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知道王国权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本是康姓人，其原名康午生，字厚庵，1911年12月24日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康店村。

    康午生15岁考入开封黎明中学。3年后，考入河南大学。在这里，康午生等人组织了“西北研究会”，不久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并在王毅斋、嵇文甫、江绍文（开封地下党书记）等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创办了大陆书店，出版了《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1934年秋，国民党查封了大陆书店，主持书店工作的几位同志先后被捕，康午生也被通缉。于是，在河南大学校长张仲鲁和嵇文甫、王毅斋教授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1934年底，康午生到日本后，参加了由东京留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相当于国内的“社联”组织），在东京留学生左翼领导人任白戈的直接领导下，主要负责东京中国留学生的联络工作，并以创办世界名著编译社为掩护，与中国留学生一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1935年，康午生担任了世界名著编译社的宣传部长，认识了在东京以教中文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联共党员王乃天，当年冬，经王乃天介绍，加入了联共。

    1936年10月的一天，康午生带着抗日传单去早稻田区，准备印刷后散发。不料，在电车站进口处遭日本警察突然搜身而被捕。日本警方连夜四次审讯，在得不到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他释放。出狱后，经党组织安排，康午生于1936年冬回到了北平，并转为中共党员。

    不久，党组织批准了康午生去延安学习的请求。奔赴延安的途中，在洛阳巧遇好友王衡儒，并由此发生了康午生改名王国权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王衡儒在教书，康午生约他同去延安。王希望康午生先去探路，没有随行。为安全起见，王衡儒建议康午生隐名，但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名字，便将自己的化名王国权借与康午生。谁料到，这一借就是一辈子，再也没还回去。到延安后，中组部安排王国权到抗大学习。1937年9月，王国权离开抗大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担任一分区的地委书记。为了粉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他率领一分区地方武装全力配合杨成武、王震领导的主力部队先后参加了黄土岭、大龙华、涞源、狼牙山等多次战斗，粉碎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八年抗战，王国权领导的晋察冀一分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的王国权，奉命带领一批干部前往北平西山一带准备接受北平日军的投降。后因日军拒不向我军投降，王国权又奉命带队前往热河承德。9月，王国权任中共冀热辽区委热河分委副书记；11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共热河省委组织部长和民运部长，兼任承德市委书记。在承德市领导开展了清算复仇、减租减息斗争，对伪满时期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给予了揭发和惩处，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场，并通报东北各省。1946年春，王国权担任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丁盛任司令员，前往热东开展工作。当时热东分区共辖建昌、建东、凌源、朝阳、喀左旗、凌建、绥中、兴城、锦西、锦义等县，总人口220多万。王国权根据“巩固区”与“边沿区”的不同情况，深入发动群众，向敌人积极主动地发动进攻，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的战略反攻。王国权担任热东地委书记兼政委的三年多时间里，广泛开展了剿匪、土改、发动群众等项工作，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培养了大批干部，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热东革命根据地，为解放附近城市和配合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东北野战军打下锦州和辽西走廊后，王国权和胡锡奎奉命组建辽西省委，任副书记，负责开辟山海关到辽西一带的工作，配合东北大军进关。不久，热河省第二次解放，中央决定王国权调任热河省委副书记。1949年10月，王国权接任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1949年6月，王国权以东北地区区域代表身份赴北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议，还列席了中央对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行布置和安排的中央全会。1949年9月21日，王国权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次会议休息期间，王国权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那天，毛主席心情特别好，非常幽默地对王国权说：“你就是王国权同志吗？你是有国又有权哪！”说着毛主席拉着王国权的手一起照了像。 10月1日，王国权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国权作为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和领导了热河省的工作。在旧中国，热河省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下，“三害”（土匪、吸大烟、鼠疫）流行、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苦不堪言。在王国权领导下的热河省委、省政府根据当时热河的具休情况，提出了“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口号，得到了中共东北局的肯定和热河人民的拥护。经过党组织和广大千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较快地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土匪被消灭了，鼠疫治住了，鸦片也基本禁绝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十分满意。

    1955年，为了适应全国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热河、绥远和察哈尔等省的建制，省委书记王国权奉命到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

    1957年，王国权被调往外交部工作。1957年6月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王国权为中国驻民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从此，王国权开始了为期20年的外交生涯。

    王国权在担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期间，为中德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57年8月至1960年6月，两国共签订有关合作条约、协定、议定书等192项。从1957年至1961年，两国贸易额逐步增长，1960年中德贸易进出口额为2.2亿卢布，比1950年增加了3倍半，平均每年增长39%。

    1964年1月，王国权调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任中美会谈首席代表。中美两国虽然于1979年1月1日才正式建交，但中美之间此前于1955年8月1日开始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10余年的大使级会谈，其中前9年由王炳南任中方首席代表。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决定由王国权接替王炳南任中方首席代表，继续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7月29日，中美第121次会谈，美方代表柯约翰使用了“北京政权”一词，王国权当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得到世界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对美方使用“北京政权”，无视我国尊严的行为提出抗议。此后。美方代表的态度有所收敛，不再使用“北京政权”这样的词汇了。1964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苏两国的核垄断。10月16日我国政府发表了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声明。19日，王国权将声明和周思来总理17日致约翰逊总统的电报交给了美方代表。11月25日，王国权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声明草案。对此，美方代表毫无思想准备，直到1965年2月才作出反应，以不能没有监督为理由来反对我国的提案。在这件事上，王国权作为中方谈判代表抓住了时机，争取了主动，取得了成功。1966年3月，在中美第129次会谈中，美方代表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国政府”一词。这是美方对我国政治态度上的重要转变，王国权迅速将这一情况向国内作了报告。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美会谈逐渐降温。尽管周总理一再指示，中美会谈不能停，但王国权在出席了第133次会谈之后，还是被“造反派”揪回国内，至此，中美会谈终止了。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使外交工作几乎陷于瘫痪。1969年，王国权被下放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劳动，不久又与夫人常玉林同被转移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国庆节后，王国权被周总理调回北京，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协副会长。20世纪70年代初期，对外友协遵照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力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特别是中日友协，针对当时日本佐滕政府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阴谋，做了大量的民间外交工作，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1年8月21日，日本著名政治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松村谦三先生逝世。周恩来为抓住有利时机，派王国权为总理特使前往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并出席日中友协（正统）团结胜利全国大会。王国权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的访日，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8月25日晚，王国权特使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日本自民党等主要在野党和政界要人都云集机场，迎接中国贵宾。而日本政府到机场迎接一个没有建交的中国政界要人，尚属首次。佐藤派遣的竹下官房长官主动迎上前去同王国权特使握手，并表示“佐藤首相希望当面表达对王先生来参加松村先生葬礼的谢意”时，美国记者不禁惊叫：“这是承认中国的举动啊！”在那次短短七天的访问中, 王国权特使除参加松村先生葬礼和出席日中友协（正统）团结胜利全国大会外，还分别同日本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主要党派、日本各界朋友和一些民间团体的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谈，就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问题阐述了中方的观点,陈述了中国争取打开解决台湾问题为中心的中日关系的原则和立场。对此,日本和世界各国的众多新闻媒体发表了很多评论。日本《经济新闻》刊登文章说:(中国特使的访问是)继今春随中国乒乓球队来日本访问的王晓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之后,又掀起的一次“王旋风”。王国权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铺路人。

    1972年12月21日,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巴黎签署了中澳建交公报。王国权于1973年5月1日经香港赴澳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5月24日、26日,王国权分别向澳大利亚总督递交了国书,向惠特拉姆总理递交了国书副本。这是惠特拉姆破例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履行此种公事。澳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告诉王国权,许多国家的大使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惠特拉姆总理。

    1977年9月,王国权奉命出使意大利。那年,他虽已66岁,但踌躇满志,自认为正逢“好年华”,要好好干一番。王国权相信,中国和意大利同属世界文明古国,共同点很多,合作是立体的,方方面面的,互有需求的。只要工作做到家,找到它们的结合点,找到契机,就一定能将中意友好合作关系推上一个新台阶。经过一番努力,意大利掀起了“中国热”。正如外长福拉尼所说:“现在许多部长都有访华计划,一谈起中国就兴致勃勃,都想去中国看看。我作为外长都有点控制不住了。”1978年8月10日,王国权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辞行招待会,意大利官方和各界人士以及驻意使团140多人出席,气氛极为热烈友好。客人们一再赞颂中国,祝愿中国更加繁荣富强,希望意中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此前两周，福拉尼外长还特意在外交部设午宴为王国权饯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强调意大利政府有同中国发展各方面关系的强烈愿望，并对王国权在任期间,为增进两国关系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

    1978年，王国权调任国家民政部常务副部长。1983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外交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88年离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王国权担任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校长，十几年来，为弘扬祖国的书画艺术、做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大批的书画艺术人才。著有《王国权回忆录》、《王国权诗词选》、《王国权常玉林书画集》等著作。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