物色人家，把她嫁出去才省心。当地有早婚旧习，女孩子十四、五岁出嫁的也不少。1928年初，在国民党军“清剿”过后不久，就有媒婆陆续上门提亲。罗家经打听，对离大禾场七八里的一家较为满意，认为这男子还老实、家境也还好，就接受了这家的聘礼。这都是背着小桂秀做的。罗奇圭夫妇心想：虽说在农村，千百年来时兴“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这毕竟是嫁女儿，嫁往哪里，男子怎样，家门向东还是向西，总得让女儿知道。

    一天晚上，养母将她叫道自己屋里平静而温和地说：“桂秀，你老大不小了，总不能天天围绕在爹娘身边过一辈子，革命造反的事最好不要去想，这样今天红，明天白的，做爹娘的实在是不放心呀！”她听后一肚子不满和火气，但见养母一片良苦好心，又不便发作，心想养母目不识丁，自然目光短浅，迟疑了片刻即委婉回答：“娘，我的婚事爹娘不用操心，我自己也不是小孩子，自己会做主的。革命的道路我是走定了，谁也阻拦不住。”

    一天，小桂秀在外面开展革命活动回来，一进门便看到屋里上厅坐着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伙子，桌子上还摆着贴了红纸的酒、肉、糕饼等礼物，她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但还是佯装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养母怔了一下，然后笑嘻嘻地回答：“桂秀，今天是个好日子，给你定亲，这是件大喜事。你应该高兴愉快。”这时，那个坐在上厅的媒婆也凑过来说：“贺喜！贺喜！”看到她们这样事先不给自己通气地一唱一和，桂秀的心都快气炸了，她愤怒地指着媒婆说：“你说什么贺喜，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我的事不要别人管，我自己会做主的。”她一边说，一边叫媒婆将酒、肉、糕点等礼物赶紧拿回去。养母则气得脸色发紫，浑身打颤，伤心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桂秀呀，你哪来这么大的胆子，爹娘的话也不听了？”媒婆也趁机插嘴帮腔：“你家收了人家的彩礼，如不去，到时捆也要把你捆上轿。”桂秀听了，更是火冒三丈，就大声斥责媒婆：“你敢捆我？看谁敢上前？我今天就是要带头反对包办婚事！看哪个敢动我一根毫毛？”说完，她愤怒地大步朝门外奔去。

    从此，再也没有哪个人敢登门给她说媒了。

革命上井岗

    1928年元月，万安县四万工农攻克了县城，随后，江西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万安县苏维埃工农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蒋介石反动派闻讯，急速从吉安、赣州调来国民党重兵直扑万安，妄图一举消灭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根据县委指示，桂秀与战友们就把斗争由公开转为隐秘。

    时隔不久，为了开展新的斗争，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指示，陈毅率红四军第28团第3营到达罗塘支援万安。罗奇圭忙着组织迎接红军，安排吃饭和住宿，桂秀趁这个机会从家中跑了出来。她日后回忆当年情景时说：“养父怕我知道红军来到，对我封锁消息，叫养母把我关在房子里。这反而引起我的怀疑。我断定他们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瞒着我。我搬了一条板凳，扒着窗户往外看。当我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时，心里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我日盼夜想的红军吗？原来他们是怕我知道红军来到罗塘湾的消息。这可由不得他们了。我故意把鸡轰出门外，自己乘机上了街。”她跑出来后，尽量往人多的地方挤，恰好遇到村干部也正找她，她就赶快邀到张良、罗恒秀、刘桂秀等女伴，去祠堂里帮着为红军做饭了。来了那么多红军，没有粮食怎么做饭？桂秀说：“地主土豪家的粮食多，找游必安（时任万安县委委员，分管军事工作）去，让他带我们去打土豪。”游必安正带人在打捞敌人来时农军沉放在水塘里的枪支，一时分不开身，就对她说：“桂秀，你不就是干部吗？你带几个人拿上梭标去，如今井冈山红军来了，哪个土豪还敢强硬？”桂秀壮了胆，带人跑去，土豪们早闻声吓跑了。她就带领众人先抄作恶多端的挨户团团长家，将猪鸭鸡鹅捉走，又去德声堂（这是当地由土豪掌控的祠堂）开仓放粮，为红军煮饭。罗奇圭看见了，心想：“她怎么跑出来了？”那地方人多，又是帮红军做事，罗奇圭也拿女儿没办法。

    陈毅率部在罗塘住了一晚，与万安县委和罗塘区委的同志开了个会，除与大家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外，还号召大家报名参加红军。于是，桂秀便联络曾华英、郭厚英、罗恒秀、刘桂秀、张更秀、朱挺兰等六个姑娘也赶来报名当红军。一个大个子兵说：“当红军要行军，要打仗，白狗子捉到会砍脑袋，你们不怕吗？”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怕！”桂秀接着说：“人总是要死的，为革命而死总比让人当烂白菜踩一辈子强啊！”

    第三天上午，陈毅率领红军离开罗塘。当时的形势是，红军一走，敌军就来，于是万安党再一次动员已暴露身份的同志随红军一起撤离，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罗塘及附近十多个村子的一百多人跟着红军走了，其中就有逃婚的罗桂秀。她躲着养父母，邀上遭受欺压的张良等六个女伴，跟随红军走了。

    部队到达万安与遂川两县交界处，遭遇敌人的阻击。敌军人多火力猛，红军勇猛予以反击。桂秀们毫不畏惧，帮着红军送弹药，包扎伤员。陈毅见了，几次叫他们躲一躲，并指着横飞的子弹，劝说道：“革命是艰苦的，你们看眼前，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你们是女同志，还年轻，还是赶快回去吧。”桂秀对陈毅说：“我们不怕艰苦，不怕死，我们就是来当红军参加革命的。”说着，与女伴们又投入了战斗，陈毅对她十分赞赏，叫万安的游击队队长游必安把她们带上。

    红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遂川县城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桂秀第一次看见了久闻大名的“朱毛红军”中的朱德。队伍汇合后，大家一起朝井冈山进发。令人惊奇的是，当部队在崎岖的山道上行进时，她因疲劳过度，竟边走边打起了瞌睡，不知不觉间掉队了。夜深人静时，她睁开眼睛，发现四周黑乎乎的，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幸亏，她有一双大脚，于是使劲地跑了起来，高一脚浅一脚地在夜色中狂奔。跑了好久，她终于追上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了“万安八十个农民上井岗”中的一员。

    在井冈山休息了一整天后，红军部队征兵处给这支跟上山的游击队的每个人发了一张入伍登记表。桂秀双手拿着这张盼望已久的入伍登记表，心情无比激动，一笔一划地填写上：“我志愿参加红军，时间：1928年9月18日……”

    从此，这近百号万安游击队员摆脱了无休无止的苦难生活，来到了红军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年方十七的桂秀，穿上了崭新而合体的灰布军装，腰带一束，灰色八角军帽一戴，显得更加英姿飒爽。多少个日日夜夜梦想当红军的她，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圆了这个美好的梦，开始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改名“康克清”

    1930年1月初，红四军从福建西部打游击回到江西，29日，红四军三纵队攻克永丰县城，回到了以东固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县陂头村（现属青原区）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湘赣边特委，红四、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会议决定成立权限更大、管辖范围更大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桂秀随朱德回到了吉安地区，在红四军司令部做机关工作（此时她已与朱德结婚）。她身边熟悉的人，有刘光万等。

    刘光万是万安罗塘乡双龙村人，他在至善小学当炊事员时，桂秀就认识他。刘光万也是在曾天宇引导下参加革命的。1925年初，万安秘密成立县农民协会时，他就是县农会主席。万安暴动胜利后，刘光万被选为万安县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他与桂秀养父罗奇圭很熟悉，对桂秀格外关心、喜爱，在他的教育、引导下，桂秀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

    1928年年中，罗奇圭夫妇因为给桂秀找婆家遭到女儿反对，父女闹得正僵时，刘光万给予了桂秀同情和暗中支持。当陈毅率井冈山红军来到罗塘时，就是刘光万让康克清从家里跑出来，以帮红军做饭为由避开罗奇圭夫妇的管束，为她最终逃婚，并跟随他带领的赣江西岸数乡100多个农军上井冈山创造了条件。当罗奇圭到井冈山找到桂秀，软硬兼施要拉她回家完婚时，又是刘光万出面做罗奇圭的工作，并叫上老领导陈正人帮着劝导，才使罗奇圭空手而归，让桂秀留下来继续当红军。

    刘光万还时常帮助桂秀等女同志识字学文化，所以她有话总爱对刘光万说。照万安土话说，她不但把刘光万当领导，更把他当作乡亲叔佬。刘光万上井冈山后，先任遂（川）万（安）泰（和）游击队党代表，继任红四军交通队党代表，到福建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对毛泽东改造旧军队，创建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有切实的体会。1930年年中，红一军团成立时，朱德任总司令，刘光万担任了总部特务队政治委员，参加了攻打吉安城的战斗，毛泽东、朱德发布的《红一军团进攻吉安的命令》中，多次提到他。10月初，红军占领了赣西重镇吉安，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刘光万任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农民部长。此时，桂秀已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三连指导员，随红一方面军总部，驻扎在吉安市区。

    红军打下吉安城后，赣西南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许多革命同志都汇集到了吉安。他们有的是带队到吉安城抓逃到这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有的是来联系工作。康克清见到了万安老乡、1926年就担任中共吉安特别支队第一任书记、领导万安暴动的郭化非。他后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被万安县委派去支援湘赣边界地区工作。郭化非在罗塘一带工作过，对罗奇圭一家很熟悉。打下吉安后，他已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调到省苏维埃政府工作了，听说桂秀已与朱德总司令结了婚，就与刘光万一起，前去看望她和总司令。

    这次见面，大家都很高兴，互相诉说分别后的事。郭化非拿出自己写的一本油印材料给桂秀，她看着封面《中国革命之路》，说：“这么厚？有几十页吧？”郭化非说：“50多页，10万字，是在你们下山不久写的，10月份湘赣边苏区油印发给干部学习党的六大文件作参考。你看了要多提意见呵。”桂秀一听，笑了起来：“我肚子里没有墨水，不晓得能看懂吗？”郭化非说：“肯定看得懂，就是讲的八一起义、万安暴动、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只不过做了些理论分析，阐明毛委员在井冈山时给我们讲的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然性，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以就用它做了书名。”桂秀说：“在罗塘时就听你演讲一套套的，新名词也多，大家早就说你有水平。这书我一定要好好看，看不懂就问总司令，他到德国、苏联留过洋，肯定懂。”

    过了几天，桂秀见到刘光万，把他拉到一旁，悄声说：“我想改改名字，你能不能给我想个名字？”刘光万说：“康桂秀这个名字蛮好的，改它干什么？”她说：“这名字太像乡下妹来仔的名字，不像红军战士那么硬气。你看人家贺子珍、曾志，名字多好，一听就晓得是干革命的，又有文气，彭儒名字也起得好呀。像郭化非，他原先叫郭名河，不也改名了吗？革命首先得分清是非，这‘非’化掉了，不就正确了？”刘光万笑了起来：“你是觉得‘桂秀’不好配总司令这个‘德’吧？那好，让我想想……”想了一下，就说：“总司令喜欢你老实正派，做事勤快，真要改名的话，就叫‘康克勤’吧！”桂秀高兴了：“康克勤？这名字好。这三个字怎么写？”刘光万从衣袋里抽出笔来，在手心上写给她看。她见“勤”字笔画多，自己识字不多，这个“勤”字他不说自己还不认得呢！就说：“把‘勤’字改作‘清’字，写起来省事，还表示我要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看怎样？”刘光万说：“那当然好，你就改名叫康克清吧！”

    她回到家，告诉朱德自己以后要改名“康克清”，朱德表示理解和同意，并提醒她党员和干部改名字一定要向组织报告，领导批准了才行。于是，她就写了个报告交上去，很快得到批准。从此，康桂秀就正式改名叫康克清了。

    1931年11月，刘光万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因他一直在赣南工作，家乡多年不知道刘光万的下落。1959年，康克清审阅《万安革命斗争史》初稿后，特意在写给万安县委的信中说：她曾在瑞金见过刘光万几次，他后来参加了长征，牺牲在长征途中。

    1931年元旦刚过，由红一方面军总部副官处长杨立三等介绍，康克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她第一次在党费证上写上了“康克清”这个新名字。

    这时，第一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红军缴获了敌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敌军电台报务人员王诤等，经过教育和争取，也参加了工农红军。总部领导决定，以王诤等为教员，举办红军无线电训练队，康克清被选为第一期学员，学习翻译电报。两个月后，康克清担任了总部交通大队政治委员，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