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风不但作品数量大，占十五国风的四分之一，而且作品题材丰富，内容广泛。后代论诗者，对卫国诗歌，有褒扬的，有贬抑的。如何正确理解卫国诗歌，我们可以从先儒的诗论中寻找答案。

首先是对“思无邪”的理解。《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概括出的理解《诗经》的纲领。“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本意是马儿驾着战车沿大道奔驰，不跑偏斜。按孔子的说法，《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思想都是纯正的。宋代朱熹《诗集传》：“赋也。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由其立心之远。”朱熹又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简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称之以，以为可当三百篇之义，以其要为不过乎此也。学者诚能深味其言，而审于念虑之间，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则日用云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苏氏曰：‘昔之为诗者，未必如此也。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孔子读到《诗经·鲁颂·駉》中“思无邪”，触发内心，才借来做解读《诗经》的纲领。按朱熹理解，“思无邪”就是“无所思而不出于正。”朱子在《论语集注》里还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认为《诗经》三百篇，其功能都是使人保持性情之正。李泽厚《论语今读》：“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露，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认为《诗经》三百篇，都是作者真情的流露。流露出真性情，就是“思无邪。”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起重，取其可施于礼仪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雎》之乱（乱：治。这在训诂学中称反训，就是用反义词来解释。例如《左转·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曰：‘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说文解字》《尔雅》都把乱解释为治，乱臣就是治乱之臣）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这段话，值得我们仔细玩味。“取其可施于礼仪者”，这是孔子删诗时的重要标准。三千余篇在删诗时十去其九，可见选取标准之严苛。“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就是删诗取得的积极成果，同时也可以看出孔子删诗时的指导思想。《诗经》共311篇，其中六篇只有篇目，没有诗词，实际上有305篇。说“诗三百”，是取其约数。三千余篇删得只余三百余篇，可见留下的皆是精华。当然，后世所说的“郑卫之音”的郑风和卫风，有什么理由把它们排除在外呢？

其次，从《诗经》的功用上看，《卫风》表现得也非常充分。《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兴”，《十三经注疏》汉毛亨传：“孔曰：‘兴，引譬连类。’”按孔安国的说法，就是通过形象的比喻，从而让人产生联想，从中理解抽象的事物或道理。“观”,《十三经注疏》汉毛亨传：“郑曰：‘观风俗之盛衰。’”一国之政，成一国之音，兴一国之风。诗歌、音乐和时政是紧密相连的，通过诗歌，可以观察一国、一时的时政盛衰得失，可以达到自考证也就是自我评价施政得失的目的。西汉戴圣《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几句大意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时代的音乐必然充满安闲与欢快的情调，显示了当时政治的和谐；动乱之世的音乐必然充满怨恨与愤怒的情调，显示了当时施政的乖谬；面临亡国之险时的音乐，必然充满悲伤、忧愁的情调，因为百姓正在遭受苦难。不同时代的音乐与当时的政治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仔细品味卫诗，就可以体味到其中不同的韵味。“群”，《十三经注疏》汉毛亨传：“孔曰：‘群居相切磋。’”人们在一起讨论切磋，各抒己见，增进了解，达到团结和谐的目的。“怨”，《十三经注疏》汉毛亨传：“孔曰：‘怨刺上政。’”按孔安国的说法，“怨”就是对国家不良政治的讽刺和批判。“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说明通过学《诗》，可以明白侍奉父亲、侍奉国君的道理。“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说明通过学《诗》，可以使人博物多识。

    清代程廷祚《清溪集》：“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兴、观、群、怨中的“怨”，指的是怨刺上政，是对不良政治的批判，和“美、刺二端”中的“刺”意思基本相同。而卫风中大量刺诗的存在，正是卫人关心政事政风，在道德选择上积极向上，不失赤子之心的体现。在《诗序》中和汉唐人注疏中，明言是怨刺之作的有相当大的篇幅。《诗经·邶风·柏舟》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毛亨传：“君近小人，则贤者见（见：被）侵害。”《诗经·邶风·击鼓》序：“《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州吁是庄公之子，少受宠爱，喜好军事。卫桓公继位后，州吁骄横奢侈，被桓公罢免职务，出国逃亡。公元前719年，州吁弑杀卫桓公自立，史称卫前废公。州吁弑君篡位，穷兵黩武，不能安定百姓，因此不受国人拥护。同年九月，卫国大臣石碏联合陈国国君陈桓公杀死州吁，拥立卫桓公之弟公子晋继位，是为卫宣公。诗中有“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的话，可见从征将士久戍于外内心的痛苦。《诗经·邶风·雄雉》序：“《雄雉》，刺卫宣公也。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也。”《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序：“《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诗经·邶风·旄丘》序：“《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这是宣公时代的诗。黎国的臣子责备宣公没有尽到保护黎侯的责任。这里面也透出了积极的信息，说明宣公在位时，任方伯，即一方诸侯之长，卫国仍保留大国的地位。宣公虽然行为不检点，后宫混乱，但他不失为一位有为的国君。《诗经·邶风·简兮》序：“《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唐孔颖达疏：“卫之贤者事于伶官之贱职，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为王臣。”《诗经·邶风·北门》序：“《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诗经·邶风·北风》序：“《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诗经·邶风·静女》序：“《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诗经·鄘风·君子偕老》序：“《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诗经·鄘风·墙有茨》序：“《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宣公去世后，齐国担心宣姜在后宫失去地位，就逼迫昭伯顽娶了宣姜。因昭伯顽比宣姜低一辈，因此才有人做诗刺之。其实，在当时列国，这种政治联姻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诗经·鄘风·桑中》序：“《桑中》，刺奔也。”因当时卫国商品经济发达，带来的是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在民间，青年男女幽会是很平常的事。《周礼·地官·司徒·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因此，《诗序》的作者对《诗经·鄘风·桑中》理解有偏颇。《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序：“《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这还是和宣姜嫁昭伯顽有关。《诗经·卫风·考槃》序：“《考槃》，刺卫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 《诗经·卫风·伯兮》序：“《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反：返）焉。”《诗经·卫风·芃蘭》序：“《芃蘭》，刺惠公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诗经·卫风·有狐》序：“《有狐》，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失时：失去婚配的最佳时机），丧其妃耦（妃耦：配偶）也。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杀礼：减少礼仪活动）而多昏（昏：婚），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当时，无论是征戍、灾荒还是人祸，对普通百姓的婚配都会造成很大影响。而统治阶级对发展人口应给与充分的重视，因为人口多少是国力的体现。大量刺诗的存在，也和州吁、宣公、庄公、惠公当政时的政情世风有关。因为当时无论是宫廷内部管理还是用人取舍上，都一定程度上存在失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社会层面上，这就是当时刺诗产生的背景。有明确的是非标准，有批评的声音能宣泄出来，是国家仍然有前途的表现。当时，卫国在诸侯国间的地位并没有明显下降，这就是明证。

前面我们提到，清代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而卫风之中，恰恰就有大量美颂之诗，这才是卫风的主流,是卫国834年超长国祚的保障。《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则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庸》《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 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对卫风的评价，季札除了用“美乎，渊哉”赞美卫风外，更从根本上指出了影响卫风的核心要素，即康叔和武公的德政传统。因一国之政，成一国之音，兴一国之风。公元前544年，季札遍访中原诸侯国，经过卫国时，与卫国大臣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会见后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正因为康叔、武公奠定的以德立国的影响，卫风中的作品，美颂之作是卫风的主流，影响才是最大的。

《邶风·二子乘舟·序》：“《二子乘舟》，思伋及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故作是诗也。”我们先从今存的公子伋公子寿墓说起。   

公子伋公子寿墓又名太子冢。太子冢位于山东莘县十八里舖镇太子张村旁，是春秋时卫国太子伋与其弟公子寿的合葬墓。墓分南北。南为太子伋墓，北为公子寿墓。今墓前有碑，碑上有一联，上联曰：孝义高风应万世，下联曰：忠信亮节足千秋。太子伋和公子寿堪称卫康氏家族中忠信孝友的典范。《史记·卫康叔世家：“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娶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说：悦）而自娶之，更为太子娶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寿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伋。”虽然这样的人伦惨变让人痛惜，但太子伋之忠孝，公子寿之悌义，也感动了无数国人。卫人赋《二子乘舟》歌咏其事，寄托国人的悲伤与哀思。莘地百姓也感念太子伋与公子寿的孝义，至今仍岁时致祭，并培土添坟，使太子冢日渐高大。虽世易时移，但高大的墓冢和巍峨的墓碑，仍在寄托人们的敬仰和哀思。

《邶风·柏舟·序》：“《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蚤：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夺：夺其志，即强迫她改变志向），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鄘风·蝃蝀·序》：“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国人不齿，反映的是一种有共同取向的普世价值观，说明卫人并没有因为个别国君、个别时期政教混乱而在道德选择上偏离正确的轨道。《鄘风·干旄·序》：“美好善也。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反映出在卫国好善之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影响。《卫风·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历览卫风，《硕人》一诗中表现出的对被谗毁者的同情之心，《二子乘舟》中表现出的对被谗害者的悲悯之情，《木瓜》中的知恩图报思想，《伯兮》中女主人公对丈夫的忠贞，《凯风》中孝子的孝思以及前文我们已经论及的多首诗中体现出的自上化下的良风善政、六位女诗人作品中反映出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典范行为、大量刺诗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这些就是卫风思想的主流。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淫就是不过分，这和周礼主张的诗歌抒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正平和之旨是契合的。既然国风整体上就是这种格调，卫风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但卫风在十五国风中，是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的。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卫风中不乏来自民间的新鲜火辣的音乐，这种音乐繁复美听，受到欣赏者的喜爱，有巨大的感染作用。《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孔子生活在他认为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他感觉到了这种新诗新乐对传统礼制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威胁，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康镇明）