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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值得珍藏的康氏族谱——读《南康康氏房谱》的印象

浏览： 次 日期：2024-02-26
康氏文化研究会现收存一部复印制作的线装竖排旧版康氏族谱，书眼精细，书脊平整，书角严实，蓝绫书衣，装订典雅，古色古香，左上角书签名之《南康康氏房谱》（分二册）。打开该谱，扉页竖排三行文字：右书“民国九年岁次庚申仲秋毂旦”记修谱时间，居中书“京兆氏牒”四个大字标谱之大名，左书“唐江吕寿山堂梓”志刻印者。翻阅内文，“字大如钱”，版心鱼尾处刻印“南康樟良埠康氏房谱”字样，“樟良埠康氏创修房谱目录”尽显谱之内容丰富，价值宝贵。该谱是献堂会长2016年11月在郑州偶遇购得的，其版本、体例、内容，在研究会所收存的多部同为人瑞康氏的其他支系的现代版谱牒中，显得更为珍贵难得。净手捧读，细心琢磨，我们觉得，《南康康氏房谱》起码为各支系编修家谱提供了以下几方面重要参考。

 一、真实可信的编修原则：存真传信，疑以存疑
司马迁曾把谱与史并提，称“谱乃家之史，史乃国之谱也”。真实是“史”的生命，当然也是“谱”的生命。因此，存真传信，疑以存疑，就成为编纂族谱的最重要原则。《南康康氏房谱》的编修，遵循了这一原则，其价值也得以存焉。
《南康康氏房谱》是民国九年（1920年）创修的樟良埠康氏崇德堂房谱。这个准确的修谱时间，既由承印者赫然刊印于扉页，以“民国九年岁次庚申仲秋榖旦”标识，在多个谱序中注明，也在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二师范的二十九世嗣孙康贤性所作载于一册的“樟良埠康氏创修房谱跋”中有明确交代：“民国九年我族创修崇德堂房谱，至仲秋将竣，性谬襄其事，诸父老命跋其后。性虽不敏，焉敢辞其责乎！”而且，在《南康康氏房谱》二册的“樟良世系”表中，已载入民国年间增丁，特别是载有修谱当年出生的人，“二十九世儒春五子贤亿生民国九年庚申七月五日未时”（一百零四号），与“跋”相应，足见此谱创修于民国九年的真实可靠性。此其一。
二十八世嗣孙儒谦所作“樟良埠康氏新修房谱序”，追溯其源有言，“我康氏一脉祖先繁且盛矣。自后稷得姓于虞，康叔受封于卫，河南家世之显，金陵人瑞之奇，西昌发育之盛，我派繁衍之由，新序旧序言之详矣 ……乃若康姓世居南康樟良埠开基始祖者谁？西昌古瑞山人瑞康氏子信公第十四世孙仲巽公是也。夫仲巽公明季人也，生子四，长守仟，凡属樟良埠康氏者，皆其嗣也。原夫我祖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其初在塘江水南村烧船巷筑室兴家，子孙繁盛。其后胜宰公徙居双江堡樟良埠创造尽善堂，构肯成居住四百余年，传衍一十六世……”。后经明清鼎革、兵燹之乱，虽祠宇焚毁，族谱散亡，然族人敬祖修谱之志世代承传，“命我先考玉庭公斟酌其事焉，奈我先考年衰力薄一木难支……，未能骤合同志。虽然，不敢有违于父命，特于光绪辛巳年搜辑先人遗稿成编……尊胜宰公为一世，房祖敦遇公为二世祖，至若先世祖宗録其名而不序其世，不敢妄为臆断，亦不敢大失本真也”。此序把编修《樟良埠康氏房谱》的由来和支系源流，都交代明白了。该谱是康儒谦继承父志，在众族人支持下，“搜辑先人遗稿成编”的，既是“遗稿”，自然难免缺失，故近详而远略，“至若先世祖宗録其名而不序其世”，以免“大失本真也”。对照谱示“线图”及所列世系表，“西昌康氏源流”自一世国辅公（生后唐天成二年）至三十世“盛”字辈（有民国年间出生者），支派世序井然，历时约千年，是较为真实可信的。而国辅公以上先祖，则以“金陵外谱源流”粗叙之，至于金陵始祖赐公之上远祖，皆略之。作为一个支系的房谱，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确保谱载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也体现出编者的严谨态度和运作智慧。此其二。
当然，修谱在寻根溯源、明辨世系之外，还要记载先祖功德懿行、传承家族文化精神，以光宗耀祖、启迪后昆。对此，《樟良埠康氏房谱》也作出有选择的妥当处理。樟良埠康氏既出自金陵，那么在刊印族谱时明确标示“京兆氏牒”的同时，自然要追述人瑞来历，记载远祖的“人瑞”荣耀。因此，谱中收录了《南唐宰相汤悦礼部尚书徐铉贺人瑞表》（以下简称《表》）和皇帝《初封三将军勅命》（以下简称《勅命》）及加封诏书等重要资料。上《表》者汤悦、徐铉，皆为后唐辅佐后主李煜之重臣，见于《南唐书》。汤悦，本名殷崇义，是唐末诗人殷文圭之子，池州青阳人，博学能文，仕南唐为宰相，曾奉诏与徐铉同撰《江南录》十卷，归宋后，因避讳改姓名为汤悦。然细读《表》，其落款时间“保太十年 月吉日”则明显有错讹：南唐无保太年号，应是“保大”年号书写之笔误，保大为中主年号（其实，后列康仕季于宋咸平癸卯春撰写的“人瑞康氏源流实录”里就有“南唐保大十年壬子即后周广顺三年司马氏一产三男……”语）；且即使为“保大十年”，此落款也不能署月空白，况与史载殷崇义任南唐宰相的时间不符。再看《敕命》所署时间“交泰五年 月 日”，“交泰”是中主改元中兴之年号。《南唐书》载：“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兴……三月，大赦，改元交泰。”但因周帝屡征，南唐被迫臣服，“夏五月，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去交泰年号，称显德五年”。“显德”是后周的年号，“显德五年”是公元958年。那么，交泰五年（姑且以南唐念旧沿用原年号论）应为公元962年。“建隆二年（当为公元961年，建隆为宋年号）春二月，国主（元宗）迁于南都，立吴王从嘉为太子，金陵监国……六月己未疾革，亲书遗令……庚申，殂于长春殿，年四十六”。“开宝元年（公元968年）春三月戊申，（后主）以枢密使、右仆射殷崇义为左仆射、同平章事……”。由《南唐书》中的记载，参考康仕季“人瑞康氏源流实录”所言“南唐保大十年壬子即后周广顺三年司马氏一产三子”，不难看出，《表》和《敕命》的署年细节存有疑窦，需要进一步稽考。我们在此指出存在的问题，绝非为了否定《表》和《敕命》的真实，恰恰相反，是为了以细节的真实进一步确认其真实可信。可以想到，旧谱流传，年代久远，几经重修，又历兵燹动乱，散失损坏，错讹窜入，实在正常。《樟良埠康氏房谱》创修时，编者自然难以看到完好无损的旧谱，所参考者必有残损缺漏处，造成修谱时出现细节疑窦在所难免。对此，有待大家携手进一步稽考，更盼有完整版本得现以释惑。
我们之所以不因署年细节的疑窦否认《表》和《敕命》的真实性，还因为谱载文天祥所作《人瑞康氏族谱旧序》（以下简称《文序》）和解缙所作《西昌古瑞重修谱序》，二序皆明确认定了人瑞康氏之来源。文天祥和解缙都是史上杰出人士，无论才识还是人品，都深受世人称赞，且皆为江西人，对享誉遐迩的人瑞康氏绝不陌生，他们所作的谱序，断不会存悖谬以传世。在此，试举《文序》以证之。文天祥作序的时间是宋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宋史·文天祥传》载：“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天祥）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天祥在国难当头，自己毁家纾难、招募士族抗金勤王之际，慨然为人瑞康氏族谱作序，更显得分外慎重、意重，真实性自不待言。宋德祐元年这一史实，在《文序》里也有真实体现。《文序》言：“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天祥之友康君可与是已。可与与天祥有一日之雅，天祥方欲举靖国家之难，暇时送其谱系一帙，以与天祥校雠……因为序之。”接着叙康氏根源，金陵播迁，人瑞由来，子信居古瑞山之传，概述康可与先祖世系，赞康氏“子姓繁衍硕大，翘楚有人，望信后尤克修厥德，勇毅奋发，蹈忠履孝有如可与者，国辅十世孙真可谓不忝矣。继今而往可与不得媕娿，以当严其家训以寿汝子孙，使此信书不使他人昏瞢则孝道贻遗不斩于今日。天祥之浮沉不可得而知，脱有所征召，可与当奋然一往，同济国难，以全汝忠孝也宜哉”！查谱载“西昌康氏源流”世系，可见十一世“可与公”的信息：“宗奭长子，号与畊，生嘉定十八年（公元1225年）乙酉二月，殁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甲午，葬十四都石古坑黄土岭侧月形卯山酉向。”据此可知，康可与享年仅55岁。其殁年正是南宋末代幼帝赵昺由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在崖山跳海而亡的那年，很有可能他是十万军民也相继投海殉国者之一。由此更能看出，康可与当年请文天祥为族谱作序的用心多么赤诚，康家有如可与者，亦见家风承传之深厚！且文天祥此序，还见于明崇祯年间版本的《文天祥文集》（以《瑞山康氏族谱序》题收录），亦证其真实可靠。此谱有《文序》，价值弥足珍贵。
然而，载于《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的魏峰《文天祥文集<瑞山康氏族谱序>考》（以下简称《魏考》）一文，却对《文序》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篇伪作。《魏考》旁征博引，以严谨的态度，从《文序》收入《文天祥文集》的时代、序文缺少纪年以及人瑞三兄弟的正将、副将、参将官职与时代不符等多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文序》“必是出于后来的康氏族人，并在万历中期之后形成……最终在崇祯时期文天祥文集刊刻时被收入文集，成为文天祥传世文章中的一篇”。《魏考》的质疑不无道理，论证的逻辑也科学严谨，但忽视了对象本身的特殊性，以寻常的考证思路来对待颇具特殊性的留存民间的一篇谱序，很容易得出偏颇的结论。人瑞康氏樟良埠支系保存的《南康康氏房谱》就恰为《魏考》质疑处提供了不同的反证，说明《文序》的真实性。
《魏考》质疑：“全序并无纪年，仅可推知或在文天祥起兵前后，难以与文天祥行实进行比较，康可与也于史传无载，无法了解其生卒家世。”而《南康康氏房谱》把这些疑问全扫除了。谱载《文序》（题名《人瑞康氏族谱旧序》）有明确纪年“宋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也有康可与生卒及家世，这些内容都与序言内容相吻合。而《魏考》依据的则是《瑞山康氏族谱序》，缺失了作谱纪年。这就提醒我们，当初文天祥在国家危难奋起抗敌之际应康可与之求为人瑞康氏族谱作序，他自己不可能保存手稿，而康可与收到此序时，亦当随文天祥“奋然一往，同济国难”，序之命运必然辗转飘零，人瑞康氏各支系在传承中难免遭遇损毁而残缺不全者。可见，流落民间的一篇谱序，未能收入景泰本的《文天祥文集》，直到明崇祯年间，经由“文天祥故里人张祥”搜检遗文，《瑞山康氏族谱序》方被收入文天祥文集，此命运多舛的史实，是合情合理的。读《南康康氏房谱》，其载《文序》和康可与身世，岂非有助我们为《魏考》释疑呢？
《魏考》还从谱序所载官职来质疑《瑞山康氏族谱序》，认为“康氏长幼三人入宋后有所谓正将、副将、参将，其中参将显非宋制，而是明代职官。正将、副将、参将之序列，也系明洪武时期出现的出征 高级武官序列”。此疑点，《南康康氏房谱》所载《南唐宰相汤悦礼部尚书徐铉贺人瑞表》和皇帝《初封三将军勅命》也同样有助释疑。这里，《表》和《敕命》都是南唐产物（尽管纪年尚需进一步考证），以宋、明官制考之自然不符，且《敕命》是因“一产三男”之人瑞气象而发，仅是一种赞誉封号，而非真实的官职任命。既如此，汉代早有多样的将军称号，《敕命》给康氏三兄弟以“正将军、参将军、副将军”之称号，就未必受正式的官制限制了，仅表皇上嘉奖之意而已。不知如此推测当否？如果推测有道理，而谱载的《三将军镇守两广敕谕》和三篇加封三将军并妻诰命，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且这四篇中仅《加封康子忠京兆郡男镇国三将军并妻诰命》署纪年“交泰八年十月”，其余三篇皆无署年。或许樟良埠族人创修此谱时，也曾甄别这些资料，有过疑惑，困于无解，只好“疑以存疑”了。
由此，我们是否能对《南康康氏房谱》的历史真实性多一层认同呢？《文序》《表》和《敕命》等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让这帙康氏房谱平添了厚重的价值。此其三。
二、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修谱范例：文无定法 有章可循
古来常言，文无定法，有章可循。家谱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应用文体，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基本范式，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必须以适宜的形式呈现出来。江西樟良埠族人精心创修的《南康康氏房谱》，是“搜辑先人遗稿纂而成编”的，继承中有补充、创新，为今人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修谱范例。
先说“目录”。谱在“樟良埠康氏创修房谱目録”栏列出31个条目，显见大多内容是来自“搜輯先人遗稿”，新创者有限。但这些都是编纂族谱应有的内容，参考价值自不待言。“凡例”之后列入“新修谱序”条目，谱中依次可见参与创修族谱的28世嗣孙儒谦、儒颐，29世嗣孙士深、28世嗣孙儒临、儒咸，29世孙士渭、贤懿等各自撰写的共7篇新修房谱序；后列“康氏创修房谱跋”条目，谱中可见29世嗣孙贤性撰写的“樟良埠康氏创修房谱跋”一文；目录所列“领谱字号、经修名次、乐捐”三项，谱中皆有显示；目录所列“瓜瓞图并说、世系”两项，皆对“先人遗稿”作了补续。加上完全由“搜辑先人遗稿”所列的23个条目，就构成了一部族谱最基本的结构布局，后人编修族谱时可作参考，结合实际作出取舍。
再看“凡例”。“凡例”是谱牒开篇之言、列“目录”第一，为开卷者提供阅谱的导引，知入谱内容的选取原则。《南康康氏房谱》以“凡例八条”明示，说明了该谱“遵欧苏图式线图”的世系排列方式、修谱之举的发起、名字避讳的记录、婚娶子嗣的选录、抚养继嗣的原则、正娶继娶和夫存被出夫死他适者的入谱记述、族人功名职衔的实录、谱内世系立柱的记录内容等八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看过‘“范例”，再读谱载具体内容，我们不由会称赞此“范例”堪称典范，不能不承认“范例”之于谱牒之重要，编纂族谱时可以效仿。
这里，重点说一下“瓜瓞图并说”和“世系”两项。这两个项目的内容是一部家谱的主体承载，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家谱的价值。“范例八条”首先说明创修《南康康氏房谱》是“遵欧苏图式线图”而成的，这一原则具体贯彻在“瓜瓞图并说”和“世系”之中。所谓“欧苏图式”，就是中国传统族谱编纂中世系排列常用的欧式和苏式两种模式：欧式就是欧阳修式，是北宋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编撰《欧阳氏谱图》时创立的，采用表的形式列出世系传承，世代分格，自右向左横行，每个世代人名的左侧或多或少记载其生平简历，诸如字、号、生卒年月、功名、迁徙经历、配偶、葬地、子嗣等；苏式是苏洵式家谱的简称，由北宋文学家苏洵在编修《苏氏族谱》时创立，其采用西周宗法制的编修原则，既强调纵向的父子继承关系，又重视横向同辈兄弟分支的区别，自右向左，世代直行下垂，像珠子门帘一样，故又称之垂珠体。欧式和苏式各具优势，亦各有局限，编修族谱者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宜的选择。读《南康康氏房谱》，可以清楚意识到其“范例”所言的“遵欧苏图式线图”的编修原则。兼用欧苏两式，并取两者所长，给族人奉献一部世系清晰条理的族谱，给后人编修族谱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仅此亦足见此谱之珍贵，相信欲编修家谱者定能从中受益。
顺带说，此谱收录了康仕季于宋咸平癸卯春（公元1003年）撰写的“人瑞康氏源流实录”和康梦相于万历丙午（公元1606年）仲夏月撰写的“西昌人瑞康氏续修谱序”，两者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修谱信息。前者有言，“郎不肖幸忝进士第任江淮制置，咸平壬寅官途会遇桂州观察使宗人伯雄同袨归扫于朱（当为“乌”）衣巷”，因得“首阅其祖大理寺少卿康澄日记”，故作此实录，以“垂之后裔深藏韫匮永为家宝焉”，此与山东费县谱所言康澄奉诏修康氏族谱的史实又联系起来了。后者为二十世孙梦相撰写，由序可知“西昌人瑞康氏续修谱”承继仕季公“人瑞康氏源流实录”所言，谱列姓苑纪、世次纪、家传纪、地员纪、墓道纪、祠仪纪、恩綸纪、艺文纪、家训纪、订讹纪等十纪，条理清晰，内容丰赡，并明确了外谱与内谱之分，言外谱“自中原徙金陵江左世家有可考信然亦略矣”，內谱“自始祖国辅公至今日凡二十五世具详”。此谱“十纪”，堪称家谱体例典范，其“订讹纪”尤当推崇。《南康康氏房谱》的大结构，可见承继“西昌人瑞康氏续修谱”的痕迹，惜乎此谱不得一睹，若有幸读到此谱，“订讹纪”也许能给我们解除不少困惑。
三、创修房谱未作深入稽考校雠：美中不足 留有遗憾
郡廪生28世嗣孙康儒谦撰写的“樟良埠康氏新修房谱序”明言，此谱是承父命，“特于光绪辛巳年（公元1882年）搜辑先人遗稿纂而成编”的，因而对樟良埠开基祖以前康氏源流、繁衍、播迁情况“见于乘传者历历可稽，兹予为序又何庸赘”，皆依先人遗稿所言而传世 。所以，尽管此谱“未尝窃附己意，每与本族叔侄兄弟同参考订搜辑成编”，历时38年，直到民国九年付梓，因缺少深入悉心的稽考甄别，旧谱遗稿，残损错讹，自然造成此谱美中不足，留疑颇多，成为以下遗憾。
其一，编目排序不够规范。目录编写不严谨，存在目录标题和内文标题不一致、目录顺序与内文排序不一致，且谱的全文没有统一的页序，目录缺少对应页码的标注。因此，族人阅谱多有不便，难以对照目录即可查看欲阅的内文，不利“目录”之用的发挥。
其二，搜辑先人遗稿，考辨校雠不足。从《南康康氏房谱》收录的康仕季于宋咸平癸卯春撰写的“人瑞康氏源流实录”、文天祥于宋德佑元年所作《人瑞康氏族谱旧序》、解缙于洪武二十七年所作“西昌古瑞重修谱序”、康梦相于万历丙午撰写的“西昌人瑞康氏续修谱序”、邹元标于万历壬子年作的“西昌人瑞康氏族谱序”等资料看，人瑞康氏族谱虽经多次撰修，但世系传承皆依仕季公“人瑞康氏源流实录”所述，以国辅公为始祖，自三将军而开枝。因此，樟良埠康氏“搜辑先人遗稿纂而成编”的本支系房谱，就必须对搜辑的“先人遗稿”进行认真考辨、对创修的房谱作细致的校雠，以免留下错讹，贻误后人。如，前文提到的“保大”年号误作“保太”“保泰”，在谱中别处亦见，“世系”栏里“国辅长子子文公”条记：“南唐保泰十年壬子即后周广顺二年兄弟同乳而生，……”，也把年号“保大”错写成“保泰”。其实，“保大”年号，不仅收录的仕季公“人瑞康氏源流实录”中有明确记述，而且有关帝王年号，亦可依历史典籍来稽核，只是“搜辑先人遗稿”而缺乏认真细致的考辨，才将仕季公明确记述的“保大”误作“保太”“保泰”了，如此鲁鱼帝虎之谬，若经过仔细辨析甄别，断不会出现的。可见，修谱之工，定要严谨细心，考辨校雠，不可稍有疏忽。
此外，“以谥为氏”，以讹传讹。自仕季公所撰“人瑞康氏源流实录”以下，人瑞康氏族谱的历代续修谱序中，大都沿用康姓“以谥为氏”的表述，此说有历史依据，也是宋代姓氏学流行的观点，非仕季公之错。唐代姓氏学盛起，名臣张说在回答武则天姓氏之问时，就提到了因生赐姓、以国为姓、以官为姓的三个主要来源。“以谥为氏”之说，则本于唐代林宝编姓书《元和姓纂》：“康，卫康叔之孙以谥为姓也”（此书第一册606页）。到宋代，郑樵和邓名世都沿袭林宝的提法。郑樵《通志·氏族略》：“康氏，姬姓。卫康叔支孙以谥为氏。”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康，出自姬姓，周文王子封为卫侯，谥曰康，支孙以谥为氏。”然，早在《左传·隐公八年》中就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的故制。康叔本姬姓，名姬封，武王伐纣胜利次年（公元前1045）被封于康城，始称康叔（或康叔封），方有康氏，属“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后因他平定三监之乱有功，又被周王朝徙封于卫，成为卫国开国之君，因而才有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同时，当代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康叔所处的时代尚无谥法之制，史籍也从无康叔死后“谥康”的记载，相反史籍和大量出土文物却证明，康叔是因封康城而得氏的。因此，我们建议各地宗亲，大家要统一认识，康姓得氏是胙土命氏者，非“以谥为氏”也，切莫再以讹传讹。
综上所述，《南康康氏房谱》称得一部价值不菲的家谱，值得各地康氏宗亲，尤其是人瑞康氏各支系宗亲认真研读、借鉴。其体现的存真传信、疑以存疑的修谱原则，其包含的丰富宝贵人文资料 ，甚或其留下的美中不足之遗憾，都给我们提供了寻根溯源编修家谱的有益参照和深刻启示，引导今人编修家谱少走弯路。囿于资料匮乏，困于学识肤浅，此文所言亦难免错误与不当，欢迎宗亲们批评指正。

    （作者：康心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